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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卡访谈录:诗人怎样死而复生?(张真)

问:最近是不是有不少感触?
   最近一段时间,见过与没见过的都同时出现了。八十年代的诗人,北岛、翟永明、欧阳江河,还有年轻的几个诗人周瓒、赵野、西川,朦胧诗后朦胧诗后后朦胧诗,九十年代搞电影的一拨人、二十一世纪贾樟柯,搞电影时候认识的一批人都同时出现了。是在同一个台上的感觉,好像这个空间被压缩了。所有人都出来了,好像牛鬼蛇神一样(笑),写自传的时候可能到了。
   问:自传还没写吗?
   答:还没写啊。忙着写论文哪,写别人的东西啊。
   问:还没毕业吗?

   答:早就毕业了。
   问:做教授?
   答:做教授。都已做了七八年了,都转正了,做终身教授,还写了书。
   问:在纽约?
   答: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研究系终身副教授。铁饭碗,松一口气了(笑)。做到这一步也比较累,要教书啊、写东西、发表啊,还要生小孩,搞得我是好累。
   问:你现在就是在美国常待了?
   答:对,瑞典也不常去了。因为我老公现在也来康奈尔大学教书了,人类学系。
   问:现在外交官也不做了?
   答:不做了,早就不做了。我们九十年代初就不做这个了,腻烦了嘛。过去了以后就需要沉淀一下、学习一下、再回炉一下。当时你们也知道的,在大陆一毕业就走了嘛。
   问: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答:马思中。我出的那本诗集中有介绍过。一个很漫长的故事,我在写书的过程中要从头慢慢道来。但我老是觉得没有准备好,觉得自己还太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想很主观、很冲动的去写自我膨胀性的东西,好像要靠那个东西去畅销。是一种反思,在这个时代与其他人的关系等等。我倒是通过学习电影史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与别人的对话,去了解历史,去挖档案,上海早期电影的历史,中国文化史。这反而让我绕了一个大圈子去了解自己,了解上海,了解中国现代进程的来龙去脉。很有意思的是,绕了一个圈子回到康奈尔,这里原来是胡适当时留学的地方。我在自己的书里还写到过胡适呢。他当时在这里是学农业,结果还是去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
   问:胡适先是从农业,然后才转到哲学上来的?
   答:对。就像鲁迅当年去学医一样的,科学救国。看了别人写他的传记,有人说康奈尔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与中国现代人权有一个关系。93年有机会来这里念博士。但我没有来。我选择去了芝加哥。我没想到最终还是来这里,不知道与这里是什么关系(笑)。
   问:你住到这里来是因为你先生,他来这里工作?
   答:前几年,我在纽约的时候,他在瑞典。我们芝加哥大学毕业以后,他回瑞典去东方博物馆当馆长。他学中国学嘛,考古学,人类学,当时正好这个位子空缺,而且他是瑞典这方面少有的人才,他可以说是瑞典的一个海归。待了5年以后,我因为照顾家庭生孩子,他那边也觉得差不多完成了,所以就再回到美国来,找了这份工作。同时找到纽约就很不容易,能在同一个州工作就很不错了(笑)。
   问:和你先生认识的时候,他的正式头衔是什么?
   答:没有什么头衔,就是学生嘛。
   问:那时候他还不是外交官?
   答:不是。外交官是以后的事。
   问:那为什么要把你开除呢?
   答:跟外国学生谈恋爱就够你受罪了。并没有直接说是开除,他就给你施加很多压力,孤立你呀,让你受不了了,就自己退学了。我本来也就受不了了,学那些很荒谬的东西,千篇一律。
   问:你当时是中文系?
   答:新闻系。
   问:二年级?
   答:三年级。
   问:马思中呢?
   答:他就是留学生,待了两年吧。学中文、历史、文学。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二十五年历史,说起来太长。
   问:好。你已经多久没写诗了?
   答:这个……,可以说是没发表。
   问:没发表,但还是一直在写?
   答:没那么频繁,但还一直在写。
   问:最近想写诗是不是因为突然出现那么多写诗的人给你的刺激?
   答:有很多因素。生活有很多变动,里里外外的。前几天跟你们俩联系上以后,我对自己的想法整理了一下。我现在确实有很多冲动,想写一下,也有时间了。
   问:你原来写诗对你后来去搞电影有什么好处?
   答: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大学时代,在那个压抑的环境下,有时候能看到电影剧本,能够看到有限的电影,觉得是一种精神开放的时机嘛。所以当时学写诗和喜欢看电影应该是并行的。
   问:你拍过电影吗?
   答:我学过呀。我去瑞典学过电影制作。我觉米龅缬爸谱魈眩焉习 ⑸嫔系鹊取O衷谘芯渴韬孟癖冉先绕鹄戳耍运嵌蓟乩戳耍飧龆加泄叵担匦掠懈鍪枞取U獯巍吨泄露懒⒌缬敖凇罚伞督裉臁分鞒植呋模钡菏欠⑵鹑酥弧;ハ啻鲜丝慷懒⒌缬按碌缬翱坷鲜舜D忝钦獯卫锤蘸么砉绻缫桓鲂瞧谀忝蔷透仙狭恕!督裉臁纷罱囊桓鲎褪且桓龅缬白ê牛梢匀ネ峡纯础<终量隆⑼醭⒗钛舻任甯龅佳荻脊戳恕5缬敖谏匣辜搅说杂烂鳌?问:就是这次在美国才见的?
   答:是,就在纽约嘛。我以前一直都没见过翟永明,虽然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过通信联系,她比我大几岁,是同代的嘛,在女诗人中间算是一类的。我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她,感触很深。但匆匆忙忙也没有深谈。
   问:你现在在学校里就是搞电影史?
   答:对。我的专业是中国电影史。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写上海电影文化史。那时我们在上海见面(指十年前访者与张真在复旦大学的会面),然后我又去北京等地,就是去收集资料,为了写博士论文。
   问:你写自传是用中文写吗?
   答: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用英文比较顺。回到前面的问题,见到翟永明、北岛这些前辈,指路人吧。北岛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十八、九岁时候认识的,现在自己都成了中年人了,老诗人了(笑)。我有一段时间不写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想重复一个被国内的写诗圈子接受的张真这样一个女诗人的形象。我已经变化很多,我离开中国的时间比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更长了。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离开中国有二十三、四年了嘛。人家记住的永远是过去的那个张真。就像这次电影节上见到赵野,他说:“张真?你就是那个上海写诗的张真?!”所以常常觉得,又是以前的那个我,又不是。
   问:我记得八十年代曾得到过你的一本诗集,扉页上是你的一张照片。那时的张真给我一种神秘感。
   答:我在镜子里面看自己,好像又有点像二十几年前的那个我。可能我的很多诗开始流传的时候,我本人已不在中国了,很多人没见过我。83年我就已经离开中国了。后来我又回去过几次。我先生当外交官的时候,我在北京生活,那种生活差不多有点不像在国内的样子。
   问:以前读你的诗发现你对生活细节的观察非常细腻,你重新写诗的话仍将一以贯之?
   答:细节还会有,更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在里面。我当时很年轻,二十五岁不到就写了好多东西。后来就慢慢写得少了,搞学术了。有点像二十年代一些浪漫诗人,二十岁当诗人,三十岁当学者。
   问:你搞电影以后反过来对你写诗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到了国外就看了很多电影,艺术电影,就是让你的诗电影化,更超现实主义化,更身体化。那一段又过去了,因为电影的范围其实很广,那些不喜欢的主流电影啊,老百姓喜欢看的电影,以前不屑一顾的,现在成了我的研究对象了。学会怎么样去欣赏,从历史的脉络,文化的角度看,对我有一种新的启发。比如说97年从上海回来以后有一首诗,引用上海老电影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啊,这些电影史上的文本,好像印合了我当时成长的一种阶段,怎样看上海重新经历一场大的蜕变。三十年代上海经历了一场蜕变,到了九十年代,又重新经历了一场大的蜕变,突然有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跟我当时个人的理念交叉。学术的研究跟我个人主观的体验就发生融合了。后来慢慢的就写得不太多,可能主观上觉得有一种压抑,又觉得有幸作为一个女人,我可能一直想证明自己。从小学,到大学,到所谓的后朦胧派女诗人,都给别人一个印象就是我是一个很冲动的、主观性非常强的另类诗人。怀疑自己是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这好像就是整个女性文化的一种传统,可能潜意识当中一直就想学会怎么样做一个会思辨的女性。除了能够用诗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以外,怎样可以去关怀别人的痛苦,别人的成长历程,自己跟别人、跟大的事件、社会,除了中国以外有一种更多的交合处。所以我去上这个学,研究生院给我这个奖学金可能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让我去开辟另外一片天地,慢慢就克服这种自卑的障碍。
   哦,这位女诗人比一般女人更弱的就是不能理性控制自己,不能像北岛那样很冷静地抓住这个历史时代。可能一段时间我要通过别的语言,不是诗的语言,不是中文去达到这个梦想。我现在觉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研究电影,研究电影史,让我把自己缩小,缩得很小,因为以前是很膨胀的自我,这个膨胀的自我有它非常美的东西。
   我十八、九岁长大的时候确实就像一朵花绽开来一样,虽然很痛,但这个痛却很美,可以让人家看到每一朵花瓣绽开来的过程。就像照相机定格在那儿一样的。后来我发现这种膨胀最后会毁灭你,花会掉。要重新落定,找到新的土壤,要重新播种,重新耕耘,对不对?以前在复旦大学那个诗刊,叫做《诗耕地》,我们都在那里耕啊耕啊……
   虽然有人说中国诗歌失去了一位好的诗人,但研究电影史却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我做过一次当代电影的扫描,九十年代的,那本书是新编的,刚出版的,我这也就有了一个交代了。中国电影史的两端,开头的一端和结尾的一端我都做了。我接下去要做的工作,去年一年我研究二十世纪中的一段。我的理想是写一个三部曲,第一步和第三步都已做了,能做的我都做到了,那么我要做中间的,我不太了解的、冷战时代的、我们成长的阴影下的,不仅是大陆还是香港、台湾,广大的华人地区。像我们这样的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是怎样的一种文化身份,我想了解他们那些离开大陆的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后话了,作为学者道路上设想的一些挑战,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哇,我是不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去重新摸摸自己身上的伤口?
   我又要做诗人,又要做学者,又要做老师,又要做太太,又要做母亲,角色很多,有时压力非常大,好像这几方面都不想有所放松、打折扣……正常的生活来到以后,它带给你一种稳定感,一种满足感,但同时也使你感到危机。
   问:你能否再深入谈谈你与诗歌的关系?
   答:讲来讲去还是讲到诗歌。这几年发表诗没有主动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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