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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文在1980年代前后的苏醒

1980年,我只是一个懵里懵懂的文学青年。那一年,我已经21岁了。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是1977年,算是中学毕业了。毛时代的学校,其实也无所谓毕业不毕业的,离开学校,只是意味着你已到年龄,你的年龄够成为社会螺丝钉了。所以,毕业,并不是学业的完成,而只是说你可以去干活了。
   我离开了学校,但却没有真正踏上社会,而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也就是说,我想做一个干活的人并不合格。
   表面上看,我的残疾原因使得用人单位不能够接受我;但是,个中真正原委,只是在30年后才向我揭开了谜底。
   3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在我中学毕业的身体检查表上的某一栏里,赫然写着的我的身体检查结果:双足呈猪蹄状。

   今天我写到这,依然令我惊心。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恶作剧,竟如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1977年之前,也就是毛活着的时代,残疾人是由国家包分配的。但1977年开始,国家不再统包,用人单位在考核用人对象之后,有录用与否的选择权。
   30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那些身体状况比我更差的人却被录用了。现在,我完全可以理解用人单位的反应:当他在我的体格检查表上看到这样的描述而继续录用我的话,那才真叫奇怪。
   我们管分配的老师找到我,说我在回答用人单位的提问时,思想不够端正,有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
   因为他们问我:“喜欢什么工作?”我答:“喜欢在图书馆工作。”这就说明我是好逸恶劳的。后来换了一家单位,我改变了回答问题的方式,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但依然没有被录用。
   我在学生时代的独立幻想就此完全破灭。我被甩在了社会的边缘,天天坐在家里,坐在家门前的一小块天空下,遥想另一颗星球上的奇迹。
   一个接一个的初夏时节,到了1980年的那个初夏的晚上,天空中的一个闪电,顿使夜色中的一切尽显。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小诗,这首小诗是一颗种子,以后长成的诗歌之树与这颗种子一脉相承:
   
   
   雷电
   
   
   雷电刺破夜空
   把浓密的黑暗劈做两半
   
   黑暗在怒吼的余声中
   合上了创口
   (5/28/1980)
   
   对诗歌的爱好源自童年时代,最早给我以诗歌启蒙的就是唐诗宋词。
   我的舅舅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在他的笔记本上抄满了各种古诗。偷看舅舅的笔记,使我对韵文的感受力获得了第一次可贵的锤炼。后来,在我的笔记本上也抄录下了李白的《长相思》,光是相思这个词本身,就给了我有关两性之爱的无穷幻想。有一次我的笔记本被邻居无意中看到,还引来了一番嘲笑。
   那个年代,公共话语的词典里是没有“相思”这个词的。邻居表面的嘲笑,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变异的渴望。不过那时,我却也在内心里嘲笑着他的无知。
   在中学里,我继续沉浸在词语排列的乐趣中。
   我有一个同学,因为姓汤,于是,他的外号当然就叫汤司令。于是,对词语排列的游戏又一次从他开始。那时候,林彪刚刚倒台。于是,汤司令而下,副司令就是林彪,军长则是刘少奇,副军长是邓小平,当然,再下的师长团长之类就是我们班上其他同学的名字了。名单被排列得整整齐齐,颇有几分分行韵文的美感。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份名单会落在了老师手里,于是我便被叫进了办公室。老师问我这份名单是谁写的,我承认是我写的。老师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组织反革命集团。如果上级领导追查下来,你怎么交代?”我当时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领教了文字禁忌的冷酷性。
   然而,对韵文的兴趣持续向前。
   老师在课堂上布置的作文竟然是写诗。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明确自己的写诗行为。我写的这首“诗”,也许是班上唯一一首写的比较像是“诗”的诗。
   对写诗的冲动却由此开始萌动,我在日记本上进行所谓“诗”的涂鸦亦由此开始。这时距1980年尚远,我有许多时日进行幻想,我否定了自己未来人生的几种可能性:比如画画,比如做一个小说家。诗歌是一种最便利的,直接越出我们的内心即可成型的一种艺术,它是语言中的精华,符合我对类似于繁星闪烁的高处的幻想。
   现在我的头脑中突然鸣响起《洪湖赤卫队》的旋律,剧中人韩英唱着:“自从来了共产党……”
   自从来了共产党……
   我出生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我可不知道除了共产党,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共产党就是先有的存在,毛这个神也是一种先有的存在。在我的儿童时代,更准确些说,我从7岁入学开始念书,那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就从这年开始;直到中学毕业,1976年,文革结束(不过,我们这届学生是在1977年才离开学校的。因毛的死,及之后的政治动荡,我们被延迟了一年才离开学校),我的整个学龄期都是在文革中度过。那个年代,凡是艺术,包括红色艺术都被禁止。我们对艺术的感知只能深埋在心,一切韵文的、令人愉悦的审美尝试,对我们这一代孩子说来,都是从未与闻的。现在,毛死了,毛时代结束了,收音机中传来《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我觉得,仅就我而言,这是天上之曲。整个里弄里,家家户户打开了收音机,收听这同一首曲子。美哉!仅此即可证明,毛的罪恶,是压抑不住人的求美本能的,即人的艺术天性是压灭不掉的。
   在毛行将就木的1976年早春,《诗刊》复刊,复刊号上是毛的两首歪诗《念奴娇•鸟儿问答》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然而,这毕竟意味着韵文的复苏。
   我的舅舅从云南归来,一到上海就病倒了。他是69届初中毕业的知青。当年,68、69两届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我舅舅离开上海时,只有16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他去了云南一个军垦农场,说白了,就是军事化管理的劳役。他们那农场在云南是开矿的,开采一种放射性物质——铀,据说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而我舅舅就充当了国家的廉价劳工。他一回到上海就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他是毛的追随者,最终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是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他总是写长长的信。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有一次在班上,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面公然与老师进行争辩。这类事,在那个年代的学校里其实也司空见惯。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他,他从云南给我回信,写了满满六大张信纸。他说:“反潮流是对的,但打铁先要自身硬。”那时他大概还未满18岁吧,也许还未成年,但却少年老成。毛时代的孩子几乎都少年老成。舅舅的远走云南,遭到了整个家族的反对,而我几乎是他唯一的支持者。当然,我太微不足道了,我只是一个小小孩而已。现在,他回到上海养病,我就有机会听他聊天。他在街上买了《诗刊》的复刊号以及以后的各期,于是我便有了机会阅读这本刊物。我从这本刊物开始积累有关现代诗的知识。那一年的年尾,毛泽东死后的两个月,舅舅也死去了。死时年仅23岁。毛时代就像一个吞吃人的怪兽,吞吃掉无数有才华的青年。毛死了,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舅舅也随着这个时代一起被埋葬。
   1980年的那个奇幻的夏夜,我睡在家门前的躺椅上,静谧的夜色中,鼾声四起,弄堂对面的路灯正对着季珊家阁楼的窗户。窗户下大概就是季珊的床,不知为什么,季珊突然从床上坐起,脱掉了上衣,露出美丽的少女酮体;季珊难道不知道另一盏路灯下有一双少年的眼睛正对着她?这真是惊鸿一瞥,季珊迅即卧下,窗内再无声息,却带给我无穷梦思。
   季珊位居弄堂里公认的三大美人之首。那年月,她也是毛对知青流放政策的牺牲者。她去了黑龙江的军垦农场,毛死后的返城潮里她又回到了上海。窗前的那一瞥视觉艳遇,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成了一对以感应方式相恋的情人,彼此心照不宣,有时需要用眼神、而她则用羞涩的低眉传达心里的那一份秘密。那时里弄里办起了向阳院,有一架电视机,每天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对电视里播放的内容品头论足,我也有意无意发表高明见解,实在都是为她而说。她是那么在意我说的话,时常不自觉地侧脸觑我,接着便羞涩低眉。每次在向阳院,她总是无声无息,不参与别人的谈话,但每时每刻又都让我感受到她的存在。
   然而,在我们面前横垣着一道鸿沟,使我们彼此无法靠近。我是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学生,刚满十八岁,但她却已有二十四、五岁了,经历过上山下乡以及之后的返城等人生磨难。我们彼此无须说破,只有以这种方式感受对方的存在。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弄堂口,我出去,她进来;她看见我,脸色绯红,依然是那样一种羞涩,然后侧身走过。在她身边,多了一个男人。也许她就要结婚了。我感到难过。从此以后,我们没再见过面。
   韵文继续一路向前。
   我从中学出来后一直没有工作。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我也报名去参加高考。高考之前,我开始复习中学课文。在将要考试的前20天,街道突然通知我不能给我准考证,我问为什么?街道说,由于我的残疾原因,希望我放弃高考。为此我深受打击。我开始给市政府写信,进行申诉。临近考试的前一天,街道给我送来了准考证。原先我几乎已放弃复习,在这20天的时间里没有看过一天书,只是把精力浪掷在给政府写信和情绪的激荡之中。拿到准考证的第二天,我走进了考场。由于考试前一直就没看过书,所以临考前一天晚上,我只好做最后的突击。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到了早上,我感觉我的视线很模糊,看不清东西了。我的近视眼即由此开端。考场门口担任纠察的是我中学的老师,他拍拍我的肩说:“好好考。”但我已经失去了信心。考试分数公布了,我以4分之差落榜。从此我对此绝念,不再参加任何考试,而韵文的诱惑依然让我对未来充满幻想。
   我跟一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对诗,继续沉浸在一种词语组合的快乐中。我的妹妹从技校毕业后,先于我参加工作。在她的车间里有一位青工喜欢写诗,当然,他写的是古体诗。妹妹把他的诗拿回家给我看。我就在他的诗后面和了一首。于是我们便互相唱和,由我妹妹传递,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那个年轻人发现他已赶不上我那种对词语的细微把握,而我也意识到在这场游戏中开始出现的不平衡,于是游戏结束。这一段笔墨因缘,是我青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之一。虽然我对这位对弈者一无所知,甚至至今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韵文继续在找寻方向,找寻实现的机会。1980年适时地过去了,朦胧诗也在我面前适时地出现,一种新的可能性给了我明确的提示,于是我越过了1980年,向1985年进发。1985年,我突然成熟,开始向诗人之途迈进。
   1985年,我的诗中出现了“太阳的起落/残忍而且潇洒”这样的意象,与1980年的这首《雷电》可谓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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