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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民运思想:有敌人,对敌斗争

   胡平民运思想:有敌人,对敌斗争
   
   
   张三一言
   

   
   “有敌人”,民运就是对敌斗争,这是胡平的一贯民运思想。我这并非凭空判定,而是根据胡平的民运理论《中国民运反思》里面白纸黑字得出的结论。这些白纸黑字语录转摘在下面。大家看看能不能得出胡平是“没有敌人”论者的结论。
   
   不但胡平一贯是有敌人论者,如果有人化些时间,大概同样可以找到这次没有敌人派其他主力者在以往所写的东西里面,和胡平一样,都是肯定有敌人,而且主张和敌人斗争的。
   
   为甚么胡平等一大批有敌人论者突然否定昨天的我,做一个“非我”呢?我来想去,只想到一个理由:一只看不见的派手在作怪。因为他们心中的“派头”说了一句无厘头的“我没有敌人”,意想不到的是受到人们的质疑评议,于是情急之下,“派仔”们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就“急不思理”地把它化为普遍真理:普天之下没有敌人! 于是一大批原本的有敌人论突然变成没有敌人论了。这是策略产物,或者说是机会主义的产物。
   
   且看这些突然没有敌人论者今后如何写反暴政反极权的文章。
   
   20100212
   
   再想到另一个理由:改变信仰。
   
   这些今天的忽然没有敌人论者,是因为刘晓波首道出了真理,在真理面前放弃前信的伪理念。这在宗教信仰中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发现B教比自己前所信的A教更善更真,或者甚至觉得B教是邪教,A教才是正教,所以改信A教。今天的忽然没有敌人论者,若是基于类似理由,那没有甚么可以指责的;虽则我不会因此同意没有敌人论的观点,但是总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或信仰自由。
   
   问题只在于,我从未见今天忽然没有敌人派对曾经选择的有敌人理念作过任何检讨。给人的印象是:我信有敌人理念时,我没有错,你反对就是你错;现在我信没有敌人时,我也完全正确,你反对有敌人论就是你错。即是,我永远对,你永远错。是不是霸道一些了?
   
   
   同日补充。
   
   
   
   
   胡平的有敌人说语录
   
   激进革命与民主改革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运动。两者都需要凸现矛盾。革命者要竭力使矛盾激化,使敌我双方壁垒分明,使所有的政治力量向简单的两极化发展:改革者则需要努力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二章: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
   
   我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三章: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八九民运受挫,当然是由于敌强我弱(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三章: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从敌强我弱的事实,并不能得出民运必败的结论。敌强我弱,充其量表明民主力量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面胜利,但那决不等于说我们不可能打赢一场又一场的『有限战争』。(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上))
   
   你得学会满足于那种强敌在侧的不可靠的胜利,保持戒备,随时准备回击敢于再次入侵之敌。(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上))
   
   想想看,这批儒生一度都很有力量,权奸阉宦无不畏避三分,到头来却搞得家破
   人亡,让敌人几乎全盘赢了去。这等政治才能怎么能让人服?(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下))
   
   在战争中,敌分明,你死我活。在寡众不敌时,跑似乎并无不当。(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下))
   
   。当一方将士宁死不逃、全部捐躯沙场时,对方会为之震撼。对方会对你方更尊重,但他们仍然会把你们枧为敌人--因为这是战争。(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下))
   
   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应当不怕孤立,『举国皆吾敌而不改其度』: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要有群众,他必须把敌人限制在最必要的和最少量的范围之内。(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下))
   
   五.一七宣言的不智之处在于它给民运不必要地增加了敌人:它使得一些原先可能中立的人(不是指邓本人)对民运反感,又使得另一些原先就反对民运的人对民运更加敌视。…但遗憾的是它同时也助长了大家的轻敌情绪。(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下))
   
   因为你会听到同样高昂乃至更为高昂的呼声,但仔细辨认便可发现,那并非喊口号的人在数量上增加了,而是他们在音量上增加了,数量也许倒在减少。这是对民运力量方面而言。至于它在增加敌人的数量和强度上的消极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四章: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下))
   
   严格意义上的勇敢。本身就包含有明智或智能的成分。即所谓大智大勇。因此它仍然是勇敢。由于这种勇敢会吸引一般人的追随参与,能够克敌制胜,故而是政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一种勇敢。(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六章: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有人说,由于敌强我弱,所以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主要见之于第三章。如果说敌强我弱就必输无疑,那么天下就不可能有甚么新兴力量初战告捷的任何先例了。(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七章:从头再来)
   
   如果人们果真相信了在现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民运的失败是客观必然,那么谁个还会再去投入民主运动呢?一个不可否认的心理事实是:大多数人在投入一场运动时,内心总是抱持着对成功的相当信念的,否则他们宁肯退避忍耐。(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七章:从头再来)
   
   在共产党的敌人名单上,地主富农总是名列榜首(所谓四类份子,是指地富反坏;所谓黑五类,是指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九类,是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受到的迫害最为深重。一场土改,就有超过200万地富死于非命。其中有些是由政府宣判处决的,有些是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的。一般人只知道文革中的批斗会野蛮残暴,但若和土改中的斗争会相比,文革批斗会就太“温良恭俭让”了。(胡平 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
   
   政治犯是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难,自由民主的实现本身就是对他们所受苦难的最大补偿,因此,政治犯及其亲属通常都比较宽宏大量,比较能宽恕放下屠刀的敌人;可是,那些遭到权贵们抢劫的大众,一旦得到讨还财产的权利,他们凭什么要自动放弃而不去尽力讨还呢?南韩的全斗焕,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都曾经残酷镇压民运,但后来他们在民运的压力下让步,人们就赦免了他们以往的罪行;可是不久后他们又都因经济腐败而送上法庭。可见,在财产问题上,一般人是不容易善罢罢休的。(胡平:从“丧父之痛易忘,夺财之恨难消”说起)
   
   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象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胡平 恐怕王希哲并没有读过王友琴的< 文革受难者 >吧。建议希哲读一读。)
(2010/02/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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