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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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浙美」故舊的通訊


   素子按:中國美術學院有校友通訊錄,內有書信錄「抵萬金」欄,刊載我於二○○一年給當時主編孫鼎銘的信,因有許多史實,茲摘錄之:
   
   前些天陳朗讓我寫一些有關王文清的資料給你,因為王文清是我在初級師範讀書時的老師,那時他的大名叫王紹舜。但我想寫信給你的另一原因是你們編的「通訊」引起我很多的回憶。藝專,後來的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後來的浙江美術學院,它們和我的關係都很密切。這所學校幾乎關係到我整個的人生,但我反而沒有學畫,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我的兩個哥哥,胞兄周昌穀,堂兄周昌米,當年都是藝專五年制的學生。約在一九五一年,我初中畢業到了杭州,家庭已遭土改的波折,我在杭州師範音樂科學習,我的每一個週末都到外西湖十八號哥哥處共度,每逢寒暑假就住在哥哥宿舍裏,把美院當成了家。夏天太熱,哥哥帶我住在教室裏,睡在繪畫的大桌子上。有時他帶我睡在平湖秋月岸邊的船裏。有一天,蓋肚子的床單掉在水裏,一半還在身上,但是濕了,我哥哥心疼我受涼了。昌穀哥那時享受乙等助學金,一個月中有十天不能在食堂吃飯,我跟著他在食堂裏白吃二十天的飯,但沒有同學嫌棄我,還有十天沒飯吃。有時跟著他在校門口的燒餅油條攤賒吃。
   
   那時我們的二姐在湖墅小學教書,我們步行到湖墅,姐姐也吃食堂飯,我們不一定趕得上,又餓著步行回來。我們也摘過孤山住家後園的南瓜。有一次買到一隻小小的西瓜,帶著西瓜爬到初陽台才打開吃。記得我們比較富裕的日子,是昌穀哥為博物館畫「從猿到人」掛圖,他第一次拿到了稿費,正屬冬天,他帶我到延齡路「小呂宋」買了一件紫紅色的絨衣,我穿上新絨衣,真熱,我說流汗了,我們在路上高聲大笑,快樂極了。哥哥又在老浙江大學畫什麼標本(和裘沙一起畫的,那時他倆是很好的朋友),我忘了我們那時吃什麼,反正都吃得飽。
   
   我哥的全班同學,他們稱繪畫系包括陳菊仙、張隆基、黃啟榮、陳積厚、潘其鎏、茹民康、于長拱、曹劍峰、金明玉、金碧芬、姚巧雲(她高一班)……等等三十多名同學,因為與他們同吃同住都很熟,我常常為他們做模特兒。可惜的是,後來經過那麼多的運動,這些畫是一張也找不回來了,連昌穀哥為我畫得很精心的一幅油畫像也找不到了。現在還留下一張他為我畫油畫時我睡著了(我每天都會睡著)的素描。這張素描我現在帶來紐西蘭。我哥後來為我畫過一幅國畫肖像,也帶來紐西蘭。
   
   哥哥的同學們後來的道路都因人而異,其中有兩位女性尤其使我懷念。你記得戴先宜嗎?她是我見到過的最美的女人,在校時哥哥一直追求她,但她高不可攀,後來她在分配工作時去了安徽合肥,她是為一位先輩,聽說已很有成就的男同學而去的,不久傳聞她與此人結婚了。哥哥很傷心,帶著我在白堤上走來走去的。但不久又聽說他們離婚了,給哥哥來信了,她希望能重修舊好,她還給我寫了一封信,她知道我與哥哥的血肉關係。她在信上說了許多傷感的話,她說她已沒有過去的美貌,她教我今後要珍惜感情等等勉勵教育的話。哥哥那時與吳明永特別要好,無話不談,他們時時探討戴先宜,我已記不清吳明永是鼓勵哥哥再接納她還是排斥她。不過在一個初秋,戴先宜來杭州,她穿了一件士林藍大襟衫,但還是很美。我們三人到平湖秋月划船,我先下船,坐在船頭,戴先宜站在岸上,她對哥哥說 「素子真可入畫」。後來為什麼他們不能重修舊好,我至今不明白。但是到後來,我哥哥與王含英的不幸婚姻,使我常常懷念戴先宜,我想若如果是她,決不會發生那些事。大約在六十年代,戴先宜自殺了,消息傳來,我哥很震動,他為她寫了一首詞,我只記得第一句「馬鞍山下水嗚咽……」。
   
   我哥繼戴之後又喜歡上吳性清,吳性清就是不喜歡他。一年夏天我和哥去上海,後來知道是吳讓他去的,當時吳分配在上海人美工作,吳對哥非常冷淡,我哥帶著我無目的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遊走,他很難過。他說,如果沒有我和他在一起,他真不知如何生活。在這段時間內,我們去看望了葉淺予,他那時剛和王人美結婚,王人美那麼醜,令我很失望。
   
   後來吳性清與早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的某人同居,有孕,此時她又反悔,來信吳明永要和我哥重修舊好!而且還親自從上海趕來,當時吳明永站在哥的立場勸哥不可娶她,說是腹中的孩子今後歸誰?其實主要的,此時我哥已與王含英交往,他說他不願傷害別人,他不願別人有他的傷痛!不知為什麼我哥就那麼不幸,他老是讓別人後悔時才知道價值!
   
   一九五三年夏,我到無錫投考國立藝專音樂系,我哥將我交託給張隆基,他自己去雲南了。那年夏天張隆基、陳菊仙新婚,就在藝專的一個小禮堂舉行婚禮,排了一圈課桌,臨時讓我做了伴娘,姜丹書先生是主婚人,南牆上一個大紅雙喜字,可是下面只有一個口字,後來姜先生對這一個口字說了笑話。浙美畢業生當時在那裏任教的還有陳積厚、茹民康、劉菊清(蕭峰當時熱戀中人,蕭峰在蘇聯學習,我在無錫國立藝專報考時就和劉菊清住一個房間)。當時葉淺予的兒子小葉也在該校任教,為人熱情,他的生母還在桐廬老家住著,可是葉淺予已與王人美結婚。小葉能唱越劇,還連台本戲,一唱半天。
   
   從你的通訊上我看到了蕭哲英的消息,她也是我哥同班同學。她喜歡于長拱,于長拱就是不喜歡她,後來于長拱自殺,她非常自責,據她對哥講,于長拱曾向她借錢,她拒絕了,她以為這也是致于死的原因之一。我哥好好的安慰了她。
   
   我還對金碧芬(現名金東方)印象深刻。當年她面如滿月,一頭烏髮,穿一身藍布旗袍,拖一雙木底拖鞋,在白堤的柳蔭下走來走去,我直把她看成天人。後來她去香港,大約在七十年代回杭州時,看望過我哥,對我哥的政治處境非常惋惜,說我哥若在香港可以有自己的洋樓,自己的汽車。但那時她的穿著很時髦,戴一副墨鏡,與我少年時所見印象大相逕庭!
   
   美院可回憶的事太多了,真是如數「家珍」啊!回過來再談王紹舜先生吧!我在溫嶺初師讀書,溫嶺離我們樂清雁蕩只六十華里,我們就不到縣城讀書(到縣城九十華里),而去溫嶺,所以我的兩個哥哥和堂哥昌米都在溫嶺讀中學,我小學畢業後跟隨昌米哥到溫嶺讀書,沒有任何交通工具,是步行的,還要翻山越嶺。陳朗、王伯敏、王紹舜等都是溫嶺人。王紹舜沒有直接教過我,他還是音樂老師,我只在他組織的《黃河大合唱》中擔承朗誦,他又讓我朗誦過《馬凡陀詩歌》,所以接觸還是多的,那是在一九四九年。直到一九七○年前後,我們都早已倒霉,我從西北返回杭州(在杭郊的右派二姐家落腳),在大街上遇到王紹舜,他已經面目全非,我跟蹤了一段路,確定後才上前招呼。他住在一個三十年代那種石庫門房的閣樓上。這種閣樓原本是主人家存放雜物的,有許多地方站立不起來,斜屋顶上開有老虎窗的。他邀我前去坐談。
   
   王先生早些年搞劇本創作,他的《晴雯之死》、《櫃檯》等均獲盛名,由溫嶺的教育界調至浙江省文化局戲劇室任專業編劇。一九五八年被精減,領了不多的退職費,從此離開工作崗位。據說他個人有地主成份的嫌疑(他父母早亡)。他的生活很艱苦,又多病,一臉臘黃,大概是黃疸肝炎吧!又有肺病。環視室內,一床一几,並幾個紙箱子,一無所有。只是掛有幾架七絃琴,算是最獨特的了。王先生說,平生鍾琴、棋、書、畫。在窮愁中仍有琴、棋為伴也算大幸,他有一位中學同學金懷德,右派,勞改過,後定居杭城,無妻室,對王先生很好,一周來三次走圍棋。
   
   古琴,真正的室內樂,深夜閉門而彈,聲不聞於外,王先生的琴就這麼倖存下來。他的退職金早已用完,靠在街道上糊火柴盒為活,一月只能得六元人民幣,還靠其妹幫傭的收入,每月寄給他十元。鄰居都要欺侮他,一個弱者。他的友人中有魯迅大弟子許欽文,還有葦叢蕪都住在附近,這時都在潦倒,沒飯吃。
   
   非常湊巧的是,我後來由杭州師範圖書館職員陳榮津提供給我她的閣樓住處,正巧是與王先生內外套房間,陳的丈夫在外文書店工作,因有別處住房,將閣樓讓給了我,這是我從西北歸來後的第一個穩定住處。王先生在東邊一間,我屬西邊,他要經過我這間下樓梯,故隔出走道,我的房間成了角尺形(老虎尾巴)。這房間能夠站立得起的地方只有四平方米,我有三個孩子,後來加了老母,一家五口都住在這裏,幸好陽台是亭子間的頂部,尚寬大,全靠這個陽台做市面。深夜王先生彈琴,關了樓梯門,很安全。我們做了十年鄰居,聽了十年琴聲,我的老母時時讚美他,王先生感慨地說,他的琴,只有外婆在聽、在欣賞。十年的磨煉,他的琴藝進步了,曾被中央台錄製過,那當在八十年代落實政策後,因為文革前王先生與查阜西通過信,還有些老關係。這組琴曲,約在九十年代我還收聽到過,有一位溫州音樂家還為他寫過介紹,說他並無師承,全靠靜心捉摸而成,頗具特色云云。王先生一生未婚,一生窮愁,一生多病,唯一能支撐他活下來的就是因為彈琴,王先生回溫嶺後,留給我三女兒一架古琴,還是清代物,現在三幼能彈古琴,也常演出,都是王先生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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