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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师的悲剧收场——看阳光卫视《张伯苓》专辑有感

   
   《一个伟大的心灵 一个悲剧的时代》---这是刚去世不久的香港笔会会长喻舲居对电视剧集《张伯苓》的观后感题目。日前偶观阳光卫视制作的“大师”特辑,其主人公正是张伯苓,不由得浮想联翩,感慨不已。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
   

   以上是百度百科对张氏的生平介绍开头几句。从中可见其为书香门第出身,文武双全,有志于教育。家学渊源显然影响其一生,俗语所云“三岁定终身”诚非虚言。
   
   而在大陆所拍上述20集的电视剧中,首集反映的是:
   
   甲午海战中九死一生的北洋水师学堂高材生、见习军官张伯苓,含恨离开海军,另觅救国之路。张伯苓来到天津名儒沈华庭的沧澜书院,欲教新学,遭沈华庭白眼。与路遇的严修,携手改良私塾,创立新学。八国联军攻陷津京,张伯苓同严修谈起应尽快揭开日本迅速富强之奥秘,二人一起赴日本考察,决心将日本强国之法学到手。
   
   严修(1860年4月12日-1929年3月15日),字范孙,号梦扶。乃天津名宿,他比张伯苓年长16岁,但两人志同道合,成为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阳光卫视的特辑中说到,张氏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时年41岁。而57岁的严修竟于同期亦在该处考察,张氏刻苦攻读之余,每晚还将所受学业向不懂英文的严修转述。洵属佳话。
   
   一年后张氏学成,哥大激赏之,欲留其继续深造读博士。但为急于回国效力以振兴教育的张氏婉拒。遂以“海归”身份返津,在严修鼎力支持下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终得如愿,张即出任此一全国首创之私立大学校长,历时30余年之久。期间南开女中及实验小学陆续开办,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为国内所仅见。
   
   1937年抗战爆发,张氏心血浇灌的南开校园遭日寇破坏而成废墟。但其教育救国的理念毫不动摇。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张氏为该校三常委之一,与蒋梦麟、梅贻琦齐心合力,将联大办得有声有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乏蜚声国际的大师级学者与教授,如杨振宁、李政道便是。这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了奇迹,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极为罕见。
   
   此期间,张氏于1938年7月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直到日本投降,为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
   
   遗憾的是,张氏身处“一个悲剧的时代”,国共两党之争使本来无意从政的他扮演了十分尴尬的角色。
   
   1948年6月,由于原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因病去职,总统蒋介石电邀张氏出任行宪後的第一任考试院院长,张本欲推辞,但因经不起杜建时丶陈布雷等人再三劝说,而接下此一职务,但当年冬天即辞职。
   
   1949年秋蒋政权败走台湾,他拒绝跟随,而是选择留在重庆南开津南村,迹近归隐。中共建政,张曾致电一向受其看重的学生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自渝抵京,受到周的欢迎,未几获安排至天津居住。1951年2月23日于该处病逝,享年75岁。
   
   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大教育家兼体育家张伯苓,在新政权治下只生活了16个月,非但门庭冷落,郁郁不得志,而且临终前的7个月痛苦不堪。天意弄人,竟至于此,奈何!
   
   对此,前引喻舲居文中有一段写道:
   
   剧中主人公张伯苓是怎样去世的?怎么忽然不见、从人间蒸发了?众所周知,……在10月17校庆日当天,(张氏)整束衣冠,到南开中学看看。却被校方派人拦阻于校门口。老校长心里受到很大刺激,回去坐在椅上一言不发,那原已颓老的身心再难支持,不久即饮恨而终。据说当时天津南中校长,正是伯苓公一直提携的老南开学生!不论是“大义灭师”或“识时务者为俊杰”事关张公悲歌的苍凉尾声,为何隐讳?为谁隐讳?(载其所著《故人故事》,富达出版,2006年,46-47页)
   
   其实,那位“大义灭师”的南开中学校长,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须知张氏因曾位居蒋政权的考试院院长,名列中共“战犯”之列。尽管或许是周恩来出了力,新朝并无追究张氏之“前科”,也无对其以“反革命”论处,但据说南开“校友”中颇不乏对老校长迭有微词者。时当“镇反”运动高潮,该名中学校长岂敢顾私情而逆时世?此亦不可苛求之也。
   
   另据网上资料,张氏“临终遗嘱敦嘱南开师生‘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如属实,则更加证明其与毛王朝格格不入。以此观之,张于1951年初驾鹤归西,或者也避开了许多灾祸是非,就如梅兰芳在文革前仙逝,逃脱了1966年被揪斗的命运,否则红卫兵、造反派免不了对之拳脚交加,既触及皮肉,又触及灵魂,便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呢!
   
   张氏以75之龄辞世,算得上“寿终正寝”。何况半世纪之后的2004年4月10日,在其桑梓地天津的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建立了张伯苓纪念园,不乏后人瞻仰。或可视为多少总是上苍对这位一代大师的某种补偿吧!
   
   最后,联想起著名的“钱学森问题”---为什么“新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其实
   
   从张氏的悲剧收场不就可以得到启发吗?
   
   
   类似的问题还有:为什么“新中国”至今无人得诺贝尔奖?这里不妨举出束星北(1907-1983)的例子。
   
   
   束星北,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天下第一才子”,是上世纪与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中国最早的雷达就是他设计制造的。他与爱因斯坦有直接交往,并深得英国物理学家玻尔、着名学者李约瑟等人的赞誉。束星北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分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束星北回中国后,在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执教,他是一位曾经培养启蒙过像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着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
   
   
   文革年代,束星北是水库工地的劳动工、实验室与厕所的清洁工,但他仍在雪地上演算数学公式。
   
   
   一九七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回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李政道不知道束星北在哪里。
   
   
   一九七九年,航天部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期,钱学森将这一任务交给束星北,由国家拨款一百万元人民币,请他准确计算出洲际导弹的运行轨迹,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因长期远离科学活动,已无法在前沿领域做出重大成就了,八三年因病去世。(江迅《束星北传奇》,载《亚洲周刊》)
   
   
   事实上,束星北在中共建政后,于1955年和1957年先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极右分子”,被迫长期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如抬土或打扫厕所。他的命运比张伯苓更惨。
   
   
   可见,无论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自1949年毛王朝建立起在大陆均无容身之处。如此一片极权统治的“舆论一律”的土地,就像《红楼梦》中《飞鸟各投林》唱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其结果只会是“万花纷谢一时稀”,根本不可能产生鲁迅用以比喻“天才”的“佳花和乔木”,这样哪能诞生新一代的大师或世界级的杰出人才呢?
   
   
   呜呼!
   
   
   (10-1-28)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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