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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香港的自由

   
   
   据报道,本港连续第16年荣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桂冠,可喜可贺。
   
   

   由美国传统基金会主持的该项评选,考量的十项因素包罗万象,涉及营商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开支、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产权保障、廉洁程度和劳工自由等方方面面。本港能在寰宇179个经济体系中脱颖而出,毫无疑问有赖于全社会的努力,包括“一国两制”的贯彻落实。
   
   
   相比之一,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尽管经济总量逼近世界第二,但其经济自由度却排在140位,较同属大中华圈的澳门(20位)和台湾(27位),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由此可见,本港之所以获得89.7分的佳绩,远高于全球平均的59.4分,关键在于“两制”而非“一国”起了作用。事实上,在传统基金会的评语中,“促使香港成为一个创新及繁荣的经济体系”的诸因素,包括“具竞争力的税制、维护知识产权、灵活的劳工市场,再加上富学历及干劲十足的劳动人口”,都是“萧规曹随”的产物,即源自港英时期所固有。反之,大陆税制的烦苛,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以及对廉价劳工尤其是农民工的盘剥榨取,都早已为国际社会诟病。
   
   
   与此同时,本港作为“全球其中一个最顶尖的金融及商贸中心”(传统基金会评语),端赖“金融界的法律和规管架构既透明又具效率。商贸业务的监管亦简单直接”,这些同样源自回归前奠定的基础。
   
   
   行文至此,想起九七之前有论者引述大陆当局一句“豪言壮语”,道是“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该论者善意地规劝称:如果指望香港这只金鹅继续下蛋,那么,后半句最好改为:外国人没有做的,我们(特区政府)也不要做。比如,香港不设关税壁垒,不干预市场运作,等等。此语不失为逆耳忠言。
   
   
   其后,在经济政策尤其是规管金融方面,董、曾二位基本恪守前朝成制,一仍其旧,港英没做的,他们也不做。
   
   
   以此观之,日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驾临珠海,召集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训话,强调坚持“一国两制”,这番话确实要“正确理解”。很明显,李旨在重申“今上”圣意,促使港人效法澳门,事事听从北大人。但不讲别的,仅就经济自由度而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谈不到任何优越性。事实胜于雄辩,回归前以迄今,16载的实践证明,香港这资本主义的“一制”行之有效,市场经济运作正常,不可擅改。
   
   
   对于此次摘冠,当局表示政府“会继续致力令香港成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的地方”,并称“这亦是香港持续经济稳定、增长及繁荣的主要基石”。如此表态自属恰当得体,但问题是需要认真落实,尤其是必须切实保障各项“自由”。
   
   
   在上述十项因素中,7项涉及“自由”,即:营商、贸易、财政、货币、投资、金融和劳工。不言而喻,它们离不开言论、出版、信息与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表达自由。另外三项---政府开支、产权保障和廉洁程度也是如此。
   
   
   因此,特区政府必须言而有信,不要打压对耗用数百亿公帑提出质疑或异议的市民,例如反高铁的请愿者,更不应随便给他们合法的和平示威扣上“破坏社会秩序”的帽子。指责其“违背香港社会核心价值”,就更是大谬不然了。否则,这个“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将名不符实,沦为笑柄。
   
   
   至于本港市民,在珍惜这份殊荣的同时,也应善用各项自由,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须知自由平等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孙中山在《总理遗嘱》中声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去世已经84年了,此目的尚未完全达到:港人有自由,无平等,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即是一例;大陆连自由也欠奉。
   
   
   我们身处香港,大陆的事管不了,但《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理应及时兑现。无庸赘述,顺应时代潮流,实现政治民主,必将“是香港持续经济稳定、增长及繁荣的主要基石”。只有经济自由,而无政治民主,势必成为“跛脚鸭”,严重阻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当然是港人所不愿意见到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牢记孙中山的遗言,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确保本港继续雄峙自由之都,并进一步成为民主之地,平等之域!
   
   
   (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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