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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三十年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英国文学大师狄更斯《双城记》脍炙人口的卷首语,用于概括上世纪中国的三十年代,可谓贴切之至。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回顾七十多年前的往事,相信海内外炎黄子孙有可能对此逐渐取得共识。

   所谓“最糟糕”,首先是指日寇侵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苦不堪言,民族存亡,系于一线。同时也不能忘记,中共鼓吹共产,分裂祖国,长途流窜,割据陕北,种下祸根,死灰复燃。

   所谓“最美好”,包括抗战前的七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蒸蒸日上,普通百姓基本生活有所保障;文化教育喜获长足发展,其间人才辈出大师崛起。尤其最后这一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空前的,所产生的影响直至今天仍然有迹可寻。

   在这方面,不妨举两个例子:去年末刚去世的钱学森和季羡林,分别被公认为空气动力学和语言文学领域的“国宝”级人物,他们便是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而只比他们年轻十余岁的精英,如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在三十年代考入当时的名牌高等学府浙江大学或西南联大,奠定了做学问的坚实基础,其后脱颖而出,蜚声国际。无论钱、季、李、杨,其业师均非等闲之辈,有的甚至享有“中国的爱因斯坦”之美誉,比如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

   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读了高尔泰刚出的新版《寻找家园》(印刻文学出版社,2009年),其中有处写道:

   “没有人能够知道,几年间在那里死亡殆尽的数千名右派分子之中,有没有未来的贝多芬和托尔斯泰,丘吉尔和爱因斯坦。我没死,是因为我不是。”(457页)

   上面提到的“那里”,指的是50年代末甘肃酒泉夹边沟右派农场。1958年最高峰时,该场向省劳改局汇报的犯人数为3074人;1959年末,管教人员司继才“给劳教犯人们发衣裳,据他日记上记载为3136人,名单是刻印出来的。”1960年底中央工作组派人“统计幸存的人数为500多人”(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2008年,14页)。也就是说,死亡率高达83%,都是受虐待饿死、冻死或累死的。

   另据时任中共甘肃省委财贸部长的张天珩回忆:

   “1960年,……有两千多名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中饿死。”“1960年12月……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仅有数百人生还。”(转引自丁抒《阳谋》,开放杂志社,2006年,340页)

   死难的2000余名右派中不乏各方面的专才,包括化学家、传染病专家、外语教授等。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胞弟、一位留学回来的工程师也在内。而这些难得的人才,大多数肄业于三十年代的名校,曾得名师栽培。

   该书作者高尔泰本人,曾与蔡仪、朱光潜和李泽厚一起,被并列为当代中国美学四大名家,且属最年轻的一位。但他同时又精于绘画,59年被调到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从而死里逃生,得以幸存。

   1993年刘宾雁在美国接受《中国时报周刊》越洋访问时曾称:

   “高尔泰是当代中国一个难得的奇人。无论就人格、才华和贡献而言,他都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见该报1993年4月5日版)

   诚然,刘宾雁的说法也许见仁见智,但可以设想,如非“六.四”后被迫流亡海外,高尔泰必将在美学研究及美术创作上取得更大成就。

   这里必须指出,其中学、大学时期的业师,如名作家、八十年代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高介子,名教授、画家吕凤子、吕去疾父子,以及指导过高尔泰的哲学家徐褐夫,油画家吕斯百,大学者王元化等等,无一不是三十年代已露头角的行内俊彦。可谓名师出高徒,一点不假。

   同样,最近出版力作《新启蒙》的政治学者郭罗基,五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时,该校一批出类拔萃的教授,也是三十年代开始成名的。那正是郭罗基本人以及高尔泰出生的年代。

   文革时期,“四人帮”曾给一大批学术权威、专家教授或文艺体育耆宿,扣上“三十年代的残渣余孽”的帽子,实行无情打击。其实,这班人正是国之栋梁。今天中国之崛起,全靠他们的呕心沥血辛勤奉献,以及其所精心哺育出来的“徒子徒孙”继承师门发扬光大。

   三十年代一去不复返,大师级的人才何时得见?呜呼!

   (2010-2-15)大年初二

(2010/02/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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