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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慎之先生死因疑点说开去

   
   许良英先生提供的病历
   
   四月初传出李慎之先生入院后,我非常关注他的病情,知道他患的是肺炎,而不是害死王若望和王若水两先生的肺癌,既为他担忧又觉稍感宽慰。因在临床治疗上,老年性肺炎虽然棘手,但李先生去年五月还去杭州几所大学演讲,并从没间断过思考写作,显见他病前还很康健活跃,决非久辗床榻的衰弱之躯,又在北京的大医院协和接受治疗,凭现代医疗水平大概可过这道鬼门关。
   谁知还是传来了噩耗,我对他去世的惊诧中包含着对他死因的存疑,但也仅此而已,我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料去左证。

   六月二十二日,偶然读到的许良英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关于李慎之先生病
   情的一段话,使我找到了质疑的可靠的依据。为免出错,摘录许先生写于五月十六日的《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中那段话的全文:
   
   (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即给慎之家打电话,问慎之的病情。接电话的他的儿媳告诉我:自3月15日宿舍停供暖气后,他得了两次感冒,后转为老年性肺炎,两肺全有阴影,造成缺氧,已不能说话,但神志仍清楚,3天前医院已发了病危通知。第二天晚(上)我又给他家打电话,由他的女儿接电话,说今天他父亲病情平稳,医生用了镇静药,整天处于半昏迷状态。21日晚,他的儿媳电话中告诉我:昨天病情恶化,出现肾衰竭,不能排尿,用上了透析机;他醒来时要把吸氧管拔掉,医生只好用镇静剂,使他沉睡。第二天(22日),他转为肺心病,出现心力衰竭而休克。当天上午10:05,一个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日夜思索的大脑停止了活动,这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一个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两次用镇静剂的过失
   
   一个有经验的(熟识肺科疾病的)内科医生,可以从上文中立即发现医生的两个过失,就是两次用镇静药,对李先生这样的病人是错误甚至致命的(除非在用呼吸器的情况下)。因(X 光片上显示)两肺全是阴影,表明炎症占据大量肺容积,使肺的通气面积大幅度减少,造成全身严重缺氧。在此情况下用镇静剂,会抑制呼吸中枢,使呼吸功能减弱,进一步加重缺氧,恶化病情。所以虽不能说话,但神志仍清楚的李先生,用药后整天处于半昏迷状态,这是脑过度缺氧的症状。长时间的缺氧倒致各器官坏死,李先生随后继发肾衰竭。
   如果说,第一次过失是症状不明显而下错药,那么第二次过失就不可原谅了。因“他(李先生)醒来时要把吸氧管拔掉”,这是肺性脑病所致的谵妄症状,这时绝对禁用镇静剂。
   
   李慎之病愈的机率甚高
   
   我有理由相信,李先生病愈的机率很大,因他体质尚好,不是长期依赖各种抗菌素的耐药病人,只要找到有效的抗菌素,就能控制感染转危为安。
   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清楚了。
   毛泽东常年罹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林彪事件后开始加重,因他不配合医生治疗,肺部炎症一直难以清除。后来去参加陈毅追悼会,在殡仪馆受寒病情恶化,由于他拒绝打针吃药,也并发肺性脑病和肺心病,还为此闹了一场死过去的虚惊。不久尼克松来访,他为了能会见尼克松,才愿意接受治疗,使他又多活了四年。
   再说巴金的情况,他完全卧床已好几年,如今已经成植物人,除非把他放在真空环境,否则肺部难免经常感染,但他住在高干病房,一有风吹草动就请专家会诊,使他无数次化险为“夷”,享年百岁。
   由此可知,如李先生得到类似的照料,首先不会住在没有暖气的宿舍,也就不会发病,即使意外染病,得到巴金样的精心治疗,完全可能逃离死神的追击,再延长五年、十年的生命。
   
   世所罕有的医疗等级差别
   
   强调这一点,并非为李先生没享受特权抱不平,而是相反,以李先生的病死过程为例,指出像他这样的知名人士,而且住在协和医院,在治疗中尚且被医生反复“过失”,不难想象普通市民在接受怎样的医疗服务,更遑论乡镇农村。
   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公民享受医疗服务的差别,像中国这样巨大。
   毛泽东、邓小平患病时,可以把医院搬到家里,李先念、王震们可以把家搬到医院。这种超级医疗服务,在免除了毛泽东恐怖统治的文革后,使中共巨头们延年益寿到生命的极限。单看超级老人帮的寿数:叶剑英和陈云——九十岁;邓颖超——八十七岁;李先念和王震——八十四岁;彭真——九十五岁:邓小平——九十三岁:薄一波——九十五,至今还活着。他们的平均寿命几近九十一岁(除邓颖超又都是男性),比中国人的男性平均寿命六十九岁高出二十二个百分点,比世界男性平均寿命最高的日本人七十九岁还高出十二个百分点(2001统计数字)。考虑到这些人在长征和后来的战争中落下过各种病根,且邓颖超和陈云解放后长期是老病号,可见他们在晚年享受着怎样特殊的医疗“保险”。
   面对国际社会强调人权的压力,中共就以中国人的生存权作挡箭牌,甚至把解决温饱等同于生存权,而忽略了九亿农民完全没有、绝大大多数城镇居民只部分享有医疗保障的事实。在得到维持生命的温饱后,享受医疗服务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它不知过早地被夺走多少人的生命。
   
   不公社会的一份挡案
   
   李慎之年轻时溶入共产党的革命,就是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可惜他为之献身的那个制度更加不公。他虽在中年大彻大悟,但直到晚年才如伏枥的老骥,飞身一跃,登上批判这个罪恶制度的最高点,为使中国成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好社会,他再次拿出年轻时的勇气摇旗呐喊。
   这个专制制度给了李慎之致命的一击,他倒在改革这个制度的起点上,留下他本可以作出更大贡献的未尽事业。
   但记录李慎之死因的病历,将成为这个不公社会的一份挡案,伴随他的精神永存,证明着他今天的正义。
   
   原载《动向》2003年第八期
(2010/02/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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