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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目录和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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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为什么独一无二?
·纪念一位伟大的反共先驱
·文革大赌盘上的一个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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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陷入民族主义误区

   
   中共妙用“鲶鱼效应”
   
   “鲶鱼效应”典出挪威:挪威人喜食鲜活沙丁鱼,偏偏沙丁鱼惯于在半死不活中自溺,渔夫就在沙丁鱼槽中放两条凶悍的鲇鱼,沙丁鱼在逃避鲇鱼的追逐中生猛起来。
   日本人把这个效应用于公司,对办事效力逐渐低下的部门,老板就调进几个新员工,使部门里形成新的竞争,以此恢复老员工的活力。

   到了当下中国,这个诀窍更被大手笔地发挥出来。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奄奄一息的沙丁鱼,中共就是操纵他们生杀大权的渔夫,为了让“沙丁鱼们”忘记谁是真正的屠夫,“渔夫”就为他们制造了两条鲶鱼,其中一条是美国,另一条是日本。
   因为日益加剧的各种社会危机,使中国成为随时爆发的一座火山,严重地威胁着中共的统治。想纾解内忧又不触动自身,最好方法莫过于制造外患,美、日正好是最理想的人造“敌国”:前者有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做由头,后者本有世纪宿仇,更可让民族主义老调不时翻唱新曲。
   
    “对日新思维”掀风波
   
   骨子里中共不仅不敢和美、日交恶,还处处对他们委曲求全,因为他们不单是中国的两个最大贸易国,而且也是先进科技的主要源泉,可以说是中共名副其实的“维生素”。中共对日本的心态尤为微妙,因为与美国不同,日本很少在人权等问题上为难中共,六四后第一个解除对中共的制裁,也从不支持和庇护反对中共的民运人士。中共很需要这样的“友邦”,甚至奢望日本疏远盟友美国来靠拢自己。
   也许想试探这种意向的可能性,《战略和管理》接连发文,提出处理中日关系的新观点。先是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他以自己的访日体验建议:中国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应该翻开新的一页,彼此面向未来偕同共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随后呼应,撰写《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强调通过中日亲善,增加对美国的外交杠杆,促使美国政府改善对华态势。
   马立诚当时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其言论被认为有官方背景,日本朝野极为关注,并对马、时两文一片叫好,还邀请时殷弘访问日本。不料,经过中共的长年煽动,海峡这边的“民族主义”已成一锅热油,“新思维”这注水泼进去,立即噼噼啪啪炸开来,各种评论加谩骂声讨,使反日情绪事与愿违地进一步高涨。
   接着日本意欲用新干线参与“上海——北京”的铁路建设,还没正式投标竞争,就有二万多中国人在网上签名反对,至于和德、法的快速列车相比,日本新干线的价格质量如何已全然不论了。赶巧日本侵略军当年埋在齐齐哈尔地下的毒气弹破裂外泄,造成四十多人受伤一人死亡事件,又给抗日烽火添了几捆干柴。事后日本政府回避“赔偿”两字,准备用一亿日圆(约八十五万美圆),(以“慰问金”的方式安抚受害者,又有人发起征集一百万网民签名抗议。
   
   避重就轻地义愤
   
   这种由某些传媒和网络展现的抗日烽火,无论如何熊熊燃烧,一眼就看出其中演示和起哄的成份居多,颇似几年前向穿疑似日本军旗服的赵薇泼粪的那个男子。试想如果赵薇是拳击手或持枪的军人,他敢作这番“英勇”壮举吗?
   这事件就成了象征——穿疑似日本军旗服的赵薇是日本,投粪男青年就是绝大多数的“爱国反日”人士,因为对他们来说,理亏的日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所以大多数“爱国反日”人士义愤日本人在六十年前的战争中留下的罪行;却忽视眼皮底下的累累人祸。就在发生毒气弹事故的同时,仅8月11日至18日的8天时间里,山西连续三次特大瓦斯爆炸,造成了97人死亡、1人失踪;接着福建某炮竹厂爆炸死伤几十人;河南某地幼儿园院墙倒塌造成七人死伤;还有南京一男子以自焚抗议政府强行拆迁,一死几伤;安徽一农民因同样原因在天安门前自焚。很明显,造成这些灾难的原因更值得“爱国者”谴责,但他们知道“人民”政府是不好惹的,连报道这些坏消息都禁止,岂可乱说乱动。所以组织抗日签名的“代表”知趣地申明,他们是向日本表达中国民间的正义呼声,而不是引发对自己政府的过激意见。
   结果,同样是伤亡,死于日本人毒气弹的中国人,不仅自己可以起诉日本政府,还得到秉持道义和良知的日本律师支持:由三百名日本律师加入、长年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的“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代表已来中国,他们表示一定要为受害者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并根据日本法律寻求赔偿讨回公道。而死于自己政府之手的中国人,几乎得不到自己同胞的援手,只能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成为死不暝目的冤魂。
   
   里外不是人的“主人”
   
   即使“爱国抗日”,也不过是响彻云霄的口号,真地面对日本人时,哪怕在自己的土地上,也难见与它对应的精神。
   由于大多数日本人来中国或是办企业,或是旅游观光消费外汇,都被中国人奉为上宾。所以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很快就知道了中国是怎样一个国度,因此个别日本老板会为所欲为,辱骂甚至殴打中国民工,再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纱厂欺凌中国工人的镜头。
   不久前上海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日本某公司的代表和几个日本同事去一家饭店吃火锅,他们酒后生事,调戏中国女服务员,坐在一边的两个中国男青年去阻止,双方打起来,日本人脸上被打出了血。警察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两个中国人抓起来,不管他们如何解释,警察说他们打伤了国际友人,败坏了中国的声誉,给两人戴上了手铐,让他们等待发落。还是日本人第二天酒醒了,来派出所道歉,才放了那两个青年。
   当年上海的外国租界里,中国人和日本人闹纠纷,洋巡捕还先问个青红皂白。今天,已“解放”了五十多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发生争斗时,却先挨自己警察的扳子。
   肇事的日本人后来对那位中国青年说:“我到中国三年了,我所遇到的中国人,对我们日本人都非常客气,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一个个如同我们的奴才一般,男人的没有。您算例外。”
   因此在激昂的“爱国反日”的外表下,中国人的内心早就绝望,许多人与其在自己的国家做二等公民,不如到日本去当二等公民,所以不择手段地蜂拥而去,甚至冒着葬身鱼腹的危险偷渡。更有人在日本违法被逮住后向警察表示:宁可在日本坐牢,也不愿被押送回中国,如果刑满后可以让他们留下来。
   
   中共挑起的内斗是祸根
   
   那些要求民间赔偿和去“保钓”的人也应追责:毛泽东为什么可以专断放弃对日战争赔偿,使中国人对日的任何赔偿要求至今“名不正言不顺”;邓小平为什么能够擅自决定搁置钓鱼岛争议,使钓鱼岛实际上已处于日本疆域?日本的国家领导敢作类似的决定吗?
   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就知道中日纠葛的症结在哪里。
   十年前我在日本,去一家公司打工时,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看门老头,他是前侵华士兵,说到那次战争,我们发生了争执。他说,“不是日本要侵略中国,实在是你们国家内乱不止,所以我们去帮助你们统一。”最后他虽然被我驳得哑口无言,但老脸上的瘪嘴仍然倔犟地噘着。
   他怎么会心服口服呢?就在说这话的前不久,中华民国驻日使馆一九六一在日本买下的一座“光华寮”,在一九八七年大阪高等法院依据国际法裁定归属管理着台湾的中华民国后,中共仍然不依不饶,又是发社论,又是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交涉,抨击日本搞两个中国。中共一边说“台湾同胞”,一边“兄弟阋墙”,哪怕一幢房子也寸步不让,不过是争一个正统的名分。一如毛泽东慷慨地一笔勾销战争赔偿,以此从国民党手里夺回和日本的建交权,还向日本人证明:只有共产党政府才有“放弃权”。
   直到今天,中共不顾百姓的死活,倾注不多的财力不断提升军力,为解放台湾做准备,还用金弹银弹去收买小国,封锁台湾的生存空间,逼得台湾以牙还牙,内斗得两败俱伤。最可笑的是,每次中共领导人出访或是接待外国领导人,都要逼人家表态“承认台湾是中国(其实是中共)的一部分”,一天到晚要求别国断自家是非的中国人,除了羞耻哪里还有什么尊严。
   
   真正的爱国者应有此醒悟
   
   百万“爱国”人士在网上虚拟抗日,是支持和增加政府与日方关于化学武器谈判的筹码。可惜热面孔贴冷屁股,一旦返回现实,哪怕组织几十个人的抗日集会,都无法获警方批准,还被扣上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的罪名。
   所以真正的爱国者,在对抗外国的“威胁”前,应当先索回被自己政府剥夺了的公民权,切勿陷入民族主义误区。你们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之时,就是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之日。
   
   原载《争鸣》2003年第十一期 刊载时署名 郁申树
(2010/02/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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