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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崩溃在生死线上

    ——中国“医疗产业化”的恶果
   
   医疗保健制度的现状
   
   去年一位朋友直到腹水才上医院,一查已是肠癌晚期,医生责备他就诊晚了,他有泪只能往肚里流。他和妻子双双下岗,家里有一个读高中的儿子,全靠两人所得一千块生活费度日,看病得自己支付百分之二十,他省一个钱是一个,挨一天是一天,结果癌症拖成晚期。好在按上海的规定,患恶疾的病人治疗费绝大部分可以报销,但只限于用国产药,结果国产抗癌药控制不了病情。用进口药需自费,每次治疗费五千块,亲友们凑钱让他接受了几次,疗效虽好,但昂贵的药费谁能久助,最后四十多岁的一个壮年人就这样不治而亡。

   近日一位亲戚心脏病开刀换瓣膜,用进口瓣膜也是自费,幸亏这是一次性治疗,亲戚咬牙承受下来。
   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同事患了高血压,虽不是大病但得终年服药,为了减少自己的药费开支,她只得挑选便宜的甲类药(自费20%),而不敢问津中外合资或进口的乙类药(自费30%)。她说做了一辈子医生,没料到轮到自己生病时竟吃不上像样的药了,听了令人辛酸。
   几年前听说国内搞医疗保健制度“改革”,没料到改出这样的结果,更无法理解国产抗癌药等质量为什么至今还上不去?当年我进医院工作时就质疑:一种同名药,国产的为什么达不到外国产的水平?二十年多过去了,我国载人飞船也上天了,我们已成为“航天科技大国”了,比起模仿载人飞船,模仿研制抗癌药等医疗产品算不上尖端技术,又是涉及几百万几千万人生命的大事,为什么不化精力去攻关?
   
   “医疗产业化”引发乱象
   
   早在“医保改革”前的九十年代初,政府已开始推行“医疗产业化”,名曰给医院“放权让利”,实际是让医院自己去运营创收,从此引发了医疗系统的乱像。医院要像企业那样搞创收,只能在病人身上做文章。
   首先是提高各项收费,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递增,其中药费增长最快,一个药从出厂到医院价格平均要翻5,6陪,而中外合资的常用抗菌素一针要几十,上百块,打一个疗程就是上千块。为了牟取高利,各种坑蒙病人的手法应运而生:有些医生不用每片两分的“阿司匹林”,而用“巴米尔”,一盒10片装6元多,其成分就是“阿司匹林”; 1元钱买100片的“硫酸亚铁”医院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药“福乃得”,每板7粒20多元,它不过是“硫酸亚铁”加些维生素。有些中,小医院竟然百分之八十的收益靠卖药,可算世界医学界的一项吉尼斯记录。
   其次是小病大治轻病重医,给病人作不必要的化验检查,让病人服多余的中西药,延长病人住院时间,使病人看一次病或住一次院的费用成倍增加。
   由于医药费的涨幅高出同期工资增长的二,三倍,使老百姓不堪负担,大部分人只能“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统计显示: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全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但就诊比率却下降18.8%,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看病,63.13%的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
   如今一人患病全家荡产,使平民百姓谈“病”色变,心里祈祷似地念叨:“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
   
   见病不治,见死不救
   
   上面还是城市的医疗状况,大部分人虽然支付部分医疗费用,还属于全国享受医保的百分之十五的人群,更多没有医保的农民和其他贫民的景况更加凄惨。
   因看急诊或住院得先支付几千到一万块的押金,“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成了许多医院的铁律,如果病人没带钱或根本没有钱,“见病不治,见死不救”的悲剧就上演了。
   ——一老农为患白血病的儿子花光积蓄,医院立即停药,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老农看着儿子在七窍流血后死去。
   ——某地父亲无钱为患儿交住院费,医院拒收,父亲和儿子一起跳楼身亡。
   ——因深更半夜未带足现金,某大学老师在押光钱物后,仍睁眼看着患急性阑尾炎的学生得不到救治,接待的医生还冷冷得地说:“我们只认钱,不认人。”
   事实上,并非所有医院和医生如此惟利是图的缺德,秉持良知坚持“救死扶伤”的医院和医生也不在少数,然而他们的善行却常给他们带来烦恼。有一些病人在得救后溜之大吉,使医院不得不雇佣追款员去催讨,而大多数逃款者贫病交加,他们又能追回多少?有的医院为此每年损失一,二百万,最奇怪的是,上级卫生部门却要这些医院自己消化亏损的金额,医生护士也要吃饭,长此以往如何继续保持医德?
   
   经费不足和两级分化
   
   可见问题的根由是政府投入卫生经费的不足,所以“医疗产业化”也好,“个人支付部分医药费”的“医保改革”也好,都是为了弥补不足的经费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目前中国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仅占财政预算总支出的3%左右,占GDP的0.5%左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政府投入比重占卫生总支出的36%,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而个人投入的比重占卫生总支出的64%,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之一。
   政府所投入的经费又向大城市大医院倾斜,造成发达和落后地区,城市和农村的严重分配不公。
   北京上海等地大医院的先进仪器设备不仅世界一流,由于各医院互相攀比重复进口还出现“过剩”。而农村乡镇的卫生院却是一片衰弱景象,据中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报道:在现有的四万四千九百五十二所卫生院所中,三分之一能差强人意地运行;三分之一勉强维持;另三分之一处于崩溃边缘。后者多数处于西部地区,所以西部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一百甚至三百以上,与最贫困国家相当。
   同时,在同一所大医院里也存在着极度的两级分化。
   一边是干部楼和保健楼,前者为干部服务,里面环境静谧幽雅,病房分卧室和会客室,医生护士谄媚着为“病人”服务;后者只有富人精英才住得起,病房像高级宾馆,一天房费加服务费要几百块钱,病人当然受到医生护士的重视。
   另一边是陈旧老式的普通病房,二十几平方挤着六张床,忙起来走廊里也睡着人,杂乱拥挤地令人难以忍受。
   一个院子里两重天,这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和写照,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资料的左证: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列倒数第四。
   
   农村医疗曾经是第三世界的典范
   
   回顾上世纪六,七年代,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是第三世界的典范,一直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还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力证例。
   说起来,毛泽东祸国殃民,但在这件事上还是积了点德。当时他虽没为农民建立应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但提出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而且强调预防为主,就是有名的“六,二六”指示。圣旨一出,层层落实,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专人定点定时下乡防病,还为每个生产大队培养一名卫生员,文革后改称“赤脚医生”,多数由下乡知青担任,组成防病为主的医疗卫生网,改善了农村的卫生状况。同时,毛泽东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惩罚城市医院的医生,让他们下乡为农民服务,各市卫生局奉命组织医疗队,所有医生和护士都得轮流去农村边疆巡回一年,无偿为农民治疗疑难杂症,部分地缓解了农村的治病难问题。
   这个政策使我国的国民平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5岁上升1980年的68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1998年的平均寿命70岁,从1980年到1998年只增加2岁。
   因此,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大部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所改善,甚至令人诟病的教育事业也略见长进,唯有医疗服务反而大大地倒退,人们不由感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
   
   医学界是社会道德的基石
   
   医疗卫生工作是攸关民众生命健康的大事,愈演愈烈的“看病难”已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医院和医生也成了众矢之的。老百姓称医院是最肮脏的地方;医药是最黑暗的产业;医生是宰人的刀客;“医疗产业化”是万恶之源。
   人们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仅假药中毒及过期或质量不过关的「抗生素」类药无效等事故,每年就造成近20万人死亡,其中不少药还是经过医院开出去的。如今假药开始跨出过门,近日,尼日利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发现进口药品中有百分之七十属于假冒药品和搀假药品,并列出生产假药的外国公司的黑名单,头五名都是中国公司。但人们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根子,医疗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医生也是社会的一员,整个社会腐败堕落时,医疗行业如何独善其身?当行政权利成为寻租的巨大资源时,医生的特殊技术又怎能避免成为谋利手段?如果没有“医疗产业化”,医疗卫生界也许不会滋生这么多魔鬼,但拿低工资的大多数医护人员只有两种选择:消极怠工或凭红包看病。你看官僚权贵没有“产业化”,连最高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也只有三千块,但他们的实际收益无形资产又是多少?
   尤其是腐败已成为制度并深入人心时,掌握特技的医生想洁身自好都难。我的一位同学是外科医生,他本人很正派,上海的各项规定也比较严厉,所以他一直拒绝接受病人的红包,还反复向病人解释,但病人就是不放心,还七拐八弯找到认识他的熟人来暗送,说他再不接受病人不敢进手术室,他只得勉强拿一张几百块的交通卡。其实人人贿赂已使贿赂失去效力,何况他一天紧张地开几个刀,哪里会去分辨谁和谁?
   奉人道主义为最高宗旨的医学界,是检测社会道德的一个标杆,也可以说是维护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基石,它的失守和坍塌显示,我们社会的道德体系已全面崩溃。
   
   
   原载《动向》2004年第三期 刊载时署名 郁申树
(2010/02/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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