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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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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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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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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来源:观察

伍渭文简历


   一九四九年生于香港,一九七二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主修历史地理。一九七五年,毕业于中国神学研究院,获道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二年于美国圣约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五年于美国路德会协同神学院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主修历史神学。
   伍牧师过去一直致力于教会牧养及神学教育的工作,多年来在香港、北美及台湾的教会有着丰富的牧会经验。曾经担任中国神学研究院讲师及实习教育主任、台北关渡基督书院副教授兼校牧及教务长、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实用神学教授及教牧学博士课程主任、播道会活泉堂牧师、深水涉崇真会牧师等职务。二零零零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现为大学的校牧。

采访缘起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基督教文化节。当我抵达中文大学的时候,前来迎接我的是校牧伍渭文先生。那时,我还不知道“校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因为以我就读北京大学的经历和以我对内地大学的了解,我根本不知道大学中有“校牧”这一职位。此前我也有过到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机会,知道崇基学院的基督教背景,但尚未与崇基的师生有过联系。
   第一次接触,我便感到伍牧师是一位让人如沐春风的长者和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个多星期的活动,他很多时候都与我在一起,我在神学上也有机会多次向他请教。在文化节上,我先后作了五场专题演讲,触及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和家庭教会维权等“敏感”话题。伍牧师并未像我在其它许多地方演讲的主持人那样,不时地“好意”地提醒我“不要涉及政治议题”——近年来,即便在香港及海外的很多地方,我亦常常遇到此类提醒。相反,伍牧师对我提及的这些议题非常关注,他强调说,基督徒不应当“害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了信仰之后刚强壮胆。
   此后几年间,我每次访问香港都去中文大学拜访伍牧师。伍牧师通常都会约上对中国基督教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崇基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与我一起共进早餐,校牧室及宗教文化社亦多次出面为我主办演讲会。当我用电邮将内地教会受到逼迫的消息发给伍牧师之后,他都会在主日崇拜中为我们祈祷。而近年来香港许多大教会和大机构的领袖,为了到大陆展开各项工作,愈来愈不敢为公义发声,对“老大哥”的恐惧深入骨髓。与此种情形相比,伍牧师对大陆弟兄姊妹的处境有着真挚的关切和同情,有一颗“好怜悯、行公义”的基督徒的良心。
   崇基学院是中文大学的四大书院之一,中文大学组建时,尊重崇基学院作为基督教大学的传统,校牧这一职位得以保留。在整个华人世界,这是公立大学中少数设立校牧的大学。崇基的校牧在大学教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伍牧师在崇基校牧的职位上服务了十年之久,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我相信,未来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和教育独立之后,近代教会大学的传统将得以恢复,中外教会都会投入巨大的资源兴办大、中、小学,校牧必定成为基督教学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职位。所以,我们应当从现在开始便来认识和探究校牧工作的重要性。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在崇基礼拜堂的校牧办公室中,以校牧工作为主题,对伍渭文牧师作了一次访问。
   

教师、牧者与学者的多重身份


   
   
   余杰:伍牧师,好几次时间都不凑巧,我到香港的时候你却刚刚离开,你到北京的时候我又正好不在。这次访问一直拖了半年多才得以实现。首先,我想听你谈谈个人信仰和事奉的经历。
   伍渭文:我的家庭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基督徒老师,他每星期都带领学生开查经班。我有时去参加,但那时我很反叛,故意向老师询问很多刁难的问题,并无心追求真理,星期天也不去教堂。后来,有一天老师讲到圣经中的一段话:“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几句话给我的心灵以极大震撼。不久之后,我便在一次布道会上决志信主了。
   余杰:信主之后,你很快便决定奉献做全职的传道人了吗?
   伍渭文:是的,信主之后我就颇为热心,想为神而工作。在念完中学之后,我就想去念神学,但是神并没有给我开路。我考进了浸会大学,当时还是浸会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我学习科目的不是神学,而是传理学,因为后来预备作传道,便转了历史地理系,我想我是惟一从传理转出来的,当时(到现在也是)浸会传理系较难进去。一九七二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想去念神学,但上帝对我说,你要先去工作,有了工作经验之后再念神学更好。于是,我就到一所中学当了三年的老师。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当老师,我很乐意跟青年学生们在一起。三年之后,上帝终于呼召我出来念神学。一九七五年,我进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念书,是中神的第一届学生。
   中神毕业之后,当时学校鼓励我们牧会一段时间后到海外升学,试试我们的实力,学校为着长远发展,更设立师资培训计划,选派毕业生到海外去留学,学成回校任教。我们这一届有两名同学被选中,一个是温伟耀,他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另一个就是我,我去了美国圣刘易斯的圣约神学院。我在这所大学获得牧养神学的硕士学位。然后,我又去协同神学院继续深造,获得教会历史的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先到中神教书,也算是回报中神对我的栽培。然后,就遇到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六四”对香港社会的冲击很大,对我个人生命的冲击也很大。
   余杰:天安门惨案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忘却的伤痛,我发现在海外华人世界里,香港人在捍卫“六四”的记忆方面做得最好,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都有数万人参加,二十年如一日,非常不容易。一般人认为,神学院里的老师,像是中世纪修道院中的修士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新旧约”,没有想到“六四”对你这样一位神学院的教师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伍渭文:“六四”发生之后,我更感到福音对中国的重要性,没有福音,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摆脱仇恨、暴力、和杀戮的恶性循环,不能建设真正和谐社会。此前我长期在香港生活,又在美国留学多年,对中国大陆了解很少,经过“六四”的震荡,我希望去中国人更多的地方工作,希望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以便能够“对症下药”,于是便去了台湾。我应赵天恩牧师的邀请到了台湾淡水基督书院,他刚接手当院长,我在学校教授圣经伦理学兼任校牧;在周未和星期天任台北礼贤会的牧养工作。
   在台湾,我体验到一种跟香港完全不同的文化,我感受到民国的影子,整个社会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也许还有日治时代文化的遗留。比如,下级跟上级说话的时候,先要毕恭毕敬地说“报告长官”。这在香港是没有的。
   在台湾的两年与赵天恩牧师同工的经历,被他对中国大陆教会的爱、对大陆同胞的爱深深所感染,也学习到许多行政工作的经验,这一经验后来在我的校牧工作中尤为重要。
   余杰: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牧会的吗?
   伍渭文:我的牧会工作从更早的时候便开始了。一九七六年,我还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所在的教会播道会活泉堂的传道人突然离开,教会一时间没有了牧者。教会的同工们便说,既然你是神学生,你就来带领大家吧。那时,我还在念二年级,便硬着头皮在教会里开始牧会了。前两年是半职,接着两年做了全职,直到一九八零年我去美国念书。
   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在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春田城,奥巴马曾多年在那当州参议员,我在那里也帮助当地的华人成立教会,带领他们崇拜,一共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在美国念的是牧养神学,回到香港在神学院也教牧养神学。但牧养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实际的牧养经验,根本不能教好这门课。此前我有过一些经验,在这段时间,我又遇到几个没有牧师的香港教会,便在任教之余去当他们的临时牧师或者顾问牧师,从五十人的教会到三百人的教会不等,在不同的教会中获得了不同的经验。而且,我牧养过的教会有香港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和美国的华人教会,这些教会的形态和背景各不相同,使我也有了如何与不同处境下的会众相处的经验。这种经验,让我在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不再局限于“香港”一地,而有了一种“华人世界”的视野。
   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应邀去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教书。我在美国念书的神学院是路德会的背景,在神学上我受路德宗的影响颇大。一九九三开始,兼任为深水涉崇真堂的主任牧师,那是一家三百多人左右的,历史悠久的教会。那时信义宗神学院的华人教授很少,老师多是来自欧陆、北美的宣教士,崇真会属信义宗,我看到他们的需要,便由中国神学研究院转到信义宗神学院了。为了更专心研究神学和计划写作,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更辞了教会的牧养工作,专心神学教育,没有计划来到崇基学院作校牧。
   余杰:你是如何想到要做一名校牧的呢?校牧的工作与一般的牧师很不一样,对你而言是不是一种新的挑战呢?
   伍渭文:其实,我早在一九九五年就有机会到崇基来担任校牧。那时,前任校牧离职了,我被推荐应聘,我记得当时的院长李沛良教授第一次与我见面的时候,劈头就说:“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的牧师做校牧,若我是教会中人,我一定推荐最好的人才。这职位的影响性甚大。……为什么教会不积极推荐人呢?”那一次,崇基方面对我的经验和履历都表示满意。但是,崇真会的会友们都不愿我离开,他们劝说我留下来继续牧会;为了教会的需要,我婉却了崇基方面的好意。
   五年之后,崇基的校牧的职位又空缺了,他们再次来邀请我,这次不需要去应聘,直接就可以聘任我。我刚开始还有些犹豫,后来想到这个职位可以有机会跟年轻大学生在一起,向他们传达福音信息,学校也容许并鼓励我在崇基神学院兼课,加强校牧室和神学院的连系,有机会在课堂接触学生,这也满足了我教书的愿望,便向上帝祷告,等候请上帝的旨意。在等候期间,也征询一些长辈和同工的意见,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说,以我的经验和背景,非常适合这职位,于是我便请辞神院的教席,转到崇基学院作校牧,开始了一份全新的工作。迄今为止,我在校牧的职位上工作了十年时间,是崇基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牧,此前任职最长的是吴天安牧师,他当了七年的校牧,我打破了他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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