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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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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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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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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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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2009年12月19日,4年前去世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被梵蒂冈列为“可敬者”。保罗二世生前致力于继续推进天主教的改革事业,推动宗教宽容的精神以及教会与世俗社会的对话,并对中世纪教廷设置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囚禁伽利略等罪行公开忏悔。他的年龄、国籍、他之前运动员和剧作家的身份,无一不打破天主教二千年来的传统。他更是少数改变了当代世界的伟人之一。
   1981年5月13日,发生了土耳其籍刺客阿加枪击教宗的事件。此案的真相多年来扑朔迷离。直到保罗二世逝世将近一年之后,意大利国会下属负责调查冷战机密的委员会才认定,是苏联当局操纵了这次刺杀,目的是为了保持《华沙条约》国家尤其是波兰的稳定。换言之,共产世界认为教宗是“不稳定”的根源所在。虽然这次行刺对教宗的身体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但他不仅宣布宽恕刺客,而且还亲自到凶手的牢房中为之祈祷。这种遵照耶稣教诲的对仇敌之爱,在这个人心败坏、道德沦落的时代,堪称一盏照亮世界的明灯。
   这场刺杀却显示出信仰上帝的世界与共产党统治的世界之间冲突的不可调和性。然而,苏联当局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教宗,教宗却从精神上战胜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保罗二世以其崇高地位及对全球十亿教徒无可争辩的影响,大大推进了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人们论及此段历史的时候,常常强调体制内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贡献,也高度评价瓦文萨、哈维尔等体制外抗争者的作用,却不知道保罗二世的功劳比前两者加起来都要大——如美国总统里根所说,保罗二世是“结束共产专制统治的英雄之一”。
   教会是保卫个人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威尔指出,1978年10月16日,当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烟,显示新教宗产生之时,“就是冷战结束的开始”。作为近代以来惟一一位波兰裔的教宗,保罗二世给深陷于专制制度之中的波兰及东欧人民带来了一线曙光,而他本人确实毫无保留地、一以贯之地支持波兰同胞及苏联东欧地区两亿多人民追求自由的努力。在波兰的民主化进程中,作为宗教领袖的保罗二世与作为工人领袖的瓦文萨以及作为知识分子象征的米奇尼克,堪称互相配合的“三驾马车”;而整个苏东剧变、冷战格局的终结,则是由保罗二世与里根、戈尔巴乔夫这“三驾马车”共同完成的。可以说,保罗二世在民主化的“第三波”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超级大国的政治领袖。如果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关注的是政治层面的变革,那么保罗二世则从信仰层面唤起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捍卫人权、实践民主的勇气。
   1979年,当保罗二世第一次以教宗的身份访问波兰时,他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庄重地跪了下来,深情地亲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在苏联的阴影和雅鲁泽尔斯基的高压下挣扎的波兰人民感到“我们被世界选中了,好像世界最终注意到了我们,最终选中了我们”。这次访问成为“波兰的第二次洗礼”,米奇尼克这样描述说:“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个都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期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若望?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在几乎全民信仰天主教的波兰,虽然没有一兵一卒的保罗二世,拥有难以估量的精神感召力。美国作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于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线:共产党的统治是靠刀剑来维持的,而教宗让人们意识到,只有十字架才是社会稳定的“磐石”。
   确实,在许多历史的转折关头,改变人类命运的,不是武力,而是信仰的力量。1983年,保罗二世再次访问波兰,他在华沙机场向那些被政府囚禁和迫害过的异见人士致敬:“我要求那些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那些长期受到共产党政权骚扰和折磨的人们听到这样的话,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不再孤独无助。波兰共产党的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且是军人出身,身经百战,铁石心肠。但在总统府会见了教宗之后,他亦被迫承认:“我双腿发颤,两膝相撞。……教宗,这个穿白袍的人,他从各方面感动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可见,在一个信仰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即便是迷信武力的共产党领袖,也没有像真正的无神论者毛泽东那样无所畏惧、无法无天。
   保罗二世密切关注波兰同胞的处境,他清楚地知道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苏联扶植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对教会和教徒实施的疯狂迫害。波兰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投进了监狱,这位被教宗看重的神学家在日记中写道,波兰灾难的本质在于“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我们为这场冲突做准备的话,我们需要时间来增强我们的力量以保卫上帝。”共产党政权企图消灭仁慈、人道、怜悯、尊重个体、适度、谦虚、得当、常识这样一些人类基本的品格,这些“人性中倾向于神性的一面”。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势必要将基督教信仰与教会从波兰社会连根拔起。但是,共产党政权的这个企图可耻地失败了。即便是雅鲁泽尔斯基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大人物,都将圣经藏在枕头下,偷偷地阅读。大部分普通民众虽然不能去教堂,却在家中坚持读经和祷告。
   
   没有教宗,便没有波兰乃至苏东世界的变革
   自从近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兴起之后,梵蒂冈始终坚持反共立场。共产主义不仅要求变革经济,还要求改造社会,为了达到目标,它要改变原有的信仰,消灭传统的宗教。所以,梵蒂冈清醒地意识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不可调和”的敌人。早在30年代,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一世即发布通谕,谴责苏联的共产主义。二战爆发之后,为了缔结反法西斯同盟,美国和英国等民主国家向并不比希特勒更“好”的斯大林抛出橄榄枝,但梵蒂冈对苏俄一直不假辞色,拒绝与任何一个共产国家正式建交。对于梵蒂冈来说,道德立场高于世俗利益。
   20世纪下半叶,在苏联东欧人民“因真理得自由”的道路上,教宗一直都是陪伴者、安慰者和祷告者。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破坏和痛苦之后,波兰著名的异议思想家克拉科夫斯基发现,在一个按照极权规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在个人及其精神生活遭到严重的侵犯和践踏的时候,教会给人们提供了摒弃谎言、保持尊严的庇护所,赋予人们的生活以意义而不是相反,“教会如其所是地座落在天堂与人世之间,既是天恩的储藏库又是秩序的庇护者,为可见的世界带来不可见的准则”。越是专制统治严酷的时代,人们越是需要“一个能帮助他们超越那紧依着生命的重负,能让他们知晓人的条件中不可逃脱的极限”的教会。可以说,如果没有教会和信仰,在专制统治之下的民众,将彻底失去道德标准和对未来的希望。
   即便在党员和密探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时刻,更多坚守信仰的波兰教徒们仍然通过种种渠道倾听教宗从远方传来的声音。基督信仰被迫处于暗流的状态,却孕育着下一轮的波涛汹涌。1980年8月,当瓦文萨创建团结工会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工人兄弟们许诺说:“如果工会得以诞生,建立工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得到承认,那么我平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将是去罗马晋见教宗。”(《瓦文萨自传》)1981年1月,瓦文萨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果然是罗马,他获得了教宗的亲切接见,并与教宗一起到罗马郊外一个波兰移民旅馆里做弥撒。保罗二世曾婉言谢绝了诸多政治领袖和王公贵族的求见,却热情接待了瓦文萨这样一个备受波兰政府贬低的工运人士。对于瓦文萨这个一介平民的来访,教宗破例发布了一篇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瓦文萨所从事的事业:“我认为,你们付出的努力不是反对而是为了全体波兰人民的共同利益。付出这种努力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一种责任,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的。这种权利为各国的法律承认和批准。”
   教宗通过公开支持的方式,让瓦文萨在国内艰难的处境大大改善。由于担心国际舆论的压力,波兰秘密警察加害瓦文萨的计划不得不取消了。此后,保罗二世与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民主化之后波兰的第一任民选总统瓦文萨之间建立起了真挚而牢固的友谊。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和大部分波兰人民一样,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将教宗看作精神上的父亲,在几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不假思索地向教宗寻求智慧和勇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3年前我们举行罢工的第一次起,我便深深感到在精神上与教宗的一致。决定罢工时,我们承担了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就是按照教宗的教导追求我们的目标。正是由于把这些教导化为实际行动,我们才达到了一些目标。”
   当年,耶稣没有犹太民族的苦难颜面不顾,耶稣与受苦的人民一起受苦,与哀哭的人民一起哀哭;如今,保罗二世也没有波兰民族的苦难颜面不顾,他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公开支持同胞们的斗争,还要号召波兰教会加入到这场斗争之中。波兰的教会终于克服了冷漠和恐惧,与团结工会并肩作战,成为专制肆虐的时代社会公义的代言人。教会中涌现出若干位像波皮耶卢什科牧师那样被秘密警察杀害、为自由献出生命的神职人员。更重要的是,教会成为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沟通的桥梁,正是有了教会的参与和斡旋,多份避免流血冲突的文件才得以成功签署。瓦文萨坦率地指出,如果没有保罗二世的支持,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后,瓦文萨接受媒体采访说,促成波兰军管政权的垮台,教宗的作用最大:“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当时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干涉波兰内政的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必须表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1981年冬天,波兰的形势急剧恶化。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并担心苏联出兵干涉,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他认为这是一种维护国家稳定的“次坏”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军队与工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了多起流血事件。在圣诞节前夕的12月18日,保罗二世给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写了这样一封呼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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