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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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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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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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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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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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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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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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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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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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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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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2009年12月19日,4年前去世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被梵蒂冈列为“可敬者”。保罗二世生前致力于继续推进天主教的改革事业,推动宗教宽容的精神以及教会与世俗社会的对话,并对中世纪教廷设置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囚禁伽利略等罪行公开忏悔。他的年龄、国籍、他之前运动员和剧作家的身份,无一不打破天主教二千年来的传统。他更是少数改变了当代世界的伟人之一。
   1981年5月13日,发生了土耳其籍刺客阿加枪击教宗的事件。此案的真相多年来扑朔迷离。直到保罗二世逝世将近一年之后,意大利国会下属负责调查冷战机密的委员会才认定,是苏联当局操纵了这次刺杀,目的是为了保持《华沙条约》国家尤其是波兰的稳定。换言之,共产世界认为教宗是“不稳定”的根源所在。虽然这次行刺对教宗的身体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但他不仅宣布宽恕刺客,而且还亲自到凶手的牢房中为之祈祷。这种遵照耶稣教诲的对仇敌之爱,在这个人心败坏、道德沦落的时代,堪称一盏照亮世界的明灯。
   这场刺杀却显示出信仰上帝的世界与共产党统治的世界之间冲突的不可调和性。然而,苏联当局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教宗,教宗却从精神上战胜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保罗二世以其崇高地位及对全球十亿教徒无可争辩的影响,大大推进了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人们论及此段历史的时候,常常强调体制内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贡献,也高度评价瓦文萨、哈维尔等体制外抗争者的作用,却不知道保罗二世的功劳比前两者加起来都要大——如美国总统里根所说,保罗二世是“结束共产专制统治的英雄之一”。
   教会是保卫个人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威尔指出,1978年10月16日,当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烟,显示新教宗产生之时,“就是冷战结束的开始”。作为近代以来惟一一位波兰裔的教宗,保罗二世给深陷于专制制度之中的波兰及东欧人民带来了一线曙光,而他本人确实毫无保留地、一以贯之地支持波兰同胞及苏联东欧地区两亿多人民追求自由的努力。在波兰的民主化进程中,作为宗教领袖的保罗二世与作为工人领袖的瓦文萨以及作为知识分子象征的米奇尼克,堪称互相配合的“三驾马车”;而整个苏东剧变、冷战格局的终结,则是由保罗二世与里根、戈尔巴乔夫这“三驾马车”共同完成的。可以说,保罗二世在民主化的“第三波”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超级大国的政治领袖。如果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关注的是政治层面的变革,那么保罗二世则从信仰层面唤起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捍卫人权、实践民主的勇气。
   1979年,当保罗二世第一次以教宗的身份访问波兰时,他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庄重地跪了下来,深情地亲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在苏联的阴影和雅鲁泽尔斯基的高压下挣扎的波兰人民感到“我们被世界选中了,好像世界最终注意到了我们,最终选中了我们”。这次访问成为“波兰的第二次洗礼”,米奇尼克这样描述说:“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个都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期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若望?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在几乎全民信仰天主教的波兰,虽然没有一兵一卒的保罗二世,拥有难以估量的精神感召力。美国作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于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线:共产党的统治是靠刀剑来维持的,而教宗让人们意识到,只有十字架才是社会稳定的“磐石”。
   确实,在许多历史的转折关头,改变人类命运的,不是武力,而是信仰的力量。1983年,保罗二世再次访问波兰,他在华沙机场向那些被政府囚禁和迫害过的异见人士致敬:“我要求那些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那些长期受到共产党政权骚扰和折磨的人们听到这样的话,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不再孤独无助。波兰共产党的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且是军人出身,身经百战,铁石心肠。但在总统府会见了教宗之后,他亦被迫承认:“我双腿发颤,两膝相撞。……教宗,这个穿白袍的人,他从各方面感动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可见,在一个信仰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即便是迷信武力的共产党领袖,也没有像真正的无神论者毛泽东那样无所畏惧、无法无天。
   保罗二世密切关注波兰同胞的处境,他清楚地知道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苏联扶植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对教会和教徒实施的疯狂迫害。波兰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投进了监狱,这位被教宗看重的神学家在日记中写道,波兰灾难的本质在于“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我们为这场冲突做准备的话,我们需要时间来增强我们的力量以保卫上帝。”共产党政权企图消灭仁慈、人道、怜悯、尊重个体、适度、谦虚、得当、常识这样一些人类基本的品格,这些“人性中倾向于神性的一面”。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势必要将基督教信仰与教会从波兰社会连根拔起。但是,共产党政权的这个企图可耻地失败了。即便是雅鲁泽尔斯基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大人物,都将圣经藏在枕头下,偷偷地阅读。大部分普通民众虽然不能去教堂,却在家中坚持读经和祷告。
   
   没有教宗,便没有波兰乃至苏东世界的变革
   自从近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兴起之后,梵蒂冈始终坚持反共立场。共产主义不仅要求变革经济,还要求改造社会,为了达到目标,它要改变原有的信仰,消灭传统的宗教。所以,梵蒂冈清醒地意识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不可调和”的敌人。早在30年代,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一世即发布通谕,谴责苏联的共产主义。二战爆发之后,为了缔结反法西斯同盟,美国和英国等民主国家向并不比希特勒更“好”的斯大林抛出橄榄枝,但梵蒂冈对苏俄一直不假辞色,拒绝与任何一个共产国家正式建交。对于梵蒂冈来说,道德立场高于世俗利益。
   20世纪下半叶,在苏联东欧人民“因真理得自由”的道路上,教宗一直都是陪伴者、安慰者和祷告者。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破坏和痛苦之后,波兰著名的异议思想家克拉科夫斯基发现,在一个按照极权规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在个人及其精神生活遭到严重的侵犯和践踏的时候,教会给人们提供了摒弃谎言、保持尊严的庇护所,赋予人们的生活以意义而不是相反,“教会如其所是地座落在天堂与人世之间,既是天恩的储藏库又是秩序的庇护者,为可见的世界带来不可见的准则”。越是专制统治严酷的时代,人们越是需要“一个能帮助他们超越那紧依着生命的重负,能让他们知晓人的条件中不可逃脱的极限”的教会。可以说,如果没有教会和信仰,在专制统治之下的民众,将彻底失去道德标准和对未来的希望。
   即便在党员和密探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时刻,更多坚守信仰的波兰教徒们仍然通过种种渠道倾听教宗从远方传来的声音。基督信仰被迫处于暗流的状态,却孕育着下一轮的波涛汹涌。1980年8月,当瓦文萨创建团结工会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工人兄弟们许诺说:“如果工会得以诞生,建立工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得到承认,那么我平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将是去罗马晋见教宗。”(《瓦文萨自传》)1981年1月,瓦文萨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果然是罗马,他获得了教宗的亲切接见,并与教宗一起到罗马郊外一个波兰移民旅馆里做弥撒。保罗二世曾婉言谢绝了诸多政治领袖和王公贵族的求见,却热情接待了瓦文萨这样一个备受波兰政府贬低的工运人士。对于瓦文萨这个一介平民的来访,教宗破例发布了一篇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瓦文萨所从事的事业:“我认为,你们付出的努力不是反对而是为了全体波兰人民的共同利益。付出这种努力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一种责任,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的。这种权利为各国的法律承认和批准。”
   教宗通过公开支持的方式,让瓦文萨在国内艰难的处境大大改善。由于担心国际舆论的压力,波兰秘密警察加害瓦文萨的计划不得不取消了。此后,保罗二世与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民主化之后波兰的第一任民选总统瓦文萨之间建立起了真挚而牢固的友谊。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和大部分波兰人民一样,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将教宗看作精神上的父亲,在几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不假思索地向教宗寻求智慧和勇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3年前我们举行罢工的第一次起,我便深深感到在精神上与教宗的一致。决定罢工时,我们承担了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就是按照教宗的教导追求我们的目标。正是由于把这些教导化为实际行动,我们才达到了一些目标。”
   当年,耶稣没有犹太民族的苦难颜面不顾,耶稣与受苦的人民一起受苦,与哀哭的人民一起哀哭;如今,保罗二世也没有波兰民族的苦难颜面不顾,他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公开支持同胞们的斗争,还要号召波兰教会加入到这场斗争之中。波兰的教会终于克服了冷漠和恐惧,与团结工会并肩作战,成为专制肆虐的时代社会公义的代言人。教会中涌现出若干位像波皮耶卢什科牧师那样被秘密警察杀害、为自由献出生命的神职人员。更重要的是,教会成为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沟通的桥梁,正是有了教会的参与和斡旋,多份避免流血冲突的文件才得以成功签署。瓦文萨坦率地指出,如果没有保罗二世的支持,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后,瓦文萨接受媒体采访说,促成波兰军管政权的垮台,教宗的作用最大:“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当时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干涉波兰内政的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必须表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1981年冬天,波兰的形势急剧恶化。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并担心苏联出兵干涉,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他认为这是一种维护国家稳定的“次坏”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军队与工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了多起流血事件。在圣诞节前夕的12月18日,保罗二世给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写了这样一封呼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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