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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人三台戏

   
   二零零九年十月,我主动代替被中共囚禁的大陆同行去法兰克福书展与中共代表唱对台戏。在书展上听到了因反文革而坐红牢的王容芬的讲演,也在展厅里碰到了因反六四屠杀而坐红牢的茉莉们。我们虽然都在抵制中共,但各自忙于扮演承担的角色,没有机会深谈。在与茉莉的交谈中,我提到了苏晓康的文章《女人一台戏 ─“六十年”评说的一个侧面》,因为这篇文章促使我意识到:文革亲历者美国人卡玛在她拍摄的八九纪录片《天安门》(一九九五年)和文革纪录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二零零三年)中无视柴玲们是被杀者,宋彬彬们是杀戮者, 贬低了柴玲们的功劳,淡化了宋彬彬们的罪过……
   
   中共虽买到了作最大的国际书展的主宾国的资格,但各界独立知识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塔(Herta Müller)全都在书展上大力抵制人权恶棍的宣传秀。中共驻德大使吴红波则在书展后借德国二台播放的一个嘲讽中国人权状况和盗版现象的节目,在中共媒体上掀起了又一场红色风波,继续混淆中共和中国,强行代表中国人民,宣传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共产笔杆子总想把共产专制和自由民主的矛盾用什么“美苏争霸”等形形色色的红色术语加以掩饰和转嫁。德国各界的亲共人士也纷纷配合,其中不乏被称为六八年人的德国毛份子或曰洋红卫兵,他们与卡玛有不少相似之处。
   因此,我乐于写出我对卡玛的最新看法,因为卡玛恶意剪接柴玲讲话内容以及捏造文革史专家王友琴的话来为自己、为宋彬彬开脱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我也乐于“对历史尽责”,写下我对“历史中的女人”—宋彬彬、王容芬和柴玲的评价,以抵制卡玛的粉红宣传。

   文革罪恶不容粉饰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岁的王容芬在红色恐怖中用生命挑战毛泽东,以给毛写公开信的方式指出文革“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表示“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时我刚半岁。在我记忆中,毛泽东死前十年就是“忆苦思甜”、“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愚民运动。所以,我看影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时,觉得不错。幸好后来我有幸获知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相关史料和《也谈宋彬彬的不忏悔》等相关文章,我才从根本上认识到文革的罪恶和红卫兵的暴行。
   
   王容芬的事迹和作品则进一步促使我认识到毛泽东的红卫兵与希特勒的青年团相似。零八年,她又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敦促胡锦涛“否定毛泽东思想,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红卫兵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
   
   当我了解了文革的真实情况后,再回头看卡玛的电影和网站,便看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在用红卫兵的年轻无知来淡化文革的罪恶。卡玛的所作所为与红卫兵的命名者张承志倡导的所谓“青春无悔”堪称异曲同工,都是在粉饰中共的血腥史。
   
   好在历史的义工王友琴收集了足够的史料证实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宋彬彬是“恶之花”,她亲自参与了红卫兵的反人类罪行。时任北大女师附中语文老师的林莽亲眼见证了卞仲耘被宋彬彬们殴打致死。当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被打死后,到北师大附中讨说法时,见他的红卫兵头目中就有宋彬彬。王先生保存了他当年请这些负责人留下的签名。而殴打不是自发的,是革委会组织的。林先生两次被提审时,宋彬彬都在场。网上大侠螺杆在相关评论中则透露,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于中共中央台广播后第二天,北师大附中就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领头署名的就是宋彬彬。
   
   影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给宋彬彬们提供了面对历史的机会,但他们却只为自己辩解,避而不谈他们各自所在的五所中学里都有老师被学生活活折磨致死。宋彬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带头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 在宋彬彬于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敬献红袖章并因此被改名为“宋要武”后,北京女三中的校长沙坪,从十九号起被殴打,旁边还跪着一大片老师,打到二十号中午全校斗争会上,就被活活打死了。卡玛的学校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坤。李南央的学校打死了语文老师孙迪。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主要都是中学生红卫兵打死的。但是亲历者卡玛不仅在文革纪录片里回避了如此史无前例的罪恶,反而让拒绝忏悔,不敢见人的宋彬彬们(在影片中宋是黑面)为自己开脱。给毛泽东带上红袖章的中学生宋彬彬成了文革纪录片中的演讲者,而在文革中用退团信抗议毛泽东并因此遭受迫害的大学生王容芬却没被采访。或许卡玛不知道王容芬的英雄事迹,但她却认识当年也象宋彬彬一样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啊?
   
   卡玛在采访中表示,“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与了没有,她说没有。”对此王友琴在接受同一个记者采访时说:“我看到网上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怪。……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电影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卡玛为什么要撒谎?她具有记录片制作人应有的道德感、公正性和历史观吗?
   从个体抗议到集体抗争的两代人
   
   一九八九年,文革年代出生的柴玲们自动汇集在红卫兵被组织起来接受毛检阅的地方,象王容芬一样公开对独裁者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八九一代在天安门广场上要自由,反腐败,展现了与当年红卫兵截然不同的独立意志、自由思想。
   
   那时我已在德国留学。我所获知的信息主要来自德国媒体,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对吾尔开希的报道和柴玲在六四屠杀后的哭诉。人无完人,天安门一代肯定有缺点,但他们勇于带头反抗中共暴政的行为代表了正义,不容质疑,值得讴歌。天安门一代的《绝食宣言》是中华儿女英勇抵抗马列专制的历史文献,二十年后读来还能打动我心。那些诋毁他们的文字,包括贬损柴玲的《末日幸存者的自白》只会引起我的反感。
   
   柴玲在六四屠杀前留下的五二八采访更表现了她的真诚、勇气和对共产专制的深刻认识,象王容芬一样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与柴玲同龄的我,在六四屠杀前,堪称共产愚民,绝对说不出柴玲在二十年前就得出的结论,“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多亏天安门一代的抗争和奉献,令中共在世界上暴露了凶残的本相。六四屠杀后,我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红色法西斯,比德国法西斯更坏更狡猾。
   
   然而,这样难得的肺腑之言却居然被《天安门》剪接得来让观众对以柴玲为代表的天安门一代产生了负面印象。而从自由的台湾投入共党怀抱的侯德健倒在《天安门》中成了正义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在篡改史料,混淆是非?就凭这点就足以证实卡玛缺乏历史纪录片制作人应有的职业道德。更何况《天安门》完全忽视了柴玲们在险恶环境中的道义承担。
   
   卡玛的红色劣迹没法否认,她的表弟阳和平在不经意间证明王容芬说卡玛是毛份子没错。发表在大陆的一家毛派网站的阳和平文章透露, “卡玛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岁的我还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阳泉煤矿串联。她那时是我的启蒙人。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入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
   
   属于文革一代的螺大侠气愤地表示,“卡玛的无耻,在于她对文革没有正确认识,在于她的影片没有揭露文革的惨烈野蛮,如果她没有参加文革,不是文革当事人,而且是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情有可原。恰恰相反,她觉得自己‘青春无悔’,文革只不过是一种全民疯狂的闹剧,她觉得很好玩,很浪漫,很值得幸福回忆。” 螺大侠还撰文论述了“卡玛的《天安门》的解说词是甜砒霜”的原因。幸亏我有机会读到文革一代中的有识之士的作品,否则,我也会被粉红宣传迷惑。
   
   卡玛可以误导不知情的观众,但误导不了有知识有道德的中外人士。比如美国的一位检察官哈里斯( Benjamin Harris)则因此要求追究打人杀人的宋彬彬们的责任。
   
   柴玲被迫起诉卡玛是正当自卫,在我看来也算是八九一代在美国抵制红色渗透的另一种方式,可以震慑滥用言论自由的土洋鲁迅徒们,起到传播真相的作用。而王容芬等文革一代的佼佼者则有助于我们在各国抵制红色渗透。
   
   无论多少文人墨客声援卡玛,但再生花的妙笔都改变不了两个事实:卡玛在《天安门》中恶意剪接柴玲访谈起到了丑化柴玲,贬低天安门一代的作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则通过“恶之花”的自我辩护产生了掩盖文革罪恶的效果。
   
   我相信在中华儿女的反共抗暴史中,王容芬与柴玲必定会作为文革一代与八九一代的“善之花”彪炳史册。
   
   《新纪元》首发
   

此文于2012年06月1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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