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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一日,我率部由澠池渡河入中條山,至三十一年五月初旬,由大行山經修武洛陽,調職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長,計在晉東南敵後,遊擊三個整年,吃的是小米包穀(玉蜀黍),穿的是一襲灰布軍服,睡的是一扇門板,隨身別無長物,唯有一把手槍,吃盡苦頭,歷盡艱險,但是,爲反抗日寇侵略,爲民族國家爭生存,我的意志無比堅強,我的精神無比興奮!
當時第二十七軍所屬,除預備第八師外,軍長是範漢傑,現被俘陷匪區,其餘兩師,爲第四十五師師長劉進,第四十六師師長黃祖勳,後來因剿匪失敗,都被共匪殺害。
三十餘年來,那時之二十七軍的軍師長,祗剩下我一人了,囘憶在晉東南遊擊情形,猶歷歷在目,茲特將記憶所及,照實寫出來,作爲史學家抗戰時期參考資料,並作爲在晉東南壯烈殉國同袍之紀念。……
陳素農: 憶抗戰——淞滬戰役至南丹戰役前後的經歷
◆◆ 抗日戰爭 • 史事拾遺 ◆◆
·陳素農: 憶抗戰——淞滬戰役至南丹戰役前後的經歷
◆◆ 抗日戰爭 • 西南戰局 ◆◆
◆ 貴州戰事 ◆
·孫元良: 抗日獨山之役
……每天出現十幾名死者,必須予以火化。可是只要冒出一絲絲的烟火就會成為美國飛機攻擊的目標。為此,連做飯時都不能冒出一絲的烟霧,更何况要把遺體全部火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加上還有燃料的問題。到達後的第二天,就被命令去“收集遺骨”。說穿了就是用刺刀把手掌割下來的工作。夜裏,和森井一等兵到屍體停放處去。白天不能作,不能冒出煙來。這一天死者有十人,森井準備了從庶務室領來的寫着部隊名、軍階、姓名的很大的“戰死者信封”。遺體都穿着軍裝。但因為營養失調,頭部顯得特别大,有張開着眼睛的,有像是要抓住天空似的舉着雙手的,真的是陰森可怕的情景。森井說着“看清楚了”,將大刺刀插入遺體的手腕關節處,約花了十分鐘把一只手切下來了。因死後已經過了幾個小時,没有出血。弄完六、七個人以後,他說道:“你也來一下。”我一躊躇,被森井申斥道:“又不是來做客的”。我惶恐地握住屍體的手,像冰那樣的感覺。因為是第一次,刺刀碰到骨頭,怎麽也切不断。等到終於切斷時,森井已經把剩下的全做完了。森井好像想趕緊做完去睡覺的樣子。因為我們下級士兵白天還有繁重的勞動……。在那裏,有用石頭叠起來用以焚燒手掌的爐子,在那裏面,將十個手掌擺好點上了火。脂肪一開始溶化時,那手還會動,好像是死者在招手似的。過了兩個小時左右,在燃燒盡了的爐子裏散亂着手骨頭。這些骨灰和遺物將一起被送到遺屬手中。因為每次都焚燒好幾個人的手掌,骨灰都是幾個人合在一起的東西。我想遺屬們都不知道,裏面還包含有同時死亡的戰友們的骨灰。這在當時也是没有辦法的事,這個工作每星期大概輪到一次。真的是很厭煩的工作。
前侵華日軍第一一六師團衛生一等兵
戰俘長谷川暢三憶湖南作戰
……中國人不小裏小氣。有着悠久的三千年的歷史。用中國話來說,“慢慢地”、“不要慌”,將此貫徹到底。可以說是“與我無關”的那種大陸式的氣度,有包容力。那是當了俘虜後纔感受到的。反過來說,若當了日本軍隊的俘虜的話,就要被活活的打死了。……成了俘虜後,感受到了中國的寬大氣量。對此,真是折服了。……我在被俘之前,輕蔑地瞧不起中國人那種“慢慢地”太過悠閒的樣子。如果中國,指的是漢民族能統一起來把政治搞好,會成為了不起的國家的。人口衆多,資源也豐富。對中國總覺得有親近感。或許是因為有過當俘虜的經歷,總覺得“中國真好呀”。有包容力,真的了不起。當然不是全部如此。一旦成了朋友,至死為止一直維持着信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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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產黨地下戰爭的種種活動中,文化運動是它最活躍、最成功的一環。
中國某些歷史家指出:過去幾千年來中國每一朝代的政權的建立和崩潰,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起著主導的作用。因爲中國的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在工農羣眾中受著極崇高的尊敬,工農羣眾的行動,向唯知識分子的「馬首是瞻」。因此,共產黨選定知識分子爲通向工農和青年的橋樑,不是偶然的。……但是由於輿論和學校是刺激人心最敏銳的兩個場所,當局因有所顧慮而始終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尤其在學校方面,並且一再提示我,甚至連必要的調查工作,也恐引起事端,而主張謹慎將事。這實在使我喪氣,而共產黨方面正看穿政府這一弱點,反而故意常在學生羣眾中製造激昂緊張空氣來恐嚇政府,使政府對學生更感頭痛,更不敢有所舉動。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政府自大陸撤退,始終沒有改變。所以自租界收回以後,各地的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常以學校爲掩護所,「學校是共產黨的另一租界」,遂成爲社會上極流行的評語。
這實是共產黨過去地下工作中的最成功的一幕。
……人們每以爲共產黨善於作地下活動,但中共的早期地下活動,可說是徹底失敗,後期的地下活動,雖有部分成功,但其成功的基礎,是建築在公開的政治保障上,如果它沒有獲得公開的存在的權利,同樣的不能展開地下活動,儘管他的方式怎樣改變。
使共產黨能「大量積蓄力量」的,使共產黨地下活動能進行長期滲透隱蔽的,是它自己所預計的「公開的、合法的」戰爭,換句話說,就是和國民黨再度攜手的「統一戰線」政策,這是共產黨造成今日地位的主要根源。
由於十多年來的實際體驗,關於舉世所焦心的如何應付國際共產黨的滲透進攻問題,使我產生了以下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第一,共產黨是利用政治上的空隙而潜在滋長的,所以要根絕共產黨的發展,須積極的從政治上著眼,專憑「技術」或「武器」,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第二,民主制度的本身,我們根本不應對它有絲毫的懷疑,但是有一不幸的事實,却須指出,就是敵人正在利用這個制度向我們的心臟部分進行滲透,如果我們自信自己的身體十分健康,不懼這此一紅色細菌的侵襲,在作者看來這是十分危險的。
第三,宣佈共產黨組織爲非法,是取締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先決條件,也是防止它迅速擴展的最有效手段,我們現在的觀念,已認識「天下共產黨是一家」,但在實際行動上,並不把他們當成一家,例如在某一地區我們已和共產黨兵戎相見了好幾年,但在自己內部却仍容許它合法存在,這是不合理的,我們在這方面吃過很多虧。
第四,根據在中國的經驗,每一共產黨並非人人都是堅定不移的馬列主義的殉道者,在某種壓力之下,他們是可放棄原來的道路跟我們來的,並且一經開始,便會如決堤之水,滔滔不絕地向我們湧來,抗戰前的中共是如此,抗戰後的江西共產黨也是如此,但是有一條件,必須從外面加以壓力,造成環境,若只是期待它的內部自然變化,將是一種幻想。
◆ 南府政要 • 徐恩曾 ◆
·徐恩曾: 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
◆ 南府政要 • 黃紹竑 ◆
·蔡孟堅: 憶投共自殺的黃紹竑主鄂時二三事
◆ 地方首腦 • 黃旭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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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毅成: 在杭州的最後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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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可以察來 • 顧後亦能瞻前 ◆

在杭州的最後半年

阮毅成

    民國三十七年的五月,我率領浙江省政府的縣政視導團,到寧紹各縣視察。其時,浙省境內並無國軍。各縣的治安,皆由地方團隊負責,情形已經不如從前良好。而四明山區更是匪患頻傳。四明山原跨越鄞縣、奉化、餘姚、慈谿、上虞、新昌、嵊縣縣境。地濶山深,交通梗阻。朱舜水在明亡之際,曾在四明山建一所寺院,作爲練兵抗清的掩護。並在鹿窠村,建立了抗清的基地。親自寫了「四明山心」四個大字,刻在一方大石碑上,至今猶存。而四明山在抗戰期中,及勝利以後,卻久爲共軍出没之區。寧紹人文薈萃,物產豐饒。因而四明山勦匪工作,乃爲浙江省政府的重要問題。亟須劃設新縣,俾行政得歸統一,並由省庫撥款,先將入山公路築成。架設電話,清查戶口,重編保甲,設立學校,推廣農作。同時也兼有紀念朱舜水先生之意。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我擬就四明山設縣計劃,定縣治暫設於原屬餘姚縣之梁弄。提出五月六日省政府會議通過, 呈報行政院核示。同時,我早要參觀梁弄五桂樓的黄氏藏書,決定一往梁弄。但上虞與餘姚兩縣的縣長,及警察局長,均勸我不必冒險。我則堅持要去,他們職責所在,只好派了大批警力,隨我保護。我到了梁弄,在五桂樓住了一晚。只聞門外刁斗之聲,終宵不絕。我了解到有多少健兒,爲我澈夜未寐,我內心至感不安。待我與兩縣行政人員,及地方父老,作了半日的懇談,才知道匪患的嚴重,遠超過平日所看到的公文報告。而駐防在梁弄擔任四明山區勦匪任務的浙江省保安團,官兵多携帶眷屬,毫無闘志。我從梁弄,過中村附近,到餘姚縣縣城,遠遠看到有男女青年學生數十人,結隊向四明山行進。梁弄的鄉長對我說:「這些都是從上海來的左傾分子,他們既未帶武器,也未有不法言行。法律既保障人民的遷徙自由,雖則明知道他們進入了山區,就會鼓動老百姓,反抗征兵征糧,也只得聽其自由來往。」我再由餘姚縣城到我的故鄉臨山衞,及我的外家第泗門。我的同族長輩,及我的大舅父桂芬公對我說:「焉得你能常常回來,有這麼多的軍警隨行,我們也可以睡一個好覺。」我問他們,匪患何以會如此猖獗。他們說:一由於役政與糧政的苛擾腐敗;二由於共產黨有組織的煽動把持。役政與糧政,均由中央主管部會直接派人辦理。餘姚縣縣長詹世騮兄,江蘇人,係高考及格,分發來浙。在抗戰時期,任宣平縣長,著有政聲。抗戰勝利,我將他調長我的故里,從六等縣一躍而爲一等縣,可見他的能力之強,與我對他的期望之殷。他對我報告接兵部隊風紀之壞,竟至不可想像。他設:「長此下去,不但鄉村無可抽之丁,民間也無被勒索之款。」我考察事畢,回到杭州,就向省政府主席沈成章(鴻烈)先生陳述,他也大爲詫異,才知道有關單位的平時報告,多屬避重就輕,粉飾太平。因沈先生與浙江省保安處處長竺鳴濤兄,平日意見不洽,以致將帥失和,影響了浙江省的勦匪成效。我曾趁陳布雷先生到上海之便,特地赴滬,與之詳談。布雷先生初意,竺的先人竺紹康,係參加浙江辛亥光復有功的軍人。鳴濤又係黄埔出身,素爲中央所倚重。秉性忠厚,似不致於不聽指揮。迨聽了我的陳述,他因關懷桑梓的安危,遂在回京之後,向中樞建議,將竺調免,而以浙江省保安處副處長王雲沛兄升任處長。但爲時已晚,大局已非。沈先生固捉襟見肘,王亦不易展布。沈其時已近七十歲,又一耳重聽,財政與治安,也就是窮與亂,皆使他萬分困擾。我說:「現在翁詠霓(文灏)甫於五月二十五日就任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我們既已計窮力盡,不如趁此總辭,以讓賢能。」沈先生說:「早有此意。」他第二天對我說:「辭電已經發出。」我也立即繕一長函,分寄京中各位浙籍負責人士,請他們務必體念我已經在浙十年,歷經抗戰、勝利、復員;又進入動員、戡亂,心力久瘁。在這一次浙局改組之時,使我擺脫。他們雖則皆未回信,事後我知道他們的確爲我盡力,才能使我如願。六月下旬,行政院院會通過浙江省政府改組案,以陳公洽(儀)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我也奉明令免去本兼各職,由杜時霞(偉)兄繼任。杜,浙江青田人,保定軍校畢業,年較我爲長。時正任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駐永嘉(溫州)。我既見到了明令,就致杜一電,表示歡迎:「弟在任十年,心力俱瘁。頃聞新命,得兄來繼。在兄駕輕就熟。在弟得遂初衷。公誼私交,同深感慰。專電奉賀,並盼早臨。」杜即復我一電,謂:「弟到職以來,爲時甚短。一切設施,尚待開展。正期指津有待,倏聞省局更張。人事變遷,感慨萬千。吾兄千人之俊,學驗道德,世所稱道。中樞當將畀以重任,用展長才。弟輕才重任,惶愧莫名。乃荷言賀,尤不敢當。所幸浙江民政基礎,兄已奠定。蕭規曹隨,遵循有自。心交久矣,還望匡逮。請益匪遙,諸容面陳。肅電奉覆,並申謝忱。」

    沈先生於二十七日,來我家辭行。並對我二年多來的匡助,一再表示謝意。他先到上海,與新任陳公洽見面,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並派秘書長雷法章兄,留杭辦理交代。六月三十日下午四時,杜到民政廳接事,新舊任各簡短致詞。我走出了杭州梅花碑浙江省政府的大門,辭謝了同仁的送別行列。眞是如釋重負,身心皆感到多少年來所未曾有過的愉快。誠如先君荀伯公的一位老友陳叔通(敬笫),從上海寫信給我所說:「做了多少年的牛,也應該做幾天的鳥。」我就一個人去到西湖湖濱,雇了一葉扁舟,仰天長嘯,放乎中流。舟子問我要到什麼地方?我說:「聽其所之。」直到天黑,我才捨舟登陸,回到家中,家人給了我一大叠名片,皆是地方父老、門生、故舊,來探望我的。且在十日之中,收到由首都、上海、各省市及浙江省内各區縣友好寄來的慰藉函件,達五百餘封,眞是盛情可惑。老友查寬之(猛濟)兄,時值暑假,在海寧縣袁化鎮家中。寄我一詩:

    得失於君自有衡,放懷天地一書生。拓開領域還初服,收拾心田證舊盟。滄海變來留隙壤,高山仰處保先楹。遥知漸悟童年夢,新種新芽又遍營。

    我自己,也寫了四首打油詩:

    猶記艱危受命時,元戎曾許一年期。而今十載蹉跎後,還我儒冠尚不遲。

    從玆不冉作刁官,責我官僚應未安。民主幾人眞懂得,燃箕煮豆太爲難。(浙省黨部主任委員張強,爲制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举事,在省黨部紀念週,責我與杭州市周市長爲刁官。六月二十六日,我對張說從此不再作刁官矣,張頗忸怩。又省黨邻委員趙見微,爲治安問题,稱沈主席爲官僚。)

    賀客盈門皆好友,除官兒女亦相歡。艱難十載從頭說,不盡辛酸強笑顏。(記者來問從政十年感想。)

    可貴今朝獲自由,不須逢客盡低頭。久荒詩句從頭拾,信手拈來好打油。(同僚中每謂現在行政官,逢人低三級。)

    七月一日,晨起,我寫了一篇短文,分寄給曾來看我的或曾來西的各人,以表謝意:

十年

    是整整的十年了。在這冗長的歲月中,沒有寒假暑假,沒有年節星期。經常地,是每天從早上七八點鐘,就有客人生着等待。晚上,過了一二點鐘,還有長途電話要接。每天就是見客、開會、迎送、酬酢、看公文、寫信札。口是說得舌敝脣焦,人是忙得筋疲力盡。每天的日記,都要過了午夜十二點鐘,才有功夫寫。三餐飯的時間,不一定。睡眠的時間,也不一定。有時候一面吃飯,一面要和來客談話。每一位來的人,都有所求,而且十之七八,無法使他獲得滿意的答覆。但又要使他不致於十分的失望而去。這其中的應對,眞太不容易了。

    戰時的艱辛困苦不必說,流離播遷也說不畫。國家是又要民主,又要戡亂。任何機關都有一定的職掌,但是「民政」二字题目好大。要說是工作範圍,經過一再地分立與緊縮,已經少得不成體統。要說是緊守分寸,却又没有一件事不與「民」有關,也就是不能脫離干係。但是機關多,法令多。制度牵掣,人事糾纏。往往在擬計劃下命令的人,寫上了一大堆,大而無當。在實際上去奉行的人,忙出了一身汗,勞而無功。

    十年以来,我掌了一隻破船的舵。在汪汪的海洋中,風平浪静的時候少,驚濤駭浪的時候多。一應的責難、煩惱、困苦、辛酸,說不了也寫不完,我都自己擔當。我一向只要我的同伴分勞,不要他們分憂分怨。戰時如此,戰後也如此。

    現在,這隻船要換一換舵手了,我先上了岸。這是哥崙布初踏上新大陸的心情:「新的生命,從此再行開始。」我以後可以說我自己要說的話,見我自己願意見的人,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國家徵用了我十年,給還我一個讀書人應有的自由。我相信,此後的第二個十年,我之可以報答国家社會的,將會比以往的十年更多的。

    不知誰人,將我這篇短文,刊在上海申報上。徐道鄰兄也已辭去了臺灣省政府秘書長,回到上海,寫信給我,大加讚美。其他友好,也有多人來函,述說他們的讀後感。

    我當時自己決定,在杭州先休息一年,而後再回到大學中去教書。一不去南京,免得有人以爲我仍想謀官。二不去上海,免得有人以爲我想去賺錢。在交代之後,我想先到莫干山去住幾天。因爲浙江的名山,我皆已到過,且不只一次。獨距離杭州最近的莫干山,尚未登臨。八月十七日,與浙江大學校長竺藕舫,及任叔永、陳衡哲夫婦上山,住在林海別墅。一星期後,下山回到杭州,正值中央政府實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眞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不久,東北變色,華北緊張,徐蚌會戰開始。於是人心浮動,謠言四起。加以幣制改革失敗,金圓券日益貶值。物價飛騰,民生困苦。友朋相見,莫不談大局。其實,並沒有人眞正知道大局的內情。十一月初,我接到居覺生(正)先生的電報,約我到南京出席中華民國法學會年會,我因久未到首都,想趁便看看南京的情形,乃於十三日晨到京。居先生是法學會的發起人,並擔任理事長。我在下關一下火車,就看到當天的報紙,載有陳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爲之一驚。我就先趕到他的家中,遺體已送到中國殯儀館。我再趕到殯儀館致祭,許多老友皆在靈堂中,欷歔感嘆。洪蘭友兄看到我,說:「布雷先生懍於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的古訓,竟以身殉,非常人所可及。今夏,兄脫離浙江省政府,京中多少好友,皆盼望兄能回京,重新恢復抗戰以前的文酒之會,而兄不來。現在南京已是風聲鶴唳,兄卻來了。」他又說:「居先生已於昨晚去了上海,因爲衞戊司令部認爲南京已宣告戒嚴,不宜集會。雖經居先生說明係學術性的會議,仍未得許可,所以會已決定停開。兄如已寫好論文帶來,就先交給我,日後再行付印。」我只得將論文稿,交給了他,往中央飯店投宿。在昔日冠蓋滿京華時,欲在中央飯店覓一居室,並不容易。此時卻空空如也,沒有幾個旅客。我留在南京二天,晚間戒嚴,又隔日停電,景況蕭條,人心慌亂。但我仍將這龍蟠虎踞的歷代名都的名勝古蹟,全部複習了一遍。南至雨花臺,北至燕子磯,西至清涼山與莫愁湖,東至中山陵及四方城。四郊多壘,不知何日可得重來。又在夫子廟舊書攤上,買到了一部木刻本的桃花扇,在回上海的火車上,重新展讀,不勝感喟。其時南京已開始疏散,我幾乎買不到回上海的火車票。幾經設法,才得上車。適與姚味辛(琮)先生賢伉儷同座。姚是浙籍的老軍官,能詩能文,又擅書法,眞是文武兼資。他在中樞久,知道的內容甚多。他說:「徐蚌之戰,由於指揮不當,與合作不足,一開始就註定了要失敗。現在報紙上說對我方如何如何有利,皆是宣傳手法,不可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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