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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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一:大学教育传统裂变

[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一杨东平:大学教育传统裂变
   
   话题背景:1949年重建高等教育,1966年取消高考制度,1970年工农兵大学生出现,1977年恢复重建高考,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90年代教育产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成绩斐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计划 经济和行政指令色彩浓重的教育改革逐渐被法律、制度规范的教育改革所代替。
   
   历史学家观点精粹:

   语录1 传统教育为什么会复活?主要就是只恢复了考试制度。
   语录2 学历歧视愈演愈烈,很多用人单位还要查三代,你拿一个北大博士,还要看你本科是哪个学校的。
   语录3 现在中国研究生招收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质量受到怀疑。
   语录4 “假民办”有一个公办大学红帽子,实际上它的办学模式行为跟民办大学是一样的。
   语录5 现在大学规模越来越大了,值得尊重的校长反而不是那么多了,名声能够远播的校长越来越少。
   
   按:高等教育是一种时间尺度。1949年重建高等教育,1966年取消高考制度,1970年工农兵大学生出现,1977年恢复重建高考,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90年代教育产业化。
   
   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是为工农子弟开门
   在巨大社会差距的情况下,用面试推荐的方式招生,是毛泽东教育改革里最典型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非常浪漫的
   
   1977年恢复高考让出身不好的阶层有了向上流动的可能
   很多文革中丧失了教育机会的子女,都重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就是很多人特别感恩的地方,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为何农村孩子上名牌大学的少了?
   温总理也提到,为什么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了?其实是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清华、北大来自农村的学生,一直是低于20%的
   
   上海北京录取率可达80%,但最低的省只有30%
   人口大省录取分数线非常高,比如山东、湖北、河南。高校招生的主体现在是省属高校,9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把300多所中央部委学校都下放给地方了
   
   要改革的不仅仅是高考制度
   78年以后,只恢复了考试制度,教育文化和教育改革没有同步进行。我认为不该把所有教育问题都归到高考制度,小升初、初升高制度也都需要改革
   
   为何我们难以产生“大师”
   “现代大学制度”有些最基本的特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大学作为一个有别于行政机关,有别于商业机构
   
   在职公务员研究生班有变相“权学交易”嫌疑
   越来越多的年轻官员都有硕士、博士学位,同时也造成了硕士文凭、博士文凭的贬值,社会对博士的认可度越来越低
   
   出品:李玉霄 监制:赵国臣 制片:郭法德 统筹:vingie 本期编导:张丽萍 vingie 本期后期:吴林涛 本期摄影:彭傲 申园园 魏晨靓 (腾讯新闻荣誉出品版权所有)
   
   资料链接:杨东平,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会理事,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副会长,自然之友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城市文化、环境保护等。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等,主编《大学精神》、《大学之道》、《中国教育蓝皮书》、《中国环境绿皮书》、《大学二十讲》等等。
   
   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2007年,被《南风窗》评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07年,《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第一名。
   
   我们的社会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50年代工程教育培养出来
   
   主持人:首先请杨老师对60年的教育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杨东平:高等教育或者大学发展的历史跟整个社会的发展史是非常一致的,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文革前、文革十年、文革后。
   
   文革前的大学教育,我们通常称之为“17年教育”——1949年到1966年。然后是文革十年,文革结束以后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还可以再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恢复重建文革时几乎消失的高等教育;第二阶段,80年代,以教育体制改革为中心;第三阶段,9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发展时期,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规模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媒体通常所说的“教育产业化”的阶段,学术界称之为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模式,主要通过市场、收费的手段来促进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弊病。
   
   如果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内涵来看,我个人认为可以用一条线索来概括这60年。1949年的“17年教育”,是按照苏联模式来实现所谓的“新中国教育的重建”的。后来,无论是毛泽东的教育革命,还是80年代的教育改革,革命或改革的对象都是苏联模式。直到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高度集中和计划的管理体制和培养方式。
   
   主持人:新中国教育的重建是如何进行的?
   
   杨东平: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建,集中体现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一个动机,就是按照新的社会发展需要,把当时称为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重新加以调整、改建。
   
   我个人认为当时进行院系调整有两个直接的动力:第一,发展工业化的需要,就是要快速地培养大批的经济人才、工程师、技术员;第二,构建新的政治、文化体系,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挂帅。所以,一个动力是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再一个动力是源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这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做了一个彻底的改造。
   
   院系调整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按照苏联模式,以发展各种专科学院为主,把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大规模地拆解、重组,构建了很多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以专科学院为主的一种高等教育体系。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把原来在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改成了专科学院,一个学校可能就只剩下一个学院。比如,把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改造成工科院校,工科、理科都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同时,高等院校的管理,采取了跟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所以,50年代大学的自主性就逐渐地消失了。
   
   院系调整的成效,为工业化迅速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今天我们的社会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50年代工程教育培养出来的,但这种教育本身也有很多很明显的缺陷。
   
   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是为工农子弟开门
   
   主持人:60年代的教育革命有哪些内容?结果如何?
   
   杨东平:毛泽东在1958年就发起过一次教育革命,1966年又发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教育革命。这两次教育革命,内涵非常相似,可以说1958年是1966年的一次小型预演。一些基本价值是相同的,比如高度政治化,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等这些政治特征,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强调为工农子弟开门的目的;还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就是抵制苏联模式,毛泽东本人是否定苏联专家治国和过于强调正规化、制度化的教育模式的,所以文革时对当时的教育体系来了一次大的颠覆,包括学校的招生制度、基本学制、教育内容,把重点从高等教育转到基础教育。文革时期基本学制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
   
   我个人的一个评价,文革中对高等教育的改造,是取消了大学培养研究型人才这个层次的教育,强调培养面向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时实行的“721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当中培养中低级的应用型人才。当然,这些应用型人才,中国当时是非常需要的,今天的教育恰恰是不恰当地把重心提得过高。对一个国家的教育而言,应该是高级人才、中级人才、初级人才并举,这就是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别。
   
   主持人:取消高等教育考试制度,当时的考虑是什么?结果如何?
   
   杨东平:应该说,取消考试制度,在巨大社会差距的情况下,用面试推荐的方式招生,是毛泽东教育改革里最典型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非常浪漫的。他的初衷有合理性,就是为工农子弟开门,避免所谓的“文化资本”造成一种阶层差距。
   
   从表面上看,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数量在文革中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学教育在全世界都是一种竞争性的学习机会,和普通教育不一样,应该有一个学术评价标准,但是文革时期的推荐招生取消或者降低了学术标准,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都可以进大学。
   
   但事实上,这种措施马上就变质了,而且更多地助长了“拉关系”、“特权”、“走后门”,越是到了后来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完全背离了初衷,即便是农村来的学生,如果你仔细了解,他的家长至少也是一个大队会计,不可能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1977年恢复高考让出身不好的阶层有了向上流动的可能
   
   主持人:改革开放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恢复高考,请您把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状况做一个基本的描述。
   
   杨东平: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文革后教育重建的一个起点。教育重建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高考制度本身。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本是大学选拔制度的常识,把这个被颠倒的秩序恢复了。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出身,不看政治态度。很多文革中丧失了教育机会的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都重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就是很多人特别感恩的地方,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有很多是文革当中或者文革前被贬损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比较典型的就是胡风的儿子张晓山,本来分数达标了,但大学都不敢录取。最后是胡耀邦出来说,这个孩子跟家庭没关系,就录取了。
   
   所以,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一场思想解放,更是一场政治变革。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有什么调整?
   
   杨东平:这方面最典型的是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大变革,有人称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院系调整,就是90年代开始的大学合并。当时有一个八字方针,叫“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基本趋势就是强调大学的综合性、重新恢复和组建一批新的综合性大学,把几个不同类型的学校合并到一块。
   
   这次调整的初衷应该说还是合理的,重新强调大学核心的综合性,是对50年代苏联模式的反拨。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有些弊端,比如所谓的“单纯的行政驱动”,出现了片面求大、求全、“拉郎配”等现象。但是如果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它确实是对50年代院系调整的一次重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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