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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佑至:顾维钧和他的1919

夏佑至:顾维钧和他的1919
   
   作者:夏佑至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发布时间:2009-7-9
   
   夏佑至:顾维钧和他的1919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美国病逝,享年98岁。他生于1888年,比他小19岁的美国人费正清在顾死后第二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伟大的中国革命》。那时候,费正清也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作为美国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这本晚年写就的著作,不仅为了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也是费正清在总结自己的一生。
   
   在我读过的汉学家的著作中,很少有哪本书的开头像《伟大的中国革命》那样,既阔大,又惆怅。费正清在书中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与现实:
   
   我们怎样来看清这个有10亿人民的中国的形象呢?把一张中国地图蒙在美国地图上面,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入太平洋中,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诸州在过去的100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漠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我们是一大差距。
   
   第二个差距是比较微妙的——那就是中国在同一个地方的延续性。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又转到北京。中国4000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就好比使徒摩西在华盛顿山上接过了经牌,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建筑在波士顿附近的崩刻尔山上,汉尼拔跨过了阿勒格尼河,凯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在芝加哥行加冕礼,梵蒂冈俯视着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换句话说,中国的景物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我们则完全不然。
   
   费正清在他的书里提出一个疑问:现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
   
   一本书是否具有洞悉真相的眼光,主要取决于其中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作者给出的答案。在那本薄薄的著作里,费正清提了太多的问题。比如这个:
   
   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不平等条约,准备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
   
   他说,“这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中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中国爱国者的心灵。”
   
   折磨顾维钧一生的两个问题
   
   他说得没错。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背负着这两个疑问开始的。顾维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属于费正清所言的“爱国者”之一——在他长寿的一生中,始终被这两个问题所折磨。无数中国人都被这两个问题所折磨,而他们的努力曾经展开过一个壮阔而苦难的世纪。
   
   顾维钧的一生跌宕起伏而多姿,可以说是传记作家的绝佳材料。这个上海洋行买办的儿子,从小表现出极高的天资,尽管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受到母亲的特殊宠爱,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浪费自己的才华。他在上海生活多年,母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兴办的教会学校,以英语教育著称。圣约翰大学坐落在上海苏州河的一个弯道上,校长卜舫济的办公室就在这个弯道的顶端,从优美的殖民风格的建筑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黑色的苏州河水——这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标志性景观。卜舫济是一个性格严厉的传教士,力图把圣约翰大学打造成中国领袖人物的摇篮,他的宏图大略虽然没能够变成现实,但这所学校也的确为中国输送过不少人才。除了顾维钧,还可以举出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严家淦和贝聿铭等许多的名字——他们都是历史天空中最亮的那些星座,每个人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若干中国现代史的线索。在这些杰出校友当中,顾维钧最早得到国际性声誉,因为他的名字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
   
   然而,作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家,顾维钧一生的故事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完整的悲剧。这个悲剧这和他个人的天资与际遇无关,实际上,很少有人的职业起点能超过顾维钧。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向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顾维钧来说,他的才华和风度,蕴藏在一张清秀的、南方人的脸庞背后的人格魅力,足以使他成为传奇。可惜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1912年的3月,他刚满24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4月,他回到中国,登上政坛,出任哥大校友、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秘书,唐绍仪随后又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安排他作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几个月后,他又兼任了外交部的秘书一职。民初政治的波涛诡谲很快就给年轻的顾维钧上了一课。他回国只有半年时间,他的政治保护人唐绍仪就因为府院之争辞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按照惯例,也出于感情,他觉得自己必须与唐绍仪共进退,于是辞职到天津去追随唐绍仪。但后者以老辣的政治经验提醒年轻的顾博士,他只需要辞去在内阁的职务,而完全可以继续以英文秘书的身份,留在袁世凯的身边。但不管怎么说,顾的举止让唐绍仪觉得,这个年轻的海归不但有才华,而且有着罕见的政治上的忠诚。不久之后,他就做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顾维钧。
   
   顾维钧在袁世凯身边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外交生涯。他有幸置身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两次战争不仅给野心勃勃的将军们提供了历史舞台,也让外交家有机会在密室和国际会场之中掌握历史的脉搏,其中最幸运的少数人得以改变历史的走向。1918年顾维钧代表中国参与筹建国联,27年之后,又参与筹建联合国。仅仅从个人职业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经历是值得羡慕的:两次代表战胜国政府,参加战后会议,与列强规划战后世界的秩序。但历史并不是这样皮相之见。
   
   巴黎和会上个人的成功
   
   史书记在,1918年1月28日上午,巴黎和会最高权力机构“十人委员会”讨论山东问题。
   
   顾维钧代表中国首先发言。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发表长篇演说。他克服了紧张情绪,“初似发言稍颤,既乃侃侃而谈”,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
   
   他驳斥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要求。演说如此成功,美国国务卿蓝辛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说:“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但后来的历史人所尽知。和中国在巴黎遭遇的巨大屈辱相比,顾维钧个人的成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被日本接管了,而后者的野心还远不止山东一地。外交失败引发了学生运动,5月4日这一天,愤怒的学生放火烧毁了外交总长的住宅,痛打了中国驻日本公使。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全国性的响应。商人、工人和普通市民都支持学生。一开始,政府试图控制局面,他们陆续抓捕了一些较为激进的学生,但当罢工和罢市的浪潮从上海席卷到北京的时候,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又不得不把所有关押的学生礼送出狱。
   
   出狱的学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他们以非暴力的政治抗议迫使政府让步,其成就在学运史上空前绝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顾维钧著名的哥大校友胡适有一个学生,名叫罗家伦,当时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罗家伦将这一年的学生运动称作“五四运动”,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将这一天定为中国现代的开端。
   
   没有人注意到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的惨淡心情。6月28日,当法国的凡尔赛敲响巴黎和会的闭幕钟声时,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费正清晚年提出的疑问纠缠在顾维钧的心头。谈判代表们用这种悲壮的做法表示对倚强凌弱的现实的抗议。他们随后集体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过于理想化的职业伦理
   
   照片是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公使后在华盛顿照的。他还不到30岁,风度翩翩,有一张微黑的圆脸,所有的头发都向后梳去。作为华盛顿外交界里最年轻的外交家,顾维钧有一位英语流利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但他的照片给人的感觉是他就要被那身沉重的礼服压垮了。
   
   顾维钧小心翼翼使自己避免卷入到国内的政治争端中去。在袁世凯当政的年代,他曾拒绝与中国同事就帝制与共和的优劣进行讨论。
   
   但他的工作很难让他置身事外。早在1915年,作为外交部秘书参与中日“二十一条”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感到过深深的无奈。那一次,他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逐一泄露给英美等国的媒体,利用西方来制约日本的野心,行事不可谓不精明巧妙,但结局只是使他蒙受国家和个人的双重耻辱。他任驻美公使期间的任务之一是借款,当这些贷款输入到帝制运动中去之后,他的立场受到了质疑。人们怀疑他是帝制的支持者。这让他感到沮丧。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希望将政见之争留在国内,但他的职业伦理过于理想化,以至于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原谅。
   
   他一生出使多国,6次出任外交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国务总理,始终在政治的最中心浮沉。他得到的回报是被称作“民国第一外交家”,付出的代价包括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1948年又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
   
   外交家所能遭遇的最大悲剧
   
   什么是外交家所能遭遇的最大悲剧?他所代表的政府覆灭之后,新政府宣布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唯一堪称安慰的是,他是从国际法院副院长任上退休的。作为一个流亡者,人们没有忘记他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法专家的身份。
   
   在顾维钧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常常需要面对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剧烈冲突。冲突的结果常常悲剧性的,其过程如此严酷,以至于这种冲突成了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性格之一。
   
   这种冲突的悲剧几乎一生都尾随着他。1918年的大流感夺去了他妻子的生命。在丧偶的悲痛中,顾维钧试图辞去职务,却被直接派往巴黎参加和会。冲突甚至在顾维钧进入政坛之前就埋下了伏笔。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顾维钧博士学业的是法学院院长、后来出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古德诺,当共和政府向顾维钧发出召唤的时候,顾维钧还没有毕业,对于要不要回国就职十分犹豫。他自己倾向于继续在哥大读书,直到完成学业,但导师古德诺讶然说,我培养你,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在政府任职,为中国服务,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怎么能够舍重就轻呢?顾维钧只来得及把硕士论文《外人在华地位》扩张一些篇幅,通过答辩就匆匆回国去了。这份不成熟的博士论文被唐德刚评价为“不够、不够”,也成了顾维钧的终身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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