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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


    牛克思 2010.1.30
   
   
   众所周知,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社会总是处在冲突之中。不管是什么时代,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差别只在于冲突的程度不同而已。为了减少这种冲突给人类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思想家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有的卓有成效,有的却成为笑柄。毫无疑问,设计一套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案,是一项艰苦的科学研究任务。既然是科学研究,就应该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来进行,否则,任何拍脑袋得出的结论,都是武断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找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一种科学分析的方法。马克思用过,毛泽东用过、邓小平也用过。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就出现了“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这种奇怪的现象,导致社会总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极力主张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经过苏联、东欧和世界其它国家多年的实践,结果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反科学性。中国共产党因为及时地抛弃了马克思的教条,主动向资本主义投降,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在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的同时,把公有制企业转变成私有企业,才挽救了中国的国民经济,使毛泽东去世时(1976年)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排名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的地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也成为政治经济学上的笑柄。
   毛泽东可谓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高手,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就发表了著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教导人们一定要学会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看世界,绝不能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因为唯物辩证法是全面、系统、运动的分析方法,相反,形而上学则是孤立、片面、静止地观察事物。毛泽东说,虽然辩证法在古代就产生了,可是“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1〕278因此,人们如果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一定要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工具。虽然毛泽东寻找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血统,他也清楚“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286“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1〕287可是,在1956年共产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还是错误地把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确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在进行实际问题的分析时,分析者都有自己明确的动机,但在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的时候,毛泽东却忘记了这一点。因为确定主要矛盾的动机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就必然会有着不同的动机,所以要研究者不带主观性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就是因为他自己观察社会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以自己的意志代替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意志。由此可知,要想正确地确定某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确切地知道当时社会的集体意志,任何伟人来代劳都是行不通的。可是独裁政治的特点就是精英统治,它从来不允许进行自由讨论,也不允许全民公决,总是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代替人民大众的意志,因此根本就无法确切知到集体意志是什么。这样,把次要矛盾甚至统治者自己的想象当作主要矛盾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人民想要解决的问题和统治者想要解决的问题大多数时候是不同的,所以统治者确定的社会主要矛盾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统治者的想象有时候也会与社会的集体意志巧合。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1978年12月),否定了毛泽东确定的主要矛盾观,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与社会的集体意志产生了一定的重合。我们说邓小平的主要矛盾观与人民大众的集体意志产生了一定的重合,是因为不管是什么社会,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民来说,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都是人民迫切希望的,但这绝不是人民的所有愿望,甚至也不能说是人民最迫切的愿望。按照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的观点,公平正义才是人民的优先需要。〔2〕既然在独裁政治下公平是不可能期望的,因此发展经济就成了人民次优的选择。
   邓小平放弃了愚蠢的阶级斗争观念,使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社会稳定,国民经济因此有了长足的发展,物质文化产品达到了空前丰富的程度,充分满足了人民对物质文化产品的需求。因此,物质文化的短缺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那么,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有的人重拾毛泽东的牙慧,认为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错了,中国虽然物质丰富了,但丧失了公有制地位,劳动人民又重新处在了资本的压迫之下。因此主张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3〕持这种观点的人,和毛泽东一样,都具有一种救世主心态,强烈的主观主义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社会的真实情况。
   有的人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慧与官员日益腐败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4〕前一种主要矛盾观显然具有调侃的味道,后一种主要矛盾观是作者对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仔细思索的结果。但这两种观点都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所谓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矛盾〔1〕295。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人权意识与独裁政府对权力彻底垄断之间的矛盾。前述主要矛盾观,不管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慧与官员日益腐败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还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都不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而是主要矛盾的外在表现。不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人权意识与独裁政府对权力彻底垄断”这个主要矛盾,就不可能解决政府官员道德的日益腐败问题,也不可能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因为独裁政府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政府的权力就会无限地膨胀起来,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导致政府的腐败越来越严重。过去政府为了平息民愤,还要装模作样地整治一下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滥用人民税收的腐败行为,可是因为独裁政府对权力的彻底垄断这一本质的腐败得不到根治,因此那些表面的腐败现象就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最近这些年房地产的暴涨中,地方政府对公款吃喝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他们变本加厉地把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己的腰包里。送商品房、送别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市值两、叁百万的别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只要交几十万就可以买下来,而且有的部门还不止送一套。甚至像贵州省国税局那样,把每平方米市值近万元的商品房,以每平方米600多元的价格卖给职工的现象,也不能让人感到吃惊了。
   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还会导致社会公平的丧失。在独裁统治下,中国人的发展机会是绝对不平等的。在“集约化用地”的借口下,土地只允许大面积的买卖,资金雄厚的大老板就可以买卖土地,进行各式各样的土地开发,资金少的小老板因为没有这么大的购买能力,就连购买发展生产所必须的土地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小老板既然被剥夺了购买小块土地的权利,就不得不向农民租用土地来进行经营,可是租用农业用地来建造工厂又违反了《农业法》中不准改变土地农业用地性质的规定,因此随时面临着政府拆除“违章建筑”的威胁。因为大资本在土地使用上的合法性,就可以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小资本在土地使用上的非法性,就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这是大资本和小资本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别人的“违章建筑”几十年都没有人管,你的“违章建筑”刚建起来政府就要拆。今天因为你的工厂是“违章建筑”,因此在司法诉讼中法院说你的利益不受保护,可是明天法院在同样的司法审判中又保护别人“违章建筑”的利益;今天因为你的企业污染了别人法院判你败诉,明天别人的企业污染了你,法院却判别人胜诉;同样的案子,北京的法院判原告胜诉,而上海的法院就判被告胜诉。司法审判完全不参考先例,完全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是中国人在法律资源保护上的不平等。没有关系的人连环保局的排污许可证都办不到,有关系的人即使其工厂的污染物给周围的居民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照样可以不受任何惩罚继续生产。这是中国人在权力资源使用上的不平等。
   独裁政府对权力彻底垄断还导致政府官员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城管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别人的汽车改装成执法车加以没收,村主任打死人也可以说成是执行公务,贵州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两条人命只要镇政府出钱就可以了结。政府越来越黑社会化,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归宿。这样的政府,其官员的道德当然会越来越堕落,公民强烈希望的机会均等、社会安全、司法公正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当然会严重不足。
   但是,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科学知识的普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和传播信息的途径。在科学知识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中国人民完全认识到了独裁政治的虚伪性和危害性,知道了只有民主政治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人权意识的不断高涨,形成了对独裁政治的有力冲击,而独裁政府却要极力加以抵抗。这种冲击与反冲击,就构成了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由于这个主要矛盾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中国社会的冲突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共产党看到了这个趋势,可是它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主要矛盾观,因为对这个主要矛盾观点的承认,就意味着它必须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因为共产党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社会矛盾,因此就只好不断加大对人民的控制力度,禁止人民群众上访,不分青红皂白把走投无路的访民投进黑监狱,对访民打击迫害,在别人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不惜血本地加强新闻舆论控制,浪费纳税人的钱财成立“五毛党”,删除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散布谎言来迷惑人民、混淆视听;加强对司法机关的控制,阻绝人民寻求公正的希望;加强武装警察的防暴训练,提高军人的工资待遇,拉拢腐化暴力机关,妄图依靠暴力来来强化其野蛮的统治,对抗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人权意识。这样下去,政府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必然会越来越小,使中国的政治权力分布形成一个上宽下窄的三角形形态(▽),政府处在权力的上部,掌握着无限的权力,人民群众处在权力的底部,丧失了一切权力。这样的形态是不稳定的,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总有一天会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一只蝴蝶翅膀煽起的微风,就可以吹倒专制帝国这座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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