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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主子和汉奸

牛克思 2010.1.29
   
   
   专制制度陶冶出来的中国人,只能是奴才、主子或者汉奸。因为人与人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权力又没有受到社会有效的监督,因此掌权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成为不可一世的主子。没有权力的老百姓不能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就会对掌权的人点头哈腰、低声下气,绝不敢义正词严地指责那些执法犯法者,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奴才。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个暗访交警乱收费的节目,节目里一个交警站在路上拦车,另一个交警坐在一辆警车里收钱,凡过路货车一律要交纳名为超载的罚款,即使是空车也不例外。交完罚款就可以走人,根本无需过磅。因为交纳罚款影响了交通,高速公路上汽车排起了长队。有个驾驶员声称随身没带钱,交警就把他的车开走了。那个驾驶员赶紧追到停车场,自己根本没有超载,但还是不得不一边递烟一边道歉,满脸媚笑,低三下四地向交警求情。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带钱,他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出来给交警看,全部零碎银子加起来也只有17元多,警察没办法,就只好收下他这17元多的零钱,饶了他,放他走了。
   为了在专制制度下过得好一点,人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尽量巴结权贵。为了获得权贵的欢心,奴才必须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爱主子之所爱,恨主子之所恨。从2003年孙志刚案件我们看到,打死孙志刚的乔燕琴、李海婴等人,本身都是从农村来到城里打工的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他们在收容所当护工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可是因为不合理的法律赋予了这些人的主子一定的权力,这些原本属于社会底层的人,就狗仗人势骄横起来,为了讨好收容所领导的欢心,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打起人来比主子还狠。

   奴才和主子的关系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奴才受人欺负,有机会的时候也会依靠主子的势力去欺压别人,内心却是非常仇恨主子的。这样的社会没有什么凝聚力,在国家遭受威胁的时候,就是奴才向主子报仇的机会,这样转眼之间奴才就变成了汉奸。梁启超曾经说过,国家之安危与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如果在和平时期政府专横跋扈,尽干些欺压百姓的坏事,那么遇到外敌入侵时,你拿什么去动员民众?以爱国心吗?民众会问:“你所说的爱国,就是中国人的中国不要让外国人来统治吗?”政府说:“对”。民众又会问:“是不是被外国人统治后,我们就不再有参政权,一切政治我们中国人不能过问;受了委屈也没有地方可以控诉?”政府说:“对”。民众说:“今天中国在中国人的统治之下,然而我们有参政权吗?我们有锻炼政治智慧、发展政治能力的机会吗?即使像亡国的印度人、波兰人,还有地方议会,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事,还可以自己处理。我们中国人连这些权利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有国与亡国相比有什么好处?”〔1〕244。
   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一书中给我们讲诉了西班牙亡国的故事:
   “随着僧侣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出现了很多严峻的法令。非天主教徒连一个人也不准住在西班牙。犹太人特别蒙受着无情的迫害,而他们是国内唯一的冒险商人阶层。托利多的第九次宗教会议(655年)禁止犹太人举行他们自己的宗教节日庆祝,并强制他们参加基督徒的节日庆祝;第十二次会议(681年)重申这些禁令;第十六次会议(693年)禁止犹太人集合在港口城市的码头上,即在‘商人云集的地点’上;第十七次会议(694年)竟把每一个犹太人降为奴隶,或者属于僧侣,或者属于国库。
   犹太人在他们走投无路的状态下,勾结了海峡对岸非洲的穆罕默德教化的柏柏尔人,在那里犹太人是享有伊斯兰教的保护的。697年当阿拉伯伟大首领穆萨来到柏柏尔人中间之后,他就把基督教西班牙毁灭了。”〔2〕141
   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的爱国程度做出了最好的注解。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汉奸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极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文人。如周作人之类。
   一位在国外讲学的中国学者曾有过这样一次令他心中五味杂陈的经历。两名日本博士为了写一篇主题为“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论文,专程就《地道战》、《地雷战》中的一些情节向他请教。《地雷战》中的伪军官和中野队长一起搜捕“土八路”;《地道战》里民兵队长高传宝传达情报时说,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
   两名日本人提出的问题让这位中国学者有些尴尬: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汉奸?这和中国的民族性有关吗?〔3〕
   笔者认为,汉奸的多少与民族性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一些为生计所迫当汉奸的人以外,国内政府的独裁统治、吏治腐败是促使人们当汉奸的主要原因。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在中国人统治下人民同样没有政治权利,那么有国和亡国有什么区别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记得2006年“五一”节期间,笔者驾车带着父母到一个县城去看朋友。第二天无所事事,就驾车带着父母到县城兜风,参观一下异地的风光。因为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我开车时对交通标志格外注意。在开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看见路口那边放着一块“禁止通行”的临时性木牌,还有几个交警站在那里,我就自觉地向右转。谁知道交警还是走过来拦住我,说我违章了,要给予处罚。我莫名其妙,问他处罚的理由。交警说我刚才转弯之前走的是单行道,逆向行车,所以必须接受处罚。我告诉他,我一路开过来,不管是空中还是地面就没有看见任何单行道标志,怎么会是单行道呢?交警说:“没看见标志,但你不可能没看见别的汽车吧?所有汽车都是从这边过去的,只有你从那边过来,你就不会想想为什么吗?”我不服气地争辩说,怎么可以这样处罚人呢?我是一个外地人,不熟悉这里的交通情况,当然要看交通标志行车,没有交通标志是你们的责任,怎么能叫我来承担?《交通法》什么时候规定要看别的汽车怎么走了?争辩当然是没有任何效果,反而让交警说我态度不好,给予扣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当时一个正在和交警聊天的市民,可能是他们的朋友,为我求情,劝交警不要扣我的分了。我对他说道:“谢谢你,朋友。用不着为我求情,因为我没有过错,让他们随便怎么处罚我都可以,但是想让我低头是不可能的,我这个人宁当汉奸不做奴才。”接受完处罚,我调转车头原路返回,一路上仔细寻找单行道的标志,根本就不存在。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我偏激了,交警也有人管嘛,他不讲理,你可以向他的上级申请行政复议呀。我只能说,拜托了,千万别在我面前提什么行政复议的事,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不仅亲身体会过它的“公正”,还专门做过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早就对这种官官相护的无聊游戏失望了。我的爱人是一名导游,记得有一次为了她遭受某旅游监察中队给予的不公正处罚,我去找过市旅游监察大队。接待我的处长很客气,认真听我讲完了事情的经过,答应会尽力帮我公正地解决问题。我满心欢喜,以为遇到共产党的好干部了。后来我又去了两次,虽然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这位处长还是客气的。刚好这个时候,我所在的“民主党派”要求我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参政党和执政党良好互动的案例吹嘘一下。我就开了介绍信,再次去找那位处长,谁知他高度警惕,以为我是要搞什么阴谋,一把将介绍信扔过来,气呼呼地呵斥我道:“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原来你以个人名义来反映问题,我还考虑帮帮你,现在你以组织的名义来搞什么监督,你爱人的问题我不管了,你去找党委书记解决!”我不得不去找党委书记,当然得到的只是一阵居高临下的训斥。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来过问我反映的问题,他们从不对我爱人提供的当事人进行调查,而按照有关的旅游法规,他们是负有取证义务的。不仅如此,那个旅游中队对我爱人的处罚罪名也进行了五次变更,一次比一次严厉。也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官僚们给老百姓定罪是没有什么标准的,一切都以他们的好恶为转移,对当事人态度的惩罚远远超过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所谓的依法治国纯粹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我还以为这只是个案,谁知有一次我们民主党派开会,当我感叹这次的遭遇时,其他人都表示深有同感。大家一致认为,找共产党的官僚反映问题,以个人名义还相对好一点,如果以民主党派的名义,反而什么事都办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因为以个人名义去找他们,带有乞求的含义,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而以民主党派的名义去找他们,那就表示在监督他们,使他们感到很不舒服。这就是共产党对民主监督的态度!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还会再相信共产党吗?
   不可否认,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执法人员也是人,不可能要求他们就不犯错误,但是个人工作上的错误和整个国家制度的腐朽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种种原因执法人员在工作上出现了差错,被处罚的老百姓受到了委屈,如果整个国家的制度是公正的话,完全可以及时加以纠正,并给予犯错误的执法人员一定的惩罚。可是如果整个国家的制度是腐朽的,纠错机制就会失效。人民的冤屈得不到补偿,执法者的恶行也受不到惩罚。执法者知道这一点,老百姓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就会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记忆。执法者因为有了这种记忆而飞扬跋扈,老百姓因为有了这种记忆而仇视政府,整个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凝聚力可言?现在,像贵州省的警察那样随便掏枪打死老百姓都可以不受任何惩罚的案例,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社会的纠错机制已经完全失效。这就不是执法人员个人的道德和素质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通过对《国家赔偿法》、《警察法》、《法官法》以及《行政复议法》等法律的研究,我明白了执法的人为什么敢于这样鱼肉百姓。他们之所以在履行公务的时候飞扬跋扈,不仅是因为司法机关总是站在权力一边官官相护,而且还因为法律对执法犯法的政府官员基本上没有任何惩罚。就算通过行政复议或者司法诉讼,老百姓赢了又怎么样?《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处罚法》虽然规定赔偿应该由责任人承担,但是为了让受害者早日拿到赔偿,同时又规定给当事人的赔偿先由赔偿机关垫付,然后再由赔偿机关向责任人索取。这是一种内部监督,外人无权知晓。由于政府机关内部千丝万缕复杂人际关系的客观存在,使得这种责任追究制度形同虚设,根本落实不到个别责任人的头上,更何况很多滥用职权的人本来就是单位的领导。结果总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替政府官员的过错买单,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约束。笔者在为自己爱人维权的时候,那位徐姓旅游监察官就对我这样说过:“你和我们打官司能占到什么便宜?你浪费的时间和所有费用都得自己承担,而我们却算出差,住宿吃饭都可以报账。就算最后你胜诉了,大不了我们把你交来的罚款还给你,我们一分钱都不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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