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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左右”之争


   

作者:加藤嘉一

   
   

   ——- 原载: FT中文网
   
   
   快过中国新年了,这是我牛年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所以就写我最想表达的东西。
   
   
     在上一篇拙文《日本右翼历史学者》中(原文附后),我批评了中国的历史学者只跟与日本的“非右翼”打交道,“右翼”则彻底变成驳斥的对象,不去面对,只能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间接地痛骂一顿:“你们的历史观有问题,不准确,不道德”。我也表示理解,因为,在特殊的国情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保持独立的立场和风格几乎不可能,其言行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否则就政治不正确了。
   
     我在结论中提出:“真正问题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接近或分歧,而是中国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媒体人等所谓‘知道分子'们把通常在对外交往上积极使用的‘友敌区别对待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或排除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或立场的人群——应用到国内的思想交流上”。
   
     以下解释我提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和背景。
   
     这种现象简直可称为“外交内政化”。过去,我只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本着历史经验的普遍规则,原来也有“内政是外交的延伸”这一倒过来的逻辑推理。大多数日本右翼分子认为,“与中国学者讨论历史没有用,别说中日之间发生的历史,先应该好好学习本国的历史,去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故事,中共对西藏干了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则认为,“右翼就是不了解历史,以篡改历史当作饭碗的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之类的,简直无耻,连基本事实都不承认,还为那些数字、细节等较劲儿”。
   
     观点和立场截然相反,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完全一致的身份——“交流无用论者”,即彻底否定、并排除对方观点和立场存在的理由和背景,并美化自我,陶醉于道德优越感。他们都认为,跟对方交流是没用的,不如不交流,浪费时间。这是中日知识界之间交流上的常态,也是病状。这一常态和病状正在中国知识界像甲流一样蔓延,形成一种“阶级斗争”的态势。
   
     每年的春节前,我有幸应各媒体的邀请参加年末聚会。几年前,聚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网络崛起。各大门户网站的聚会涵盖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博主”们,范围广泛,思想交锋,交流深刻。唯一感到可惜的是网络媒体的“同质化”现象。对于在新闻报道面前实际上只有编辑权,而没有记者权的网络媒体来说,博客、论坛等互动产品是唯一能够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产品。但最近这些互动产品遭到来自监管部门前所未有的压力,博客和论坛等影响力和渗透力似乎没有几年前有力度和份量了,其影子日益淡化。
   
     从去年到今年,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纸面媒体之间的“交流无用”现象。据我观察,稍微不客气地说,“右派”媒体(改良派:抱着新闻理想,追随西方,间接、模糊地提倡自由、民主、人权的部分媒体)和“左派”媒体(保守派:严厉批评西方对中国的无礼和蔑视,相信“中国模式”生命力和可行性的部分媒体),两者基本认为,与对方交流没有用,互相排斥,攻击,讽刺,却充满道德优越感,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视为生存、发展上的信仰基础。
   
     我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只能扮演“第三者”的角色,所以,我在平时的交流或撰稿上不排除“右派”,也不排除“左派”,都是了解中国国情的重要渠道。令人欣慰的是,两者都很热情地邀请我为他们写稿,参加他们主办的讨论会。
   
     我参加“右派”媒体的聚会,只能遇见“右派”人士,没有“左派”,甚至连“中间”一点的人士都见不到。他们对现有体制抱着非常“反对”的态度,在他们眼里,极权体制不符合国内外社会的利益需求,使得中国陷入国际社会中的“孤儿”,必须改变“警察国家”的形象。在那个环境里,说共产党的好话几乎不可能。比如,围绕着在去年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15)上中国的表现,这批人都痛骂祖国表现,“他妈的土共根本不遵守国际规则,拿权力说话,搞的永远是双重标准,一边假装负责任的大国,一边假装欠发达国家,又不知道被绝大多数国家厌烦的事实,真丢中国人的脸”。
   
     我参加“左派”媒体的聚会,只能遇见“左派”人士,没有“右派”,甚至连“中间”一点的人士都见不到。他们对现有体制抱着充满“自信”的态度,在他们眼里,坏人就是不懂得中国国情的,不承认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的西方,主张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屈从西方,走自己的路,让西方去说吧。在那个环境里,说共产党的坏话几乎不可能。比如,围绕着在COP15上中国的表现,“中国是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的最大贡献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中国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西方发达国家多得多是理所当然的,到底谁一直破坏地球环境,不是产业革命以来采取殖民政策,为自己的繁荣盲目牟利的西方吗?西方国家先表示承诺,主动减排是应该的,中国没必要听他们的话!”
   
     我没有干涉内政的权利,在各种聚会上,只好也保持沉默,没什么可说的。在我看来,右派和左派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也反映现实政治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的一部分。只是觉得,我们毕竟都是东方人,尽量避免绝对化或极端化的观点才是表达上的技巧,更是沟通上的艺术。然而,我在那些场合说稍微一点中立或平衡的观点,就只好被嘲笑说,“你被那帮人洗脑了吧?”
   
     两派人已经把自己的理论和逻辑武装地相当固定化了,我就没有办法,也没有渠道说服他们,就只好顺从他们自言自语、自我安慰、自我满足的宴会氛围里,实际上就是拍马屁。在右派聚会上拍右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左派的缺陷,在左派聚会上拍左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右派的漏洞。他们当然很高兴,一个外国友人能够认同自己流派的观点,并加入其圈子,显得很得意。其实,我不是认同你们的观点,是“被”你们逼着认同的,更不是加入你们的圈子,是“被”你们逼着加入的。
   
     不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就哥本哈根而言,我很不赞同中国狡猾地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甚至认为,哥本哈根正是成为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上的终结,以后再也很难被各国接受。同时,我也很赞同西方国家先对减排目标表示相应的承诺,并以行动来支撑自己的承诺。中国政府一贯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极为正确的。
   
     令人感到寂寞,悲哀的是,两大流派之间几乎没有人力、观点、思想上的交流。前者聚会上没有后者的影子,后者聚会上没有前者的影子……
   
     在中国舆论环境客观上没有取得开放和自由,其言论环境仍未成熟,颇有发展空间的阶段之下,知识分子的观点已经明显形成“左”和“右”两大流派,两者之间却严重缺乏交流,甚至相互排斥,我认为,后果不堪设想。
   
     祝愿全球华人虎虎生威,春节快乐。
   
   
   

  日本“右翼历史学者”

   
   
     1月31日,由中国和日本各自10位历史学家组成的“共同历史研究会”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前首相对华进行“破冰之旅”,在中日首脑会谈上与中方领导人达成共识,决定年内建立本研究会。后来,每年一次,在北京和东京轮流举行学术交流会。《报告》是双方4次碰撞的结晶,共550页,包括“古代、中近世史”和“近现代史”,给双方成员提供了各自发表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双方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充满东方色彩,“两国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依然有分歧,但通过交流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接近”。
   
   
     历史认识问题至少牵涉到政治外交、学术研究以及国民感情。三者之间呈现出紧锣密鼓的关联,缺一不可,只能良性循环,否则一塌糊涂。只有在良好的政治氛围下,才能建立健康的学术交流平台,学术交流逐步深化,民众之间的感情才能慢慢拉近。召开“研究会”,发表《报告》绝不是简单的事情,正是两国“官民一体”的多层化互动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日方成员从头到尾参与了研究会的朋友给我发邮件说,“这是在政治上有着局限的研究”。可想而知,中日之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等众多领域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是好或坏,高或低,优或劣,双方都需要对方,讨论哪一方更需要对方是没有意义的,就尽可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同舟共进。
   
     以上为客套话,以下说点问题。
   
   
     2006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中日历史认识能否超越国界?”的文章,说:“中日关系好像依然未长大成人,至少难说‘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认识问题:历史认识究竟能否超越国界?”“共同研究之目的,并不仅仅是共享所谓‘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是通过研究的深化,来谋求相互理解的增进,将历史争议局限在小范围内,既不回避历史观差异,也不夸大。”
   
   
     2010年2月1日,《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中日发布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各自表述历史认识,驳斥日本右翼观点”的文章,引用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的观点说“日本学者的观点有很大进步,特别是与右翼学者有明显不同”;还引用“专家”的观点说,“这样的对话和研究应继续下去,用研究成果引导两国国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驳斥日本右翼的历史观,让历史问题不再成为障碍”。
   
   
     “研究”走过三年,是在政府主导、由官方来制定的框架下,让来自民间的学者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目前中日政治环境当中把交流的潜力和思想的共识发挥到极致,令人钦佩。那么,《南方都市报》3年前提出的问题——历史认识有没有超过国界——有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对此,《环球时报》非常客观而明确地给予了答案——颇为艰难,几乎不可能。
   
   
     说白了,中日双方的学者所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存在着暂时无法改变的差距。中方成员兴高采烈地评论说,“日本学者的历史观有进步,有利于驳斥右翼的历史观”,这句话真实地反映着中国学者对历史认识坚定不移的核心立场。在他们眼里,参加“共同历史研究会”的日方成员是所谓“非右翼”,是能够交流的对象,并区别于所谓“右翼”分子。什么是“右翼”?就是其观点与中国体制所允许的话语范围不相容的人群。
   
   
     中国学者至少在公开、正式的中文场合只能与“非右翼”分子打交道,“右翼”则是驳斥的对象,不去面对,只能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间接地痛骂一顿:“你们的历史观有问题,不准确,不道德”。我一直感到疑惑,中方学者为何不主动去跟日方右翼分子交流呢?只能跟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交流等于自言自语、自我满足、自我安慰,就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提高知识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天经地义,中国特殊的国情不允许一个学者具有独立的观点和立场,必须符合所谓“国家利益”和“政治正确”。这是内政,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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