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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审视下的高尔泰,朱光潜和李泽厚


   发生在五十年代中国长达数年的那场美学争论,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为丑陋的思想检测,也是一场在极权当局虎视眈眈的监督之下、以美学术语为包装的向党交心,或曰,灵魂过堂。僵硬的概念,假充斯文的文字,无情地践踏思想的尊严。高尔泰,朱光潜和李泽厚,以他们截然不同的书写,或者交出了他们的人生,捍卫了自己的灵魂;或者交出了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生存上的安逸。存在的诗意,意味着人生的代价;一如想要苟活,不得不交出存在的权利。
   
   
   在这场以美学为角斗场的灵魂搏战中,最终上演了林昭及其《星火》同仁那类悲剧的主角,乃是血气方刚的江南才子高尔泰。其时,高尔泰刚刚大学毕业,分配至兰州一所中学执教美术。蓬勃的艺术气质,再加上初生牛犊式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豪迈,酿造出高尔泰才气横溢的处女作,《论美》。高氏本人晚年回忆说:

   
   
   
   当时,我国的美学强调美是不以人们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不认同。我认为美和美感分不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因此是主观的,表现性的。论证这一点,我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有一种挑战权力意志的兴奋。俄语也不学了,工作只是应付,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对答,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成了实在。望着楼外忧郁的风景,直觉得满天涯烟草断人肠。
   
   
   
   如此投入,与其说是学术写作,不如说是艺术创造。事实上,艺术创造远比学术写作更具生命底气。假如高尔泰的美学论说只不过是学究式的认真,根本支撑不了高尔泰在那么巨大的压力之下,不愿退却,不肯低头。早在写作《论美》之前,高尔泰就曾给著名翻译家傅雷写信,寻求理解。傅雷的回答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回答了你的问题。”傅雷因此还教训他说:“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你眼前,你却视而不见。”但高尔泰不为所动,照样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出《论美》。十多年后,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以付出生命的代价证明了“早就被证明的真理”。
   
   
   
   《论美》在《新建设》月刊上发表之后,非议如潮。不仅《新建设》月刊,连《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都相继发表批评文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宗白华《读〈论美〉后的一些疑问》、侯敏泽《主观唯心论的美学——评〈论美〉》,等等。朱光潜托人转信说道,高尔泰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劝告高尔泰重温一下列宁批判马赫的著作。西北师院院长徐褐夫特地写了八千字的意见,在肯定高尔泰有才华的同时,指出其观点是错误的,并且问高尔泰,是否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叮嘱高尔泰一定要读读。高尔泰依然不为所动,导致徐院长十分伤心。可叹的是,没有伤心多久,徐院长自己也像高尔泰一样,被打成了右派。
   
   
   
   众议汹汹之下,有人责问高尔泰:难道所有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从而劝告高尔泰:你不要一叶障目,得跟上时代才行。高尔泰回答如是:“真理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的。”“不能拜倒在某个终极真理的脚下,放弃自由探索和选择信仰的权利。”高尔泰晚年回忆当时情形,依然清醒如初:“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有一些既不爱我们、也不比我们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久之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力的憎恨。”高尔泰这种对权利的自觉和对权力的拒绝,是当时所有批判他美学主张的人们,根本不曾意识到的。因为高尔泰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不是经由美学论说表示对当局的服从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通过美学阐述,体现思想的自由和存在的诗意。高尔泰的《论美》以自由对美做出他的定义:
   
   
   
   事实上,现代美学给美的许多定性:“孤立性”、“距离性”、“游戏性”、“无私性”、“非实用性”、“无目的性”----等等,都可以从自由的象征得到说明:因为人征服了自然,才能超临在自然之上。由于自然力对人已无能为力,所以人才能不在乎对象的利害关系,才能摆脱这些关系的干扰而驾驭自然。所以不是孤立而是自由,不是距离而是对距离的突破,不是游戏而是摆脱了物质需要制约的创造性劳动,不是无目的而是手段对于目的的超越,才是美的本性。
   
   
   
   对照一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美的论说,可以发现,高尔泰的美学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美学界,缘何得以鹤立鸡群。高尔泰在定义美的时候之于人的突出,相当于康德所说的“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成目的,决不只当成工具。”高尔泰论美之于利害关系的超越,暗合了康德之于美的本质的如此定义:“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判断”,“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是一对象的合目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上被知觉”,“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
   
   
   
   高尔泰晚年的回忆没有提到当时的论美,是否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也即是说,高尔泰的论美,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结果。事实上,高尔泰能够洞见美的非功利性质和美作为自由的象征意味,已经高于同时代的中国美学家一头。这样的出类拔萃本身,也已经证明了其思想 的自由和不俗的审美境界;以致于其论说是否受到康德影响,反而显得不重要了。因为美学乃是存在论的范畴,在本质上是不能在生存论的层面上谈论的。美,在于人的存在方式,而不在于人的生存方式。审美活动是精神活动,不是物质生产,也不是文明创造。因此,美学是精神的,文化的,不是物质的,文明的。把审美与生存混为一谈,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最致命的谬误,更是五十年代那场美学论争中的流弊所在。按说,二十世纪的人文思想,在哲学上已经有了存在论和生存论的划分,在历史文化上已经有了文化和文明的辨别,审美的存在意味和非生存性质,理当昭然如常识。但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由于毛氏思想改造的需要,所有的美学论说,必须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之下,因此有了所谓的实践美学。这与其说是学术探讨,不如说是思想服膺。
   
   
   
   澄清了这样的历史背景,高尔泰论美的非同寻常,也就可以一目了然:在自由和服从之间,选择了自由;在审美和生存之间,选择了审美。这样的选择不是源自学术的素养,而是基于生命本身的创造本能。用康德的话来说,则是一种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难怪高尔泰晚年会如此忆及当时的投入情景:“俄语也不学了,工作只是应付,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对答。”高尔泰相当生动地描述当时的情形说:“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成了实在。”
   
   
   
   毋庸置疑,在当时,莘莘学子也罢,学贯中西的学者也罢,书生群里,士林丛中,能够将虚幻的存在当作实在的追求、而将实际的生存视为虚幻者,为数寥寥。因为这意味着巨大的人生代价。那场美学争论的参与者,为数甚多,最后因此被打成右派而饱受磨难的,大约也就高尔泰、吕荧两位。高尔泰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劳教,吕荧被打成右派之后,长年精神恍惚,几近疯颠;最后在文革中被捕,死于狱中。由此可见,审美有时是自由的同义词,自由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审美也同样难以避免。但必须指出的是,又正是如此不计代价的选择,才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审美选择,而不是生存利害的考量。一旦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生存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所谓的学术素养,也会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如此不顾一切地追求审美愉悦和审美境界,绝不是学术素养的厚重轻浅能够左右的。或者说,就一个美学家而言,审美快感的有无,远比学术素养的厚薄更具决定意味。倘若说,美学家高尔泰是追随自己审美快感的一个正面例证,那么另一位美学家朱光潜,则提供了学术素养深厚并不意味着审美境界高远的一个反面例证。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立国的第五十七天,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自我检讨》,声称:“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看来是意见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朱光潜所说的那篇反动文章,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周论》周刊第二卷第十期,标题为《中国的出路》。该文章认为:“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和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和知识的自由。”基于这样的理念,该文章指出: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为了解除这种威胁,该文章斩钉截铁地认定:“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象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造反,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朱光潜在这篇文章中签名,并非是偶然的附和,而是基于他内心深处的人文信念。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的八月份,朱光潜曾在同样一本杂志《周论》周刊上,发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言之凿凿地写道:“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这与《中国的出路》一文中的理念,完全吻合,即“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和自由。”这样的理念,岂是可以轻易检讨、随便出卖的?据说,当时流亡在香港的钱穆,从报章杂志上见到诸如此类的检讨:“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这废书掷笔而叹”。
   
   
   
   半个世纪过去,虽说时过境不迁,但是,倘若回首当年的朱光潜检讨,人们依然会感到颇为不解:何以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学家,竟然那么与时俱进地检讨自己表达过的自由思想?更让人颇费思量的是,时至一九八三年,毛泽东时代已成历史,朱光潜照样会在香港那个有关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公开声明: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年正值朱光潜五十多年前用英文撰写的《悲剧心理学》的中译本出版。对比朱光潜彼时所著与此时言说,人们可能会一头雾水,这到底哪是真哪是假?到底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抑或真作假时假亦真?若说是一种天真,那么已经天真到了世故的地步;若说是一种世故,那么已经世故到了天真的程度。世事洞明者会认定朱光潜是个高人,天真烂漫者又会被朱光潜的执着感动得热泪盈眶;拉开了距离的旁观者可能会失声惊叹:毛式思想改造,果然是一道奇妙无比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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