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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的昭示和顾准的求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之十一
   
   
   
   一九四九年的红朝建政,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精神光谱的一个断裂。从清末民初到四九年的民国时代,是与春秋战国遥遥相望的诸子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自四九年以降,一党专制,独尊马列,思想划一,精神单调。整个精神光谱只剩下革命的红色与被专政的黑色。在一个动物庄园里,没有人可以自由思想。几亿人追随一个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改造。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在精神上的特征有如一个漫长的冰川时期。足足有几代人,丧失了思想的能力。

   
   
   
   在这个精神冰川时期,能够思考已经是罕见的例外。而那些思考所留下来的结晶,也十分有限。数量上有限,人文质地上又局限。这些思考者大都是共产党人,其精神渊源缘自五四新文化,并且以科学和民主为重心。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对思想改造早就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诸如《庐山会议实录》的作者李锐,《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作者李慎之,《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作者谢韬,《党史笔记》的作者何方,等等。这些共产党人没有出类拔萃的学历,没有民国诸子那样的学贯中西,因此在学术上做不出前无古人的学问,在思想上也说不出惊世骇俗的观点。他们的优势在于:几乎每一行字每一句话,都是血泪斑斑的磨难和体验所得。他们是牢房里的留学生,他们是地狱里的生还者。他们的文字,是幸存者的警世通言。
   
   
   
   不得不指出的是,最终能够在文化精神的光谱上刻下印记的,却不是这些幸存者,而是两个倒在地狱里的受难者:姑苏女子林昭,上海学者顾准。
   
   
   
   林昭,当年北大新闻系的著名才女,五七年的右派学生,六十年代《星火》一案文字狱的首席思想犯,因拒绝认罪而最终倒在刽子手枪口下的绝代英烈。这个名字在法国历史上能够找到的对应人物,应该是圣女贞德。在中国历史上让人联想起的,乃是清末民初的鉴湖侠女,秋瑾。这个名字足以让博大精深的学问显得苍白,更不用说似是而非的思想操练。这个名字告诉世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以什么方式体现的。这个名字的涵义在于,什么才叫做存在的诗意。这个名字的永恒意味在于,即便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学识,也照样会因为思想获罪,也照样会因此遭到谋杀。因为思想的光泽往往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自由与否。
   
   
   
   倘若要追溯思想渊源,那么林昭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者。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有时是秋瑾那样的反清复明理想,有时是与某种乌托邦联在一起的憧憬和向往。共产主义乌托邦有如梅菲斯特,将无数青年男女变成走出书斋的浮士德。当他们杀人越货之时,梅菲斯特告诉他们说,这是在驱除妖魔。当他们壮烈牺牲时,梅菲斯特告诉他们说,这是在为理想捐躯。一九二七年,林昭的一位舅父,就这样倒在国民党的刑场上。林昭的一位叔父则是又一位革命先烈。林昭少时的投身共产革命,很难说不是这样一种前赴后继。假设林昭也像其舅父一样,出现在一九二七年的历史画面上,有可能会成为共产党烈士。但阴差阳错的是,林昭现身于一九五七年,历史像翻烙饼似的翻了个儿:当年国民党的屠夫角色,由共产党扮演;而当年共产党的殉难角色,由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承担。难怪俗话有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作为共产党烈士的后人,林昭似乎是掉进了革命老前辈设下的陷阱。或者说,林昭是作为一个“我们的孩子”,被党国捕获的。假如林昭像某些右派那样,自称是被母亲错打的儿女,就算戴上了右派帽子,也不至于惨烈如彼。几百万右派之中,在心理上思想上和精神上被驯化为奴才的,不在少数。所谓的反右,是一场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围剿。但这并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自由言论者和自由思想者。专制的高压,之于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远不啻是人权的剥夺,更是精神的箝制。而能在那样的高压之下依然追求自由的思想者,实在为数寥寥。不要说众多追随革命的儿女,即便是当年自由主义的标帜性人物,在被打成右派之后,都发不出自由的呼喊。而林昭的出众,则恰好在于,能够在如此一片冻土之下,顽强地伸展出思想的萌芽,有如从巨石底下长出的一株自由之花。
   
   
   
   毛氏革命的无耻,在于打着乌托邦理想的旗号,做着掠取江山的流氓勾当。毛式专制的双重性又在于,不仅是权力的施虐,同样也是精神的奴役。反抗权力专制只需要勇气,但要冲破精神的黑暗,就还得需要一种对自由与生俱来般的向往。林昭的奇特,并不在于思想如何深刻,而在于是一个天然的自由女神。林昭既不为权力的淫威所屈服,又不在精神的专横面前陡生怯意。那个乌托邦的理想破灭之后,林昭从古希腊神话中找到精神的支点,以此撬动了整个专制世界。林昭在那首著名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作了如此宣告:
   
   
   
   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与其说是对古希腊盗火者的讴歌,不如说是林昭本人的一部受难者写照。事实上,林昭后来的遭际,完全应验了诗中呈示的情景。这首悲愤难当的长诗,最后竟成诗人自身命运的预言。从一个投身毛氏革命的热血青年,演变成一个毛式专制的受难者,其中的历史内涵发人深省,其中的心路历程,更是令人唏嘘。从心理上和精神上突破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包装,直奔理想主义原本应有的自由精神而去,林昭的这一蜕变,不仅让拥有意识形态绝对优势的专制当局感到不可思议,也让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本人,大惑不解:当年那么崇拜伟大领袖的女学生,缘何如此决绝地横眉冷对?
   
   
   
   从林昭十数万言的上书中,人们可以得知,此乃御案。且不说毛泽东究竟存有什么心思亲自过问,需要指出的是,林昭与毛泽东的这场交锋,与其说是毛泽东挑起的,不如说是在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已经预演过了的。这可能是林昭一案最富戏剧性之处,自以为是的毛泽东不仅没能让林昭就范,而且其角色都已在林昭的长诗中被先行规定为:霸道的宙斯。以此对应的,当然是林昭的自我选择:普罗米修士。也即是说,彼此交锋的性质,并非由皇帝给囚徒事先指定,而是早就明明白白地写在囚徒的诗歌里。同时拥有最高权力和无上话语的毛泽东,在这场由囚徒框定的交锋中,其狼狈可想而知。不仅理屈词穷,而且颜面扫地。倘若再联想一下宙斯的好色,碰上女版的普罗米修士,其狼狈更是可想而知。或许正是红朝宙斯的这种狼狈,这场交锋被封死成了绝密档案。可能也正是要顾及皇帝的颜面,当局才会在毛泽东被捧上神坛的如火如荼之际,断然杀害林昭。若说林昭案是一团漆黑,那么毛泽东的阴暗,乃是这团黑暗里的最黑处。
   
   
   
   林昭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不仅是解读其血案的关键,也是读解其精神渊源的指南。引导林昭从乌托邦理想主义迷雾中脱颖而出的,是古希腊的自由精神。古希腊的自由精神是火性的,充满蓬勃向上的特征。这种精神体现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具有高贵的品质;体现于荷马诗史,崇尚纯粹阳刚的英雄气概;体现于苏格拉底的演讲,睿智而雄辩;体现于古希腊戏剧,有了气势磅礴的悲剧。古希腊的自由精神与中国上古的民族原型,《山海经》神话里的人物,相通;与先秦的自由思想家,有异。老庄哲学是水性的,推崇低处谦让的品质,或者与世无争的飘逸。正是继承了这种水性的自由品质,施蛰存和钱钟书才分别以各自的沉默或者不争,面对强横的专制王朝。不管沉默中蕴含了多大轻蔑,不管不争里掺杂着多少无奈,这种不屈服的方式,确实沉静如水;即便任凭摆布,也不会从心底里臣服。至于有些文人籍此耍弄小聪明,自然另当别论。需要指明的只是,林昭的自由精神直接源自古希腊悲剧:宁可玉碎,绝不瓦全!
   
   
   
   在林昭长诗所描述的普罗米修士身后,很难说没有《山海经》人物的影子,比如填海的精卫或者舞戚的刑天。在历史的长河里,民族的始源形象会遭到扭曲和变形,比如后羿变成了关公,刑天变成了岳飞;但最为本真的精神却生生不息,从女娲式的神明到秋瑾和林昭。笔者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中想像姑苏女子的刚烈时,曾经不无迷茫。因为吴越文化里的越地巾帼,有秋瑾为证。至于吴地的姑苏女杰,一时想不起历史上的原型,惟有在小说里见识过林黛玉那样的女子。及至读到林昭事迹,方才恍然大悟。吴越女子的阳刚,果然各有风采。并且,这是在一个形而上意识极为匮乏的时代里,出现的一个女版的普罗米修士;在一个宗教精神极为淡薄的国度里,现身的一个基督般的女神。
   
   
   
   倘若说,基督受难构成西方文化的一个起点,那么也同样可以说,林昭受难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五四时期之于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此刻完全转换为自由和人权的觉醒。其情形一如林昭在《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的深情吟唱。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受难的林昭,乃是民族的先知。如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先知一样,林昭不得不遭受非同寻常的磨难。牢房里的血书,刑场上的血衣,一年三百六十日的非人折磨,所有这些只有基督那样的神明才能承担的苦难,林昭一一担当了下来。“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字字泣血。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最后的遗言是:上帝呀,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狱中饱受非人折磨的林昭,在以鲜血写就的那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血诗中,如此直面残忍的当局:“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经说过,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胸。与基督一样,受难的林昭,在面对刽子手的目光里,没有仇恨,充满怜悯。自由,于此升华为悲悯,升华为慈悲。于是,一朵慈爱之花,在一个被仇恨折磨了几千年的民族的精神废墟上,绽放出来;致使一个习惯于崇拜权力、崇拜武夫、崇拜关公、崇拜流氓的卑贱民族,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自由女神,终于看到了什么叫做不可侵犯的人性尊严,从而使与尊严相应的高贵,成为可能。《红楼梦》曾经以一个林黛玉形象,嘲讽了整个一部由臭男人摆布的历史。此刻,另一个姑苏女子,林昭,以鲜血和生命,向整个民族昭示出一条通向自由之路,通向尊严之路,通向高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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