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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诸子的自由风貌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之九
   
    (上)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中,最为深沉的是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而最为亮丽的则是新月派诸子的自由主义追求。这群通过《新月》月刊聚集到一起的知识分子,无论就其思想自由、还是就其文学成就、抑或就其独具个性而言,都无愧为光彩夺目的一代俊逸,与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阮籍那样的传奇人物,遥遥相望。

   
   
   
   与中国政局陷入国共两党称雄争霸截然相反,新月派诸子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以民主政治的聚合方式,拒绝领袖,不立核心,共同负责,群而不党。他们的新月书店实行股份制,他们的《新月》月刊,不设主编,由诸同仁轮流编辑,交互当值。对此,其中坚人物梁实秋在后来的《〈新月〉前后》一文中,回忆如斯:“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子离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改为集体编辑。”倘若将“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一句改为“是何等开明的人”或者“何等豁达的人”,该回忆就更加准确。
   
   
   
   作为最初的发起人之一,胡适之于新月社的创立,功不可没。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言,胡适在新月社期间的政论之精彩,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绝不下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开拓性,其贡献足以成为他整个文化生涯的颠峰。
   
   
   
   1929年4月,针对国民党政府发布的一道保障人权命令,胡适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尖锐批评国民党专制导致“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的惨状,从而呼吁“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和“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文章义正词严地告诉大家: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此文铿锵有声,有如瓦釜雷鸣。蔡元培回应:“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张元济盛赞:“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新月》月刊,一下子声名雀起,颇有当年《新青年》之盛况。而胡适也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写出一系列的自由主义政论,诸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我们走那条路?》,《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等;其批评的锋芒不仅直指专制当局,而且也划破被国民党及其国府奉若神明的国父孙文之脸面。现代社会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舆论监督,自清末民初始行以来,至此方才被新月社诸子挥发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新月社的另一政论家罗隆基,也相继发表了诸多尖锐政论:《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论共产主义》,《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总统问题》,《社会选举原来如此》,《中国的共产》,《什么是法治》,《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秉承一个自由思想者的公义原则,罗隆基两面开弓,既针贬当局的专制,又提醒国人警惕共产主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祸害。
   
   
   
   与罗隆基的捍卫人权相应,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和《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篇什,聚焦于思想自由。新月社的另一位政论家王造时,则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中,痛快淋漓地道出民国政治的流氓性质:
   
   
   
   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建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原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卖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狐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
   
   
   
   王造时此后还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系列政论,诸如《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中西接触和中国问题的发生》、《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于 1935年结集为《中国问题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1936年呼吁抗战之际,王造时成为名震天下的七君子之一。
   
   
   
   《新月》的政论家当中,储安平是一位当时仅写文学作品投稿、日后才以政论斐声天下的著名论家。储安平在后来的《客观》和《观察》周刊上先后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政论,诸如《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等,影响卓著。尤其是他提出的“党天下”之说,更是击中了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的要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违背民主社会之政党政治原则的共同特征,就在于先后实行党天下专制。“党天下”一说,远比诸如西方学者诸如极权后极权之类的概念,更为准确地界定出中国一党专制的涵义。
   
   
   
   此外,储安平还以发表于《观察》周刊创刊号上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标明其自由政论的基本原则:“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并且,由此进一步表达了自由政论所持的“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储安平在其政论中所表述的自由立场和民主信念,至今读来,依然激动人心: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
   
   
   
   倘若参照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新月派诸子的政论不过是阐说了常识意义上的诸多理念。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讲说自由和民主的常识,却需要具有普罗米修士般的勇气和苏格拉底般的智慧。就思想学问而言,新月派诸子都算不上顶尖大家,但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言,他们着实开辟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在中国政治史上树起一道光彩夺目的丰碑。
   
   
   
   新月派诸子因为他们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政论而付出的人生代价,与他们的不朽文章一样,让后人永世不忘。其中,除了胡适和梁实秋于四九年之后流亡台湾之外,罗隆基、储安平和王造时,无一例外地在五七年的反右迫害中,中箭落马。罗隆基因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力图纠正“三反”、“五反”、“肃反”中的偏差而获罪;储安平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致使那个著名的“党天下”一说成为“右派分子对党倡狂进攻的代表作”;王造时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那篇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由于号召党内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成了他自比魏征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这三位右派,罗隆基死于文革前夕,储安平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而从人间悄然蒸发;稍后不久,王造时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而死。他们的悲惨遭际,证实了储安平早先的预见:国民党时代,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当政,自由会变成有无的问题。
   
   
   
   当然,他们的误入祸地,并非为了证实他们的预见。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胡适和梁实秋那样出走避祸,并不是他们一时糊涂,而是跟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有关。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三子的政论,有如唐初人杰王勃、骆宾王的诗文,朝气蓬勃,才华四溢;然于世事于历史的洞察,却尚未具备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透彻和洞若观火。在王、陈二位一眼透底的世事,罗、王、储三子,却需要亲身体验才恍然大悟。罗、王、储三子在政论中的犀利,还不足以构成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因此有了他们之于毛氏新朝的认同,有了他们寄托予新朝的朦胧希冀,有了像王造时那样被请吃了一顿饭过后,对统战高手周恩来的感恩不尽。须知,当年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元帅的信》时,是何等的大义凛然。他们的自由主义信念,何以会在共产党建政之际,变得摇晃起来?这除了他们在思想上难以招架马列主义和毛氏话语的凌厉攻势,除了他们在生存境遇上难以在毛氏革命成功面前保持如如不动,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本身,含有认同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成份在内。
   
   
   
   后人之于这三子的论说,大都忽略他们的师承之于他们的影响。那种影响不说是有意识的,至少也是下意识的。仿佛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全都先后师从过伦敦大学教授、著名的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左翼自由主义理论家拉斯基。这位出身富商之家的犹太学者,其自由主义学说,掺杂着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曾经参加过“左翼书社”,后来又成为工党领袖。工党执政之后,他主张基本工业国有化,甚至还一度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二战之后,他又异想天开地试图结合民主与社会主义,提出建立一个计划化的民主国家,由此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其论著《主权问题研究》、《现代国家的权力》、《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论当代革命》,也因此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经典。
   
   
   
   平心而论,拉斯基的左翼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不仅有市场,而且确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一种强势的商业文明之下,需要这样的左翼自由主义,构成一种政治局面的多样和社会生态的平衡。事实上,左翼自由主义也确实在欧美世界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形成。因此,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左翼思潮的代名词。然而,这样的左翼自由主义一旦被引入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历史环境里,就像半个世纪以后的新左派一样,不仅完全变样,而且误人子弟。为什么同为新月派的自由主义政论家,胡适和梁实秋没有像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那样认同毛氏革命及其结果,这跟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不是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而是来自美国诸如杜威那样的思想家,颇有关系。拉斯基式的左翼自由主义,仅是在其中国学生身上潜移默化。这并非是意指拉斯基对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的悲剧负有什么责任,而是想指出,由于拉斯基的左翼影响,致使这三位中国自由主义政论家,没能像另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那样彻底和决绝。这就好比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子,由于追随了美国学府里的左派教授,居然会向毛泽东的亡灵鞠躬致意,有些相似。当然,无论就思想还是就人格而言,倘若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是高山,那么那些新左人物,不过黄土而已。因为前者是自由思想者的历史悲剧,而后者是一群世故的政治投机者们挟带西方左翼思潮向专制当局献媚的喜剧。本书所附笔者《中国当今思想界的真实图景》一文,对此有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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