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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的钱穆和台湾新儒家宣言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之八
   
   
   
   二十世纪中国的几大名儒当中,钱穆是最平实、最富学术成就、又最清醒的一个。其清醒仅举一例,便可知其端倪。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如此写道: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这段文字的清醒程度和学术份量,必须对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相关论说,方可一目了然: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江南士子钱穆,可说是湖南痞子毛泽东的天敌。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只消读过钱穆的有关著述,便可明白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是什么样的狂人妄语。钱穆的这种清醒,与其说是据以儒家立场,不如说是源自一个史学家之于历史阅读的常人常识。同样的少时丧父,寒窗苦学,在孟轲练就一张利嘴,在钱穆成就一番学业。在同时代的学人当中,钱穆既没有熊十力式的夸张,也没有梁漱冥式的盲目,从而以其与生俱来的平实,铸成士林一大景观。这一景观近看并不如何起眼,尤其是比诸王国维陈寅恪;但远看却别有洞天,有如晚近历史上的曾国藩。或者说,钱穆在学术上的成就,足以媲美于曾国藩在政治上的事功。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曾国藩的那番盛赞,庶几成为他本人的学术自况。“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此处“平正通达,宽闳博实”八字,也正是钱穆学术著述的准确写照。
   
   
   
   平实既是一种分寸,也是一种境界。钱穆的平实,既相对于熊十力那样的夸张,又相对于冯友兰那样的平庸。就学历而言,冯友兰无疑远胜于自学成材的钱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门生;但就见识而言,冯友兰的平庸与梁漱冥相当。冯氏在其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中,将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损道、益道、中道”的见解,与梁漱冥的“文化三路向”不谋而合,都是一种试图将多维多元的精神世界,放到平面上观看的努力。由此可见,陈寅恪在冯氏《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云:“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并非是对作者的赞赏,而只是殷切的期望罢了。
   
   
   
   当然,这并非意指,钱穆具备那样的眼光和境界。钱穆在学识上胜于冯友兰之处在于,总是常识常在,并且由此滋生出独特的直觉。比如,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论及东西方历史时,钱穆作了这样的比较:
   
   
   
   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
   
   
   
   钱穆的这种比较,应该说是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空间性和西方历史的时间性的不同特征。倘若能够以中国史如图画、西方史如音乐设譬,当然更加准确。这两部历史的异同,也见诸其语言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而西文是拼音文字。语言和历史,通常具有天然的对称性。作为学问家的钱穆,虽然没有思想家的能力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论说,但能够捕捉到这样的异同,也已经相当出众了。只是旋即将孔丘抬举到与苏格拉底和基督并列的地步,实在是钱穆作为一介儒生的偏爱。曰之:“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孔丘既没有神圣如此,也不能代表民族精神之全部。华夏民族的始源精神,应该见诸《山海经》,而不是见诸先秦诸子当中的任何一子。
   
   
   
   钱穆著述的平实性,通常体现在其学问上,一旦涉及思想的阐说,往往有失儒者的偏颇。比如同样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论及有宋学术时,钱穆写道: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禅宗的革新,确实给学术思想带来自由的气象;但程朱理学的教条主义特征,又确实可以比之于西方历史上的中世纪教会。其情形一如戴东原所云:“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程朱理学所支撑和宣扬的礼教之于妇女的戕害,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度或者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都是有违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和越过起码的人道底线的。程朱理学虽然是思想自由氛围的产物,但这种学说的封闭性和妄自尊大,反过来又足以成为思想自由的棝桎。钱穆只述其一,不说其二,显然有偏袒之嫌。这可能也是钱穆为何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中斥责戴东原“诋毁逾分”的原因。因为在钱穆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仅次于孔丘。钱穆晚年所撰《朱子新学案》一著,毫不讳言对朱熹的崇拜:“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钱穆热烈如此,不过是标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并且表述得有失平实之风度。
   
   
   
   钱穆之于朱熹的倾心,亦可看作是一个学问家对于一个思想家的仰慕,就好比一个足球明星对于一个电影明星的追星。这既不会影响他人对朱熹的不予认同,也不会妨碍钱穆自己在学术上的用功和成就。但钱穆晚年的如此热烈,却有点像是一种学问做大之后的自我升华。早年的钱穆虽然坚忍不拔,却并不随便使用诸如“莫大声光、莫大影响”这样的词语。也是因为那样的朴实无华,其勤奋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获得陈寅恪“极精湛”的称赞,并且还说是“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则更是将此著赞为“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从而鼎力推荐仅高中学历、在无锡苏州等地中学教书的钱穆,北上燕京大学执教。钱穆此情此景,一如梁漱冥的《穷元决疑论》得到蔡元培的赏识,从而得以在北大立足。民国时期的社会开放和自由风气,远甚于北宋当年。而朱熹式的唯儒独尊,又恰好是与这样的风气格格不入的。真不知享受了那么开放那么自由的社会风气的钱穆,何以那么的唯朱熹是从。是否跟钱穆没能像冯友兰那样出洋留学有关?倘若钱穆的眼界开阔一些,或许不至于如此执于朱子而难以自拔。钱穆天分不低,少时就学,听了老师有关《三国演义》的分合治乱论较诸欧洲诸国的文明成就的教诲,便若有所思,铭刻于心。假设有机会留洋,没准会有陈寅恪式的领悟。同样的机遇,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效应。
   
   
   
   冯友兰尽管有着傲人的留学经历,依然不减平庸本相。早年的《中国哲学史》虽得陈寅恪用于刻意贬低胡适的称赞,但毕竟不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的开风气之著,只能当作教科书启迪莘莘学子。冯氏晚年追随毛泽东批判孔儒,又实在丢人现眼的可以,几近郭沫若所作所为。相比之下,钱穆从来不为毛氏革命所惑。四九年大陆易帜之后,钱穆只身去到香港,筚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为众多走投无路的流亡青年,提供就学机会。其中有得意门生余英时,成为日后承继钱穆学问和钱穆风骨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后来与其师一样的崇尚朱子,著有《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也与其师一样的拒绝认同洪杨式的毛氏王朝,与屁颠屁颠地到大陆去兴冲冲宣讲新儒家的杜维明,形成鲜明对比。
   
   
   
   钱穆的平实,既是钱穆著述的特征,也是衡量同时代其他儒者的一根无形的准绳。只消从钱穆的平实稍稍越出雷池一步,便会成为大而无当的夸张。这样的夸张,写在1959年那份台湾新儒家诸子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里。比较钱穆著述,这份冗长的宣言之空洞之高调,令人莫名惊诧。宣言的作者和签署者是,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
   
   
   
   这份宣言的初衷,似在于纠正欧美学人之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而其开宗明义的背景,又点明了正值大陆为大跃进而放卫星,说假话。但读过这份宣言,却可以发现,新儒家诸子虽然自我感觉是在说真话,但由于把话说得过满过大,也有放卫星之嫌。光是从目录上,便可看出,全然一付包罗万象的气势,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这一概念的方方面面,颇有中国文化代言人兼发言人的意思。而细读之下,他们其实不过是在张扬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即便其居高临下的宣教方式和君临天下的救世口吻,都是从孔丘孟轲到汉儒董仲舒再到宋儒朱熹,一路承传下来的。只是比起先儒们的牛皮哄哄,末代儒家言辞间总是遮遮掩掩,一会儿指东道西,一会儿吞吞吐吐,欲盖弥彰。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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