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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和梁漱溟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之七
   
   
   
   倘若要例举出一个与林纾这样的文化经典人物截然相反的历史标本,那么应该是新儒家的开山,熊十力。不同于林纾的眷恋皇室,熊十力早年曾投身军旅,为辛亥革命奔走效劳。有趣的是,革命之后,熊十力没有如同许多革命党人那样继续叱咤风云,而是断然转向“革政不如革心”的学术生涯。其初衷又与梁济不无相似:“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这样的人生转折,看上去不无戏剧性,但细究之下,又发现颇具喜剧性。

   
   
   
   就熊十力在文革浩劫当中疯疯颠颠地自绝身亡而言,熊氏人生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又一幕悲剧。但从熊氏在学术上的修行和思想历程来看,其半似鲁达半李逵式的性情,又充满令人莞尔的喜剧性。就像其短暂的革命军旅生涯,就因为过于鲁莽刚猛,结果与武昌首义失之交臂。熊十力之于新儒家的无心插㧕,同样的处处在在,阴差阳错,笑闹迭出。
   
   
   
   因少时读了孟子、王船山和顾亭林之书而萌发革命之志的熊十力,曾如此自述其思想历程:
   
   
   
   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经,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所谓佛学,与其是学问,不如说是走向体悟的导引。心得的有无,无非是有所领悟,或者无所会意。这是佛学与西方思想经典的区别所在:不在于某种观点的表述和探讨,而在于生命本身的花开花落。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苟同不苟同。而既然“不敢苟同”,又何来“自有所悟?”至于悟出“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着实令人不知所云,颇有更向荒唐演大荒之嫌。佛学关乎心灵的放飞,易学则是心智的冒险。心灵无以飞翔,心智必定昏迷。因此,佛经没能读通,怎么可能弄明白易经是怎么回事?
   
   
   
   但熊十力认为自己弄明白了。他将《周易》读成革命著作,一如《资本论》之于共产主义,“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游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熊十力在此所描述的孔子形象,与其说是当年的孔丘,不如说是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之辈,或者清季投身革命的熊十力本人。但这又是绝对不能与熊十力讨论的。要是你如此这般告诉熊十力,他非得跟你拼命不可;一如他与废名讨论佛经会讨论到打架的程度,或者与梁漱冥争论学术会争论到扑上去在梁氏背上猛搥三拳、再骂一声“笨蛋”以解心头之气的地步。倘若说这是个疯子,却对学术真的情有独钟;倘若说这是个特别较真的学者,却又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什么叫做佛学,什么叫做孔儒。跟这样的性情人物讨论学术,不仅自讨没趣,而且必须谨慎小心。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会什么时候突然变成鲁智深,而自讨没趣者则变成了自认倒霉的镇关西。按说,这样的人物理当镇守庙门,无奈熊氏偏偏性喜扮演主持。想像当年牟宗三或者徐复观之于熊十力的那种诚惶诚恐的朝拜,再怎么想要严肃起来,也难免会忍俊不禁一下。
   
   
   
   熊十力之于新儒家的开山奠基之作,当然是《新唯识论》。这部书的可怕在于,玄而又玄,竟然也能自成一家;其可爱在于,性情所至,率性而为;其可叹在于,若确有所悟,何苦纠缠唯识;若无所了悟,缘何大谈什么明宗、唯识、转变、功能、成色、明心?但熊十力不管这些,大大咧咧地宣称:“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全然一付真理在手的作派。至于什么叫做明宗云云,熊氏如此作释:“真见体者,反诸内心。自他无间,征物我之同源。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这乍一听,仿佛庄子《齐物论》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熊氏自成体系的《新唯识论》,只宜浏览过目,不可认真细究。这是个由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编织起来的封闭体系。倘若不走进去,会被当作无知;倘若当真读了进去,无疑于一脚踩进概念的地雷阵,一交跌入心灵的地狱里。其中的每一个概念都足以把人炸晕,任何较真的思考都可能导致心智昏迷。有人将《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作比较,一如察看驴子和马匹的异同。《新唯识论》既非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亦非东方哲理的直觉感悟,而是白马非马式的胡搅蛮缠,或者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杂揉于佛家唯识再加上“体用不二”之类体悟不像体悟致用又无以致用的混乱玄想。倘若是追问存在,那么只消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倘若是菩提本无树,那么《坛经》故事已然有示。《新唯识论》既不像存在的关怀,又不似内心的体悟;只能说是如许概念的刻意堆积,或者说是自娱自乐的玄学游戏。读者要么在这堆概念里完全迷失,从而乘思维昏迷之机大胆断言此著乃“二十世纪最富创造性的哲学著作之一”;要么从这堆概念里脱颖而出,如熊十力者,自称菩萨,感觉有如哲学帝王。熊氏将这场游戏做得水火颠乱(而非水火既济),以致非但丧失谦卑,而且夸张到了走火入魔。其恩师欧阳竟无的痛诋:“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并非戏言。可以说,佛门中稍有修为之人,都不会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然。因此,熊氏最后被迟暮的儒家信徒供奉为开山,倒也在情理之中。
   
   
   
   熊十力与儒家的关联,与其说在于其自述所云:回到孔子六经,不如说在于其骨子里之于真命天子的那种下意识渴望。熊十力半似鲁达半李逵的性情,粗放之中,潜伏愚忠。熊十力假如完全是个学术上的鲁智深,那倒真成了天然无饰的豪情金刚。鲁智深的仗义行侠,心地善良;其浪迹江湖,又秉性自由。而李逵抡起板斧之际,不会忘记身后站立着的宋公明大哥。因此,面对蒋介石,熊十力扮演了曹操面前的弥衡;而面对四九年之后的毛泽东,熊十力却以圣上恭敬之:一封接一封地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一个朝臣之于文化如何怀有拳拳之心。须知,在那些个信中,熊十力收敛起的是在《新唯识论》中横抡概念板斧的野蛮,释放出的是孔子之于周公式的仰慕。可以说,这是熊十力的人性弱点,也可以说,这是因其所属族群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过于深重所致。从孔儒到佛门,从佛门到孔儒,如此这般转了一圈,依然摆脱不了李逵之于宋江那样的忠心耿耿。倘若说李逵之于宋江的忠诚以悲剧作结,那么熊十力之于毛泽东的恭敬则以喜剧收场。熊十力非但没有得到毛泽东像样的回复,而且被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打翻在地。此情此景,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熊十力的复杂人格证明,狂士未必真自由。鲁智深式的豪放和李逵式的草莽之间,有个细微的区别:豪放者不为俗世俗念所囿,草莽者一不小心就陷入忠良的窼臼。由此再反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何不为佛门所认同,也就可以一目了然:晦暗不明。无论玄学还是佛学,无论思辨还是体悟,结果都会有晦暗和清澈、浑浊和透明的区别。清澈和透明的境界,与其说是头脑如何的清醒,不如说是心灵如何的无瑕。而晦暗和浑浊,则通常缘自心灵的尘垢难去。熊十力弃武从文之际,雄心犹在,野心依然。以驰骋疆场的方式闯入佛学,怎么可能获得佛门的认同?以君临天下的心态入主儒学,只能成为儒家的一代新主。而熊十力的喜剧性又在于,倘若真有孟轲那样的牛皮哄哄,朝着君王指手划脚,倒也不失为一介狂狷;哪里想到,熊氏偏偏会把毛泽东认作真命天子,一本正经地上书不已。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仅当年坐澡盆里见客的刘伶式狂放样儿白学了,就连《新唯识论》里的天马行空也白空了。既然“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那又何苦向毛姓天子那么的喋喋不休?晚周诸子当中,又有几子如此卑躬屈膝?而要看破毛泽东那种洪杨本性,又哪里需要上溯晚周?解读过魏晋政治的陈寅恪,就已经洞若观火。可叹写过《新唯识论》的熊十力,真是不晓得识到哪里去了。
   
   
   
   经由毛时代得以看出文化修为高低的另一位硕儒,是梁漱冥。与熊十力的狂放无羁相反,梁漱冥总是愁眉不展,忧心仲仲。仅就忧国忧民而言,梁漱冥才是真正的孔丘传人。寒门文士入圣也罢,为王也罢,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夸张。旧贵出身的文化人,反而容易低调处世。作为老贵族的私生子,孔丘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卑感。相反,三岁丧父的孟轲,却颇有天降大任的不可一世。熊十力的自我感觉,与孟轲相仿;而梁漱冥的忧国忧民,与孔丘相类。非常有趣的是,孔丘的末世感,却由梁漱冥的父亲梁济承传了去。这是梁漱冥既不同于孔丘也不同于其父的地方,他总是想抓住什么希望,捕捉某个难以确定的未来。虽然早年也曾绝望过,但终其一生,都没有绝望到他父亲那样的程度。
   
   
   
   梁漱冥早岁的两度轻生,可能是青少年时期的忧郁症所致。由此也可以理解他为何喜欢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的文章总是蓬蓬勃勃,充满活力。对于一个忧郁症患者,乃最佳良药。再说,梁启超那种既没有五四新文化诸子那般激进、又不像辜鸿铭、林琴南那样保守固执的温和立场,又相当契合梁漱冥的脾性。可以说,梁漱冥后来选择所谓的中间道路,与早年所受的梁启超影响,颇有关联。梁漱冥不同于梁启超之处在于:没有叱咤风云、号令天下的雄心壮志。
   
   
   
   梁漱冥不是个野心勃勃之人,天然一付低眉之状。至于有没有修至菩萨,只能说,取决于本人的造化。低眉菩萨与怒目金刚的区别,不仅在于低调和激昂,更在于智慧的高下。说梁漱冥弱智固然过于唐突,但说梁漱冥在需要智慧的时候,总是选择盲从,却不能算是夸张。梁漱冥早年一度信奉社会主义,情有可原。俗话说,年少时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良心;年过三十依然执着于那个主义,是智商有些问题;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依然钟情那个乌托邦学说,几近白痴。梁漱冥之于社会主义的热衷,就像发了次高烧。读了日本人写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粹言》,便退烧了。
   
   
   
   这可能与梁氏年少时礼佛、年青时习佛有关,也可说是菩萨福佑。那篇使他扬名天下的《穷元决疑论》,应该说是这场修习的成果。倘若他继续醉心于社会主义,断断乎得不到去北大执教的人生机遇。北大不缺宣扬社会主义的人物,李大钊就是一个。但北大需要讲授东西文化尤其是与佛学相关的印度哲学的教师,于是有了蔡元培的慧眼独具和梁漱冥的天赐良机。以梁漱冥的学术根底,根本不具备在北大执教的资本。梁漱冥后来自己都发现,章太炎在北大的那些浙籍弟子,个个都比他强。梁漱冥的习佛,还真是让他无意间独辟蹊径,从而使他得以挟《印度哲学讲义》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在当时的北大哲学系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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