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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平方公里,850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2分队平均亩产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1958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40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300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150亿斤,最后落实到72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8名认为1959年比1958年更丰收,1958年是56亿斤,1959年72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30亿到40亿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72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亿到40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斤计,可吃4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180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多亿斤,却夸大为64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7亿多斤,就有3751个食堂仃伙(3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6000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50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200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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