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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碑(一)

墓  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 著
   2007年8月

   
           永久的墓碑
                   (代前言)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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