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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碑(5-2)

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和省委反右倾会议,全县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保卫食堂”是反右倾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委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对食堂特别强调:“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会被一风吹掉?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一片黑暗,有人在动摇军心。”县委认为,办不办食堂,农民参加不参加食堂,是拥护不拥护共产党、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农民绝对没有“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即使是无粮下锅,喝清水,吃菜汤,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停伙的食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对那些所谓“污蔑食堂、攻击食堂”的给予严厉打击。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小陈庄生产队长程中德曾编过顺口溜:“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因此将他定为右倾,撤销了队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进行了多次批斗。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还对时开时停的食堂,要求一村一堂地全面起伙。为了巩固食堂,采取了分户不支粮和收尽社员饭锅的“两头挤”的办法,做到不漏户,不漏人,农民全部到食堂去吃饭。为了显示“一大二公”,把食堂合并起来,越办越大,农民到食堂吃饭越来越远,吃一顿饭要跑好几里路,雨雪天苦不堪言。观堂公社沙土集850人一个食堂,锅小笼少,经常不能按时开饭,晚饭经常等到9点多钟。有人编了打油诗:“早饭等到日正南,午饭红日偏西山,晚饭等到更鸡叫,不知明日再多晚。”为此,在干部和教师中广泛排查,要找出编这首打油诗攻击食堂的“坏人”,最后没有查出结果。
   农民为了生存,搞些野菜、树皮,但是,没有锅成了社员家庭的一大难题。有些生产队把锅部分还给社员,但一到粮食收获季节为防止吃青或上级检查时又把锅收回来。农民白天不支锅,把锅藏在柴草中或沉放在河边的水中,等到晚上再拿出来煮些野菜、树皮充饥。
   靠反右倾恢复起来的食堂口粮标准很低,一般日均每人2两左右。大部分食堂两年没有吃油,更谈不上吃肉。有的食堂几个月没有盐。冬天不供应热水和开水。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80%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10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
   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

   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
   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扣饭”是:病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的人扣饭,偷吃青苗的扣饭,偷庄稼的扣饭。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上吊自杀而死。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宿某,除满足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卖私馍,并利用馍饭诱奸妇女10人,全队饿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部书记乔某,扣饭致死农民11人。亳县农村流传着:
   刮大风,
   起大雾,
   饿死社员留干部。
   当时,也有一些好干部坚持与农民同甘共苦,不用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其中不少人饿死。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的苏如章等四名党员全部饿死。这个公社颜集大队有一位生产队长也死于饥饿。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 对食堂有所宽松。在冬季为分户取暖,县委规定:“经县委批准可采取食堂统一管理、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接到指示后,县委原打算分两批报地委批准以后实行分户做饭,但没等到报批,食堂就一哄而散。据11月底统计,全县4438个食堂,没有分的只有287个,全是小农场、敬老院等不宜分开的食堂。1961年4月2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宣称办不办食堂由农民自愿,在这之后共食堂才正式解散。
   3,全县饿死20万人
   饥饿使人口大量死亡。
     当时农村流传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1960年冬整风整社以后的若干年内,县委曾经研究过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梁志远见到过三组数字:
   1961年3月17日,县委在亳县三级干部会上整风检查,在一份绝密材料中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4.4万人;
   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编印的《解放以来30年(1949-1978)农业统计资料》,其中亳县1959和1960年两年全县农业人口减少了28824户,占原有户数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
   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志》第75页刊载:1960年城乡总户数比1958年减少了29400户,总人口负增长9.6万人。
   那么,究竟1959年和1960年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梁先生用自己当年调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
   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数,让他安排一个中等大队人口死亡比例调查。他选了古城公社李8大队作为调查对象,并拟好分姓名、性别、年龄、成份、死亡时间五项内容的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王心斋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至5月8日,共死亡719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回报后,县委认为,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调查。
   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梁志远派县生活检查组组长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是: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缺东关分支三个生产队,没查),占被调查村队原有人口的29.15%,同时还继续死亡。
   这两个生产队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数,总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1960年底,梁志远带领姚志远等,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饥荒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原有127户,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绝18户,占原有户数的13%,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更有甚者,1960年底,梁志远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归外,全庄仅剩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数的70%以上。
   1960年3月中旬,古城公社李腰小学课间休息时,两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坐靠在教室门前的墙根前死去。3月19日一次降雨,检查主要公路,发现19人饿死路旁。
   梁志远根据以上调查判断,全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应当在20万人以上,有近3万户彻底毁灭。留下了一大批鳏寡孤独,仅观堂一个公社,就有孤儿400余人。有的孤儿被收养后饿死。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11个孤儿,饿死10个。
   据典型调查,1960年1-5月间,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贫农占本阶层的28.25%,中农占本阶层的12.5%,地主富农占本阶层的44%。
   在地方上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死于饥饿之中。例如,魏岗公社后孙湾生产队饿死了烈士的母亲孙*氏,烈士的弟弟孙石头沦为孤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五马公社草寺大队彭小庄,1960年3月饿死了归国华侨彭广胜夫妇,彭在饥饿无奈时曾给他旅居40年的法国友人去信,待友人回信时,彭已死数月。十九里公社明洼生产队知名人士李琴丹(清末秀才)饿死,李已编入1996年出版的《亳州市志》名人传略,但其死因则写为“病故”。
   有的家庭死人不报,继续到食堂领饭,有的死人无法抬埋,留在家中。大杨公社许洼生产队,1960年3月有一农妇将其死去的丈夫和女儿用被子盖在床上5天,多领两人5天的稀饭,使她和另一个孩子没有饿死。
   没有饿死的人饥饿无力,不能掩埋饿死的人。在路旁、田间、集镇街巷、食堂门口、学校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1960年春,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薛竹园村因没有劳动力抬埋,就用一车多尸的办法把尸体拖往地里。双沟公社高范生产队,因无力挖坑,就把不少尸体投在田间的枯井里。1960年10月,梁志远在十八里公社集南杨庄的肿病“治疗点”上看到,浅埋在河坡上露头露脚的尸体就有7具。
   由于饥不择食,全县因吃野草、蘑菇等中毒而死的人数以千计。五马公社丁双庙生产队高思曾家因吃臭大麻籽,一家五口全部死亡。1959和1960年,每当新粮接口季节,饥饿过度的农民因暴饮暴食而死亡也相当多。张集公社北曹大队早庄生产队, 1960年月5月15-24日10天之内,因暴食青麦、生麦,撑死10人。
   4,饥饿之外再加摧残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各级党委都闭眼不承认,还说是假象,是“西北风”,是“右倾势力的反攻”,不准返销粮食。1960年春人口大量死亡时,才开始返销粮食,但每人每天只有2两左右。农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为“反革命信件”,写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狱。
   不让饥民外出讨饭。县、公社、大队遍设有“劝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的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
   1960年春,立德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书记乔某,在食堂以各种名义经常对社员扣饭,致使11人死亡。观堂公社观堂大队夏庄夏耿氏和古城公社油河大队梁景志,都是在因有病不能干活,在1960年春天被扣饭后上吊自杀死亡。
   五马公社泗合大队四个村庄,大队副书记焦某不喜欢其中的一个30多口人的小村庄,对这个村庄的缺粮、饥饿、病死不闻不问。到1960年这个小村庄30多口人全部没有了,房子拆了,树砍光了,蒿草满庄,80亩地全部荒芜。
   1960年初春,五马公社党委在罗庄大队召开扒茅草根(找代食品)现场会,为了不让参加会议的人看到罗庄大队的浮肿病人,就把这些病人集中驱赶到边远的荒野里,到会议结束时,数人冻饿而死。
   农村基层干部对饥饿而“吃青”的农民或拿庄稼的农民进行逮捕、拘留、劳教,不少人死在狱中。个别地方对农民施行惨无人道的刑罚:对妇女打掉裤子不准穿,裤裆里装麦芒,系头发将人悬空吊在梁上,用铁丝穿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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