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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碑(5-1)

第四章 安徽不安
   
   20世纪90年代,我利用几次去安徽采访和开会,收集了一些安徽大饥荒年代的资料。2001年5月,我借在合肥讲学的机会,又花了七八天时间,专程到合肥、蚌埠、凤阳进一步查阅资料。从凤阳回来后,又得到了无为、亳州等地的资料,再加上对原中监委李坚老人的几次访谈,安徽情况就很清楚了。在这一章我先介绍几个县的情况,然后再介绍全省的情况。
   一、说凤阳,道凤阳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凤阳花鼓”反映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大饥荒年代,凤阳农民连“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没有。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地处淮河中游南岸。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在明朝开国功臣的91人当中,凤阳籍的就有41个。这里至今还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当和尚的龙兴寺等古迹。站在中都皇城南门的残垣上北望,想到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难,使我感慨万端。
   在800多页、120多万字的《凤阳县志》中,留下了凤阳历史上很多光辉的篇章,而对1959-1961年那场空前劫难只含糊地记下以下文字:
   1960年2月15日 全县采集代食品906.8798万斤,其中有薯根、鸡爪菜、茅草根、掐不齐等。
   1960年2月15日 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全县农村外流人口11196人,占农村原有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0.7%,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0人。1960年粮食产量9507万斤,比1957年的22760万斤减少了13253万斤。
   1961年8月4日,中共凤阳县委学习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了凤阳两年来刮“五风”的失误和教训:1,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了过头粮。2,封锁消息,掩盖死人真相。3,是非不分,反右倾中错斗争了一些好人。4,界限不清,共产风一刮再刮。5,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削弱了农业战线。6,乱出主张,生产瞎指挥。7,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劳逸失当。
   这本县志是1999年出版的,离大饥荒年代已经40年,还是极力淡化那场大饥荒的情景,后人很难从中了解当年的历史悲剧。作为县志,不敢记录这个县发生的空前悲剧,本身就是悲剧。
   1,凤阳的大跃进
   在凤阳,大跃进实际是大灾难。对这场大灾难,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7年凤阳是个丰收年。实收产量为20624万斤。在一般情况下,1958年粮食计划定为2亿斤是比较合适的。县委却上报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实收为1.5000亿斤(《凤阳县志》数为1.64086亿斤),但县委估产为4亿斤。1959年,实际产量只有1.8亿斤左右(《凤阳县志》数1.06918亿斤),但又上报为4.0500亿斤。本来是连年减产,却上报连年增产。
   表4-1 凤阳县1957 ─1963年粮食产量
   
   产量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单产(公斤) 58 38 30 28 42 43 50
   总产(吨) 113801 82043 53459 47534 65701 66449 62345
   资料来源:《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1958年产粮82043吨,即1.64086亿斤,国家征购了7102万斤,即拿走了43.28%。由于留下的粮要扣除工业用粮、非农业人口供应粮、种子和饲料,剩下才是农民的口粮,所以,通常国家拿走了30%就显得紧张。现在拿走40%以上就更紧张了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6918亿斤,却征购了5974万斤,国家拿走了54.49%。板桥乡淮东社1959年1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大溪河乡断炊的很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说:“1959年冬到1960年春,据不完全统计,外流人口10529人,肿病达3万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布严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原有利于163人,非正常死亡率558人,占30%;刘府公社双山大队官帝村原有577人,死亡104人,占18%;太山大队曹端村原有435人,死亡38人,占8.7%。”
   在农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高征购任务,只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行横征暴敛。1959年冬到1960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逼交征购粮食任务。县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报:早上报粮食入库计划,中午报粮食入库情况,夜里报入库实绩数字。每天晚上对入库多的社队进行表扬,对入库少的社队严厉批评。一级一级地向下施加压力,压力一级一级地放大。1960年春节期间,板桥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江山大队党总支书记邓某,在县委的压力下,在安子集召开80多名干部的征购会议,要求各生产队交出粮食。谁说没有粮食就打谁。张信成、狄为朝等10人被打。会后,这些干部就分头到农民家中搜粮食。1960年午季(即收小麦的季节),小溪河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搜查粮食,被搜查的有8046户,占总户数的73.4%。长塘大队只有一家没有被搜查。山河大队组织一个17人的“挖粮潜力专业队”,人手一棍,到各家东捣西戳,翻箱倒柜,发现社员王坤锅里有烙饼,便一涌而上,开锅吃光。
   “共产风”一刮再刮,刮地三尺。“共产风”开始是1958年秋颳起来的,引起了混乱,1958年秋、冬,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想刹住“共产风”,但怎么刹也刹不往。这股风从上面层层往下颳,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1960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赵玉书检查说:“上级虽然下令刹共产风,但没有刹住,原因在县委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我的指导思想上。我们总是想快点向高一级的所有制过渡,我们曾计划把全县14个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过渡。我们总是希望社有经济发展快一些,供给制尽可能早一些,公共积累尽可能多一些。”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当时认为公社所有制比生产队所有制更接近共产主义),大量集中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大队也以“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名义,把生产小队和社员的财产集中起来。山河大队实行“五集中”:猪集中,把小队和社员的猪集中起来办“万头养猪场”;鸡集中,规定每户或每个劳动力交2只鸡,兴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3只;鸭子集中,大队在一个早晨趁人不备,统一行动,把鸭子集中到大队集中饲养;厕所集中,扒掉社员的私人小厕所,一个庄建一个大厕所;山芋种子集中,把社员已经育好的山芋种子集中起来。这些集中起来的猪、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来的山芋种子也烂了。山药、毛芋、生姜是凤阳小溪河地区的经济价值高、产量大的特产,过去是家庭种植。干部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不让社员种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见苗要犯法”的说法。
   为了尽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自1958年以来,搞了很多“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土铁路,大办文教卫生事业,大办土化肥等等。这些大办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劳动力都是通过“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办法,剥夺生产队、剥夺农民而得到的。
   “共产风”颳的范围很广,从社队集体的土地、劳动力、畜力、农具、资金、粮食、以及社员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树木、家具等。扒社员的房屋,捉社员的家禽,砍社员的树木,收社员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庄稼。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里的南瓜苗拔出来栽到集休的地里,结果全部死光。强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强行把东西扔到外面。强行收走各家做饭的锅,甚至当着社员的面把锅砸烂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水也不行。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由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为了给“共产风”造声势,到处树牌坊,扎“跃进门”,在屋顶上、田埂上、山头上,路边上,到处都写上大标语,形成了一个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热烈气氛。
   公社以建设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强行拆掉社员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于拆房并庄,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个村庄并成1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个村庄,1960年6月,总支书记梅某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6个庄子,拆掉房子300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说是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没有建,社员无家可归,100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14户40人住在3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1958年底全县共有房子224143间,两年来共拆掉、倒塌39555间(其中倒塌25266间,拆掉13400间),占17.7%。全县有29个村庄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庄并大庄时,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
   荒唐的瞎指挥。在生产上追求形式,不求实效。要求红旗插满田间,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调到公路铁路两旁,调到社与社、县与县的交界处,做出样子,而里面却是大片土地抛荒。全县只有耕地141.2万亩,1960年春夏种上报播种面积184.8万亩,超过了耕地总面积40多万亩。
   农民一早起来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连生产队长也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生产指挥权和调度权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县里统一指挥,公社或县领导人像战争年代指挥淮海战役一样,组织“大兵团作战”。小溪河公社13个大队,1960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个小队、284个小组、3395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40天,有的持续达3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900个劳力,参加“大呼隆”劳动的就有700人。有一天,代圩生产队干部带领100多个社员,抬着2000多把秧,到大韩家庄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抬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12里,空跑4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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