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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2000年12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一,皇恩浩荡 幸福无边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三面红旗”的中心内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是在著名的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安排,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可以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和绝对安全。从种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出行的气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是3月4日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人陪同他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毛泽东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当年全部拆除。
   从小汽车的窗口中,毛泽东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这就是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从此,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3月21日毛泽东到灌县参观都江堰。他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毛又问:“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无言以对。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伟大领袖的深刻思想:“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插图片:李井泉陪同毛泽东视察都江堰
   lmage-46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直驶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迈开大步径直进入农院。大家只好跟在后头。毛泽东一低头进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温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她作了回答。
   
   插图片:毛泽东访问成都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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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3月20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40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毛泽东两次提出他主张个人崇拜。一次是他在3月19日的讲话,一次是在3月18日陈伯达发言中的插话(见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成才会议的记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对毛多有吹捧。陶铸、柯庆施主张对毛泽东要有迷信。柯庆施还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成都会议是制造这两个祸因的重要一环。
   成都会议给天府之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灾难遍及全国。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面红旗”鼓起了横扫四川的狂飙。
   首先是颳起了“浮夸风”。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出这颗卫星。
   8月5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1030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8月27日上午,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常委赶赴犀浦。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颗更大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是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28日没有刊登犀浦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因为总编没有参加27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28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45217斤5两8钱。
   真实情况是,稻子是8月13日才并在一起的,比县委坚持说的7月13日并栽的时间整整晚一个月。也就是说,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后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井泉,1909生,江西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到中央苏区,1931年任红35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52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对他不在家时发“卫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李井泉对宋文彬说:“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
   只要李政委一个暗示,下面会闻风而动。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放高产卫星”只不过是浮夸风的一个侧面。郫县的一个报告说:“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普遍而又严重。”浮夸风首先在产量方面,接着扩展到生产方面,从种到收,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浮夸上报的“神仙数字”、“跃进数字”。有的上报“平均每亩地下肥几十万斤”,“增种面积超过原有的面积几倍”,后来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风。
   并社,人民规模越并越大。郫县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本来规模较大的社又多次进行了合并。两年大并三次,有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1100多户(北方村庄大,1100户不算大,四川的村庄,小居住分散,上千户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饭人口达1420人。吃一顿要走七八里路。并一次社和并一次食堂,就打乱一次所有制,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并社以后干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边界,社员间互不认识。
   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50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地抬去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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