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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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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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3-2)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
   1960年12月9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7000名职工当中,有60%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20%,已死3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94名女职工当中有55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8人。主要病状是眼胀,发睏,四肢无力。
   中共白银市委1960年12月18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从11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12月上旬,情况更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1960年12月11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12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14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3132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25%。症状:头晕头疼,脸肿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多,在家吃饭少。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1960年12月30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从11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51个单位的68096名职工当中,患病者3346名,占职工总数的5.6%。在市级财贸系统的士3313名职工当中,患病者401人,占3.32%。在宣教系统的21个单位的1882名职工当中患病者226人,占12%。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5900名职工中患病者544人,占9%。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145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31名,占总数的21.3%。”财贸系统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11月份兰州皮革厂23人的蛋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6克(正常值)的有17人。中等体力劳动每天需热量至少3500千卡,据605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2500千卡左右。”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年11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265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188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77人。饮马农场在11月21日一天就死亡34人。饮马农场1960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尅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县,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年9月21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9月28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9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24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9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1959年到1961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2000年8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关“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通渭问题”有关资料。加上老干部座谈会和个别访谈,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40年的真相。
   据新修《通渭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数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卫生厅组织的医疗队一份报告描述了人们是怎样因饥饿而致死:
     通渭县从1959年到1960年整整一年口粮不足,以致壮人体弱,老人死亡,妇女闭经,小儿萎缩,发生了大量的瘦病。长期营养不足,大伤元气,油尽灯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发展就会浮肿。浮肿实际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低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成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状,是消瘦发展的表现。根据近一年所见,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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