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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三)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年8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1958-1960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1958年,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刚过,甘肃省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还喜欢用指挥军队的办法来指挥地方工作。2月9日,他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高兴地谈到,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地而颇有成就感地说出的这些数字,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跃进!再跃进!”。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他自己觉得这是高明之举。
   张仲良说,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辨清了两条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河南揪出了“潘、杨、王”反党集团;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健民、王卓如反党集团,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声(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省揪出了“沙、杨、彭”(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反党集团,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反党集团……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孙梁陈反党集团却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今不如昔’。
   他们不承认1956年粮食增产26亿斤的事实,反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
   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羊入社的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在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党外人士说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们就说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的反动主张。
   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人士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6百条人命换来的’。
   梁大钧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购任务。
   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们的支持下,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在我们党内出现孙梁陈反党集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这里,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他说:“几年来,孙梁陈反党集团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的,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一直同党进行着斗争,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大讲阶级斗争。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批评“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把许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张仲良“郑重地提起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注意”,“孙梁陈反党集团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严重右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这是十分危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他说:“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内外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彷彿超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孙梁陈反党集团一直就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在1956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洩了劲。省委提出了修300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250万亩分不下去,减到150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130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多万亩,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万多人。仅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月11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19级以上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1959年以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都到过甘肃,他们在视察中,对甘肃的工作持肯定态度。批判霍维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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