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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国际人权法律与实务
(A)***国际人权公约(中英文本)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世界人权宣言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人权宣言]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美国独立宣言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联合国有关健康保健人员尤其是医护人员在保护和防止囚犯和被拘禁人员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医疗伦理原则(1982)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联合国囚犯最低标准待遇规则
·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1990年)
·联合国保护所有被以任何形式拘禁或关押人员的主要原则(1988)
·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
·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中国已签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权安全公约
·联合国律师职责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1985年)
·联合国检察官的职责准则
·世界人权公约英文版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犯罪及权力滥用受害者恢复正义基本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8)
·国际刑事法庭(芦旺达)程序与证据规则(1995)
·国际刑事法庭(芦旺达)规约
·起诉严重侵犯国际人道法责任人的国际(前南斯拉夫)法庭规约(1991)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的国际公约1981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关于就业及职业歧视的公约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的国际公约选择性议定书2000
·联合国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的公约(1951)
·联合国有关难民身份的国际公约1954
·儿童权利国际公约1990
·起诉和惩罚欧洲轴心国主要战争罪犯的国际军事法庭协议(纽伦堡宪章)
***区域性国际人权法律文件
·1996年欧洲反破坏性异端决议及其邪教定义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公约(1981)
·美洲人的权利与义务宣言(1948)
·美洲人权公约(1969)
·美洲防止和禁罚酷刑的公约
·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欧洲公约1989
·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0)
·欧洲社会宪章1961
·建设新欧洲的巴黎宪章1990
(B)***美国人权法律文件
·美国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
·美国1786年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
·美国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
·美国1862年解放黑奴宣言
·美国1777年邦联条款
·美国1776年维吉尼亚权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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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律师点评杨建立博士论三个中国


   
   
   
   郭律师点评杨建立博士论三个中国

   
   建立兄此篇大论看来下了一定功夫,文中对当前社会现实有相当精彩的描绘,主要论点也有相当价值,值得每位关心中国自由宪政民主化的国人认真一阅。不过吾以为此文尚存在如下几点需要认真考虑:
   
   其一,不宜称中共政权为“权贵”,因为中共政权纯属从流氓无产阶级通过数十次反复杀人运动,外加三次对国人的公然大抢劫,演变而成之今日流氓无赖资产阶级,没有半点贵族精神或绅士精神,因而使用“权贵”一词,显然不能准确描述中共流氓暴政的下三滥流氓本质;
   
   其二,不宜反复称国人为“屁民”,屁民是中共流氓当权无赖恶棍诋毁中国人民的诽谤名称,作为中共暴政的反对派,不宜不加分析全盘接受;依心理学定理,人们若反复接受某一负面名称,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人们往往真的会变成默认接受名称所示的内含,变成货真价实的屁民。
   
   此外,一位不知名的作者论及下述两点见解:
   
   第一,我完全不敢苟同“已经很善变的中共,在自身民主化后有实力当选执政。而众多在野力量在相较民主的环境中分分合合,此消彼长的,仍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出现一支与执政党抗衡的主力” 之论,因为这与全世界所有的前共产党暴政的政治现实情况完全相反,各前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至1991年政治民主大革命期间,无论是西方政界还是各共产党政权国家的反对派,几乎无人曾预见到如此戏剧性巨变,反对派的力量也没有任何一国是待到20年后才形成足以抗衡共产党的力量,甚至连三年五载都无需,而是立刻共产党全部消声匿迹,或者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或被认定为犯罪组织或自动改变共产党名称变成“社会民主党”;中国反对派的情形与各国大体相似,决不可能例外。质言之,中国民主化后,中国人民当然包括当今反对派,无需等待若干年后,才能形成抗衡中共的政治力量,而是反之。
   
   第二,我认为“本人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在现行宪法的范围内通过施行递进式复合民主制度平稳过渡成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之期望,恐怕过于乐观以致失于天真了。作者极可能对共产党政权的本质认识严重不足,但愿这是南郭过虑了,有关共产党罪恶本质,我已有诸多客观公正的评论。我认为共产党政权绝对没有进行实质改良的任何可能,而中共暴政是所有共产党政权中最残暴,最下流无耻,最无道德伦理底线,也最无人性而充满兽性的一个,其犯下的滔天大罪是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中最严重的一个,其对中国人民有过三次公然大抢劫的事实(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及世界其它共产政权均只有一次抢劫),中共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更是独一无二(苏联东欧各国在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后,政治迫害程度均极大降低,唯有中共不但不批判斯大林,不揭批毛泽东犯下的滔天罪孽,而且持续杀人抢劫直至今日,还犯下大规模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人类最新反人类罪行)),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南郭以为:与中共合作改良的任何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空想,唯有坚定彻底抛弃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中共流氓暴政,中国才可能有前途。
   
   郭国汀
   2010年2月28日
   
   杨建利:三个“中国”
   
   去年,奥巴马访问中国前夕,记者询问我对其此行的看法,我反问“奥巴马要访问哪个中国?”记者被我搞得一头雾水。同样,每次就所谓中国崛起的题目接受记者 访问或参与类似题目的讨论时,我也常常反问:“哪一个中国?”当然,我不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个区分之下而发此问,我当然知道人们谈论的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那么,为何我还要这样发问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描述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当今的地理概念之中国,实际上已断裂为政治意义上的两个“中国”。
   
   我们不会忘记,以“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为主要诉求的八九民运,把建立一个公正、自由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铲除腐败的专制政治、建立民主制度之 上。这场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的民主运动把国内各阶层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当局虽然血腥镇压了这场民主运 动,但它也开始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不得不以新的统治手法来维护他们“压倒一切”的稳定。
   
   处在统治合法性危机之中的中共政权,总结了世界历史上左、右专制统治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教训,专注于从人性中腐恶的一面挖掘政治资源。在暴力威胁与谎言欺骗 的一贯传统策略之上,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共政权正式祭出了一体(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以维持统治合法性)、两翼(腐化拢上和黑警治下)和双爪(消 灭、控制民间领袖和封锁公共言论空间)的延续专制统治的治国方略。
   
   “六四”屠杀在中国民众中造成对于政治的普遍的恐惧和厌恶,而其产生的 政治危机也使中共官员感到恐慌。随后,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使得中共官员的心中很难不存忌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不免在脑海里盘旋。在这里,红旗到底 能打多久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江山还能维系多久?它的前途是什么?其二,共产主义的红旗和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的关系是什么?对官员来说, 怎样做才不会犯政治错误丢掉乌纱帽?
   
   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各级官僚迅速明白了三个道理:第一、 共产党的江山和传统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毫无关系,第二、“发展是硬道理”,不断的经济增长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救命稻草, 第三,不义的政权需要依靠不义的官员来维护,为了坚持一党专制,权力认可了权力阶层的腐败。
   
   在这三条认识下,官员们渐渐形成一致的利益驱动,于是,权力赤裸裸地全面进入市场,官员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增长GDP、权力寻租、讨好上级和腐败享乐上了。 对他们来说,这是现实政治之下的最好选择,他们不仅得到无穷的经济利益,而且政治上可以完全不思进取,不犯错误。于是,号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变成 了暴发权贵资本家,或者资本家(包括外国商人)的代理人或靠山。于是,在中国做官地地道道地成为世界上最“稳赚不赔”的职业。而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六四”屠杀和随之而来的红色恐怖强化专制手段,把民众监督和限制官僚行为的空间压缩掉了。而且,假如说在这之前许多官员还怀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改革的理想,甚至同情和支持了八九民运,到这个时候,政治改革的理想已经被普遍抛到脑后,甚至被视作他们的梦魇。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权力全面配合资本运作,低人权标准的竞争优势、肆意破坏的环境,没有集体谈判能力的工人,大量的低廉农民工,为投机资本提供了绝佳的 投资环境。于是,“钱”迅速向“权”靠拢,官商削尖脑袋寻求权力靠山,争占各个商业领域的优先机会,并在非公平恶性竞争中逃避法律和社会责任,可以说,大 部分在中国经商的形成规模的商人,无论跨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甚至乡镇范围内的,都和政府某部门、某官僚有着这样那样的袒护其利益的不正当关系。由 于现实环境的变化,拥有“中国公司”全部原始股的中国共产党适时向资本家开放股权。中共十六大正式向世人宣誓,接纳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资本 也在最大程度上成为现行体制的拥护者,权力和资本的联姻是中国近二十年来久演不衰的大戏。这个联姻关系也延伸到了港澳台,也伸展到了国际社会。
   
   假如说“中国公司”对国内外资本家是开放股权的话,那么它对部分知识精英就是主动让股了。究其根本维持高速度经济增长的硬道理的目标是“政治稳定”。为了 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就用利益馅饼,尽力抓住操作社会机器运转的重要部位的人。除了党、政、军、各级权力在握的官僚和与他们联姻的资本家外,这些人 还包括:与政府分享话语权的学校、研究机构,新闻出版机构,文学、艺术、体育团体的“知识分子”。在收买策略之下,中共当局拿纳税人的钱向他们进行利益输送,国家的工资、待遇、医疗保健、社保福利、住房等政策、法规越来越向他们倾斜,以换取他们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认同,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经济收入与普通工 人、农民、一般工商业者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差距之大世界上少有,这就是中共当局的“花钱买稳定”政策的一部分。二十多年来,中共当局的收买政策是奏效的, 而这一收买政策的成功是以“六四”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大捕杀大整肃为背景的。政治的残酷性本来就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了普遍的威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 惧就转化成玩世不恭、对是非问题不敏感、漠不关心、佯装超然潇洒聪明有智慧不激进的犬儒主义,再加上入股“中国公司”的巨大的利益诱惑和“主人”感,使得 许多具有一定话语力量、曾被认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从1992年以前与中共政权的对立情绪中融化出来,完成了从“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蜕变。在变成“中国公司”的持股人之后,他们自觉地接受大老板规定的政治游戏——这正是他们入股的前提条件。虽然他们对权力和资本的联姻也有诸多不满,也时常发出些 批评的声音,但是重大利益的趋同性使他们中的主流成为现有政治秩序的拥护者。他们惯用非共产党的正统语言,而实质上发出维护专制政权的“国情”论、“生存 权”论,“稳定”论,“盛世”论,“爱国”论,“崛起”论的有效声音,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共产党骗人的历史和现实谎言,构成了哈维尔所说的“权力的可鄙基础”。
   
   概言之,在当今中国,权力、资本和知识以腐化为粘合剂形成了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结盟,建成并经营着令世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强大的“中国公司”。由于中国在地 理和人口上的巨大规模,这一“中国公司”持股人以其强劲的财富增长速度以及令人震惊的购买能力,在许多观察家眼里,就展现出了一党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奇迹,由于这一持股人阶层很自然地占据几乎所有话语资源,在一些观察家眼里,这就是整个的中国。他们忽略 了相对而言不容易被关注的另外一个中国的存在,那就是为“中国公司”打工、被“中国公司”剥削而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广大的中国民众。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一边是垄断一切的“权贵中国”,一边是被剥夺的“屁民中国”!
   
   从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能力来讲,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为什么我偏偏要把中国分成两个“中国”?我是否危言耸听,过分地高 估了权贵与屁民阶层之间的割裂与对立?事实上,我所使用的“屁民中国”这一概念本身就可以作为我的论据。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官方文件中,你找不到“屁民” 这个词,但在互联网空间内,它被广泛使用。最初,一个深圳的中共高级干部酒后猥亵幼女,遭到众人指责后,他怒骂:“你们算个屁啊!”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为 震动中国的一骂,从那时起,无数网民将自己戏称为“屁民”,凸显出普通民众对于自己权利丧失状况的无奈和不满。可以说,屁民一语,道尽权力的傲慢与民权的 沦丧。权贵中国与屁民中国的割裂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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