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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循化事件”始末

青海“循化事件”始末
   
   李江琳
   
   1958年,中国当局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一个大转折。触发这个转折的,是1958年4月发生在十世班禅喇嘛故乡、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民和撒拉人暴动,史称“循化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性冲突,并且是当时诸多“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中的一个,但它对后来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位于青海省东部的循化,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人口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为主,还有藏、回、蒙、汉、东乡、保安等民族。在当时的青海,循化是属于“基础”比较好的县,该县最早建立县级政权,早在1952年,循化的11个乡,除了4个藏民聚居乡外,就已进行了土改,1954年成立撒拉族自治县。
   
   1955年,中南海大反“小脚女人”,青海省委书记高锋从北京返回,马上迈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订出一系列高指标,各县紧紧跟随,循化县高速实现了农业合作化,90%以上的农民一揽子入社。那时候,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1958年,“大跃进”的风潮和“反右”制造的恐惧,使得青海既不甘、也不敢落后于形势,于是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口号,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至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则不必拘泥,“哪个办法革命彻底就用哪个办法”(注1)。
   
   1958年3月,青海省委副书记朱侠夫在中共青海省第2届委员会第5次全会作总结报告, 报告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青海省长孙作宾的同时, 提出“积极广泛的开展畜牧业生产高潮”,要求“五年内完成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各地制定出具体指标,开始在牧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强办牧业合作社。为了“防叛”,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委通知自治州和自治县“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注2)。
   
   于是,循化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就被请到县城去办“学习班”。加乃化仁波切是一位高僧,曾担任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当时还是循化县副县长,在当地深受民众敬仰,有很高名望。把加乃化仁波切控制起来,在藏民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当时循化县的4个藏民乡里,噶楞、温都和道帏3个农业乡在1956年已经成立了高级社,以牧业为主的刚察乡就成了“牧业合作化”的主要对象。当时,刚察乡还保留部落制度和一支100多人的部落武装。1958年4月17日,刚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民众扣押乡党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第二天,抗议升级为武装冲突,工作组组长被打死。接着,撒拉族头人也率领撒拉族民众加入。4月24日,各族民众共4000多人在撒拉族头人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的带领下包围县城,其间发生殴打干部,抢劫商店等暴力行为。
   
   4月25日拂晓,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奉命渡过黄河,围歼“叛匪”。其时,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所率领的武装人员已经在夜里逃走,被解放军包围的基本上是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的民众。解放军赶到后,不由分说立即开火。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解放军发觉“叛匪”们并不具备反击能力,自动停火,才发觉死伤者基本上全是手无寸铁的民众。短短4小时内,“反革命武装叛乱”胜利平息,民众死伤719人,其中“击毙”了435人。
   
   战事结束后,紧接着开展大搜捕,一个下午就“俘敌”2499人,其中包括1581名撒拉人,537名藏人,38名汉人和343名回人(注3)。
   
   当日,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在“学习班”里悲愤自杀。他后来被认定为“循化事件”的组织者,他的死亡是“畏罪自杀”,关于他如何组织“叛乱”的详情,至今没有公布。
   
   整个事件中,“我方”死伤17人,损失了价值90多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和物资,包括粮食、油、现金等,200多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坏。这就是著名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
   
   “循化事件”涉及循化县11个乡中的7个乡(镇),大半个县卷入了这个为期一周的事件中。这7个乡里,只有刚察是没有经过土改、原封不动保留部落制度的乡;另有两个乡虽未经土改,但已于1956年直接实现了合作化;4个乡(镇)既经过土改,又实现了合作化。在暴动过程中,“不少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乘机拉牲口、拿农具、解散合作社。”显然,这个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事件,不仅有宗教和民族因素,也与民众反对合作化有关,很大程度上,民众是在发泄对合作化的不满。
   
   “循化事件”中还有一个因素:“叛区”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其中,156名党员、262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占参与“叛乱”党员的44.4%、团员的45.09%,有些党团员还是“骨干分子”。
   
   二
   1958年5月2日,青海省副省长薛克明就“循化匪乱问题”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汇报,详细报告了“循化事件”的概况,死、捕、伤人数,以及对“参叛人员”的处置方案。这份“善后章程”除了将事件定为“以残余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为基础,以敌伪军官、敌伪行政人员和地主、富农分子为骨干纠合而成”,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反革命叛乱”之外,还对事件之后的处理作出11项规定。其中第2项“处理俘虏的政策和原则”中,制定了21条政策,对不同身份的人作出不同处理。处理最重的,是“寺院宗教人员”,这些人不仅“一个不放,判长期徒刑”,还要“作为活教材或画成漫画巡回展览,教育群众”。在“今后如何打击反革命”这一项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反革命是从严的政策,不是从宽的政策。因此,要狠狠的打击几批。”而且,“这一工作不定指标,能打多少打多少。”(注4)
   
   公开的资料里从未说明牧民为什么抗拒合作化,然而1959年5月,青海省委就牧区的各种问题发出了一连串指示。从中可以看出,1958年,牧民是“无代价”入社,即所有牲畜必须无偿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没收。合作化事实上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这一事实青海省委并非不了解。1959年青海省委第12次扩大会议上,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批判以省委常委书记张国声为首的“反党集团”,该“集团”的罪名之一就是“污蔑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谩骂党‘给农民三刀子’,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注5)。
   
   另一个原因是统购统销造成的粮食短缺。“合作化”不仅是为了消灭私有制,也使政府对农牧区进行掠夺性的高征收提供了方便。以兴海县为例:1957年,兴海县粮食征购数为总产量的57.31%,油脂占总产量的88.6%,征购后人均粮食26.4公斤,人均油脂0.0018公斤;1958年,该县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35.94%,油脂占总产量83.5%,收购后人均粮食为78公斤,人均油脂为0.06公斤(注6),这就是一个牧民一年的口粮。理论上牧民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但是他们的牲畜入社后成了“集体财产”,严禁宰杀。因此,青海部分藏区1958年就开始出现饥荒。
   
   三
   1958年6月29日,“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送到毛泽东案头。文件开篇就承认“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共6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注7)。此时,青海暴动涉及5个自治州、24个县(自治县)、240个部落和307座寺院,人数达10万多,也就是说,公开参加暴动的人数,占当时青海藏民总人口的1/5。
   
   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提笔作出以下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讽刺的是,参加“叛乱”的,恰恰就是“劳动人民”。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无疑给了青海省委极大的鼓励和直接的支持。
   
   7月5日,青海省委将“循化事件”写成一份报告上报中央。这就是题为“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文件。这份报告的重点是“总结教训”。四项“教训”之首,是“阶级矛盾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克服右倾麻痹思想,与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民族地区,虽然“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阶级矛盾当然是主要矛盾,“那些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反对。”
   
   报告说,“循化事件”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即“参加叛乱的党、团员中,有78%的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存在着极其糊涂的观念,并且‘护教’思想十分浓厚,甚至‘舍党不舍教’,‘舍命不舍教’。”因此,“宗教问题确是少数民族党、团员共产主义化的绊脚石,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扎根的主要思想障碍。”顺理成章,第三个教训就是“必须破除在宗教工作上的神秘思想,深入宗教寺院工作,彻底改造宗教人员的思想,插红旗、拔白旗”,并提出“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和诉苦运动”,“通过在宗教人员中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反右派斗争,充分揭露、批评宗教上层的反动本质,够上右派的要划右派,并选择其中最坏的分子登报揭露,占领宗教寺院阵地,把宗教旗帜掌握在宗教人员中的进步分子手里。”最后,归根结底,“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注8)
   
   8月27日,中央作出批示,肯定了青海省委的这份报告,并将之批转给包括西藏工委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对于少数民族党员,需要经常注意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点教育,在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党员中,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除此之外,批示首次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指示各民族地区党委“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此后,这一观点为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开杀戒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批示无形中也肯定了青海省委必须在寺院中“插红旗、拔白旗”的“教训”,为在接下来全面摧毁寺院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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