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国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藏人主张
[主页]->[现实中国]->[藏人主张]->[青海“循化事件”始末]
藏人主张
·从禁止藏语教学说起
藏人诗抄
·桑秀吉:央金玛【藏人诗抄(一)】
·假活佛
·古钟【藏人诗抄(一)】
·最後的阿措家族
自我解剖
·藏区十大骗子
·
·
·
藏东玉树地震
·玉樹,我魂牽夢縈的家鄉
·藏东玉树地震引发的思考
·玉树震后救灾 空气有点紧张
·疗伤,从玉树开始
·地震後,藏人不信任中國的援助
·当代西藏名家联名哀悼玉树地震
·同胞啊,请祥和地离开!
·玉树地震 中共恐惧信仰感召力
·中共军队“救灾”真相
·玉树灾区僧人朝拜哀悼地震遇难同胞的一天
·东赛谈学懂事件和救灾去向
·香萨仁波切的呼吁书
·國際記者聯盟要求釋放西藏作家學
·逮捕扎加是自绝于藏民族
·学懂(东)親屬收到中共逮捕通知
·
从第三视角看西藏问题
·艾略特·史伯嶺:自治?請三思!
·“西藏问题”和两种自治
·独立:西藏人民的梦想
·“梵蒂冈模式解决西藏问题”与统战部回应
·四条新闻能否说明西藏近况?
·论西藏独立再访西姆拉
·西藏问题包括环境问题
·《金色的圣山》电影剧本出炉
·阿沛.阿旺晉美的悲劇
·中国人是否比西方人更了解西藏
·统战学者看西藏问题
·西藏流亡民主挑戰中國
·俄學者出書見證西藏獨立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公告
·加专家呼吁各国联手规范网络行为
·俄羅斯願調解中國與西藏之間
·草原遭鼠害危及黃河生態
·外媒熱議中國在西藏大修水利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
·西藏流亡社會的新力量
·美印结为战略伙伴使中国难堪?
·舟曲县洪水泥石流灾害原因初探
·流亡名家论西藏自治
·西藏青年的力量
·维基解密西藏问题在美中交往中的砝码
·雪域天路
·北明《藏土出中国》读后感
纪念零八抗争二周年
·众论西藏著名学者学懂(东)被拘捕
·零八抗争—记念我远去的兄弟姐妹们
·記甘南州城南派出所毆打藏人
·达赖接受和承认的东西及时地文件化
·西藏境内外的决心探讨会
·西藏无处不在的恐惧
·嘎玛桑珠爱人的博客日记
·中共對藏統治徹底特務化
·西藏一杰出青年终生监禁案引关注
·《人民日报》藏文版欲覆盖藏区
·藏传佛教寺院不受境外干涉
·
藏中交流
·藏中交流一瞥
·西藏將是我筆下永遠的體裁
·達賴喇嘛與華人學者交流觀點
·中國流亡人士致函達賴喇嘛
·达赖喇嘛会北美各界华人的讲话
·中国民间研究揭密西藏危机真相
·达萨和北京互相指责谈判诚意
·达赖喇嘛是中国民运的同路人
·从达赖喇嘛“窜访”说起
·《寻找共同点》—国际藏汉讨论会
·贡噶扎西谈“国际藏汉会议”
·藏中专家在国际藏汉会议
·民运健将知多少?—兼评藏汉对话
·参加藏汉会议的高兴和悲哀
·对比为何西人支持西藏的视角
·藏人代表在“中共60年悼念”集会上的发言
·“中美应在西藏问题上建沟通交流机制”
·北京向西藏实施“大外宣”
·西藏问题是藏汉两族之责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青海“循化事件”始末

青海“循化事件”始末
   
   李江琳
   
   1958年,中国当局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一个大转折。触发这个转折的,是1958年4月发生在十世班禅喇嘛故乡、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民和撒拉人暴动,史称“循化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性冲突,并且是当时诸多“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中的一个,但它对后来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位于青海省东部的循化,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人口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为主,还有藏、回、蒙、汉、东乡、保安等民族。在当时的青海,循化是属于“基础”比较好的县,该县最早建立县级政权,早在1952年,循化的11个乡,除了4个藏民聚居乡外,就已进行了土改,1954年成立撒拉族自治县。
   
   1955年,中南海大反“小脚女人”,青海省委书记高锋从北京返回,马上迈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订出一系列高指标,各县紧紧跟随,循化县高速实现了农业合作化,90%以上的农民一揽子入社。那时候,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1958年,“大跃进”的风潮和“反右”制造的恐惧,使得青海既不甘、也不敢落后于形势,于是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口号,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至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则不必拘泥,“哪个办法革命彻底就用哪个办法”(注1)。
   
   1958年3月,青海省委副书记朱侠夫在中共青海省第2届委员会第5次全会作总结报告, 报告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青海省长孙作宾的同时, 提出“积极广泛的开展畜牧业生产高潮”,要求“五年内完成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各地制定出具体指标,开始在牧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强办牧业合作社。为了“防叛”,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委通知自治州和自治县“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注2)。
   
   于是,循化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就被请到县城去办“学习班”。加乃化仁波切是一位高僧,曾担任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当时还是循化县副县长,在当地深受民众敬仰,有很高名望。把加乃化仁波切控制起来,在藏民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当时循化县的4个藏民乡里,噶楞、温都和道帏3个农业乡在1956年已经成立了高级社,以牧业为主的刚察乡就成了“牧业合作化”的主要对象。当时,刚察乡还保留部落制度和一支100多人的部落武装。1958年4月17日,刚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民众扣押乡党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第二天,抗议升级为武装冲突,工作组组长被打死。接着,撒拉族头人也率领撒拉族民众加入。4月24日,各族民众共4000多人在撒拉族头人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的带领下包围县城,其间发生殴打干部,抢劫商店等暴力行为。
   
   4月25日拂晓,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奉命渡过黄河,围歼“叛匪”。其时,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所率领的武装人员已经在夜里逃走,被解放军包围的基本上是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的民众。解放军赶到后,不由分说立即开火。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解放军发觉“叛匪”们并不具备反击能力,自动停火,才发觉死伤者基本上全是手无寸铁的民众。短短4小时内,“反革命武装叛乱”胜利平息,民众死伤719人,其中“击毙”了435人。
   
   战事结束后,紧接着开展大搜捕,一个下午就“俘敌”2499人,其中包括1581名撒拉人,537名藏人,38名汉人和343名回人(注3)。
   
   当日,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在“学习班”里悲愤自杀。他后来被认定为“循化事件”的组织者,他的死亡是“畏罪自杀”,关于他如何组织“叛乱”的详情,至今没有公布。
   
   整个事件中,“我方”死伤17人,损失了价值90多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和物资,包括粮食、油、现金等,200多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坏。这就是著名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
   
   “循化事件”涉及循化县11个乡中的7个乡(镇),大半个县卷入了这个为期一周的事件中。这7个乡里,只有刚察是没有经过土改、原封不动保留部落制度的乡;另有两个乡虽未经土改,但已于1956年直接实现了合作化;4个乡(镇)既经过土改,又实现了合作化。在暴动过程中,“不少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乘机拉牲口、拿农具、解散合作社。”显然,这个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事件,不仅有宗教和民族因素,也与民众反对合作化有关,很大程度上,民众是在发泄对合作化的不满。
   
   “循化事件”中还有一个因素:“叛区”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其中,156名党员、262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占参与“叛乱”党员的44.4%、团员的45.09%,有些党团员还是“骨干分子”。
   
   二
   1958年5月2日,青海省副省长薛克明就“循化匪乱问题”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汇报,详细报告了“循化事件”的概况,死、捕、伤人数,以及对“参叛人员”的处置方案。这份“善后章程”除了将事件定为“以残余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为基础,以敌伪军官、敌伪行政人员和地主、富农分子为骨干纠合而成”,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反革命叛乱”之外,还对事件之后的处理作出11项规定。其中第2项“处理俘虏的政策和原则”中,制定了21条政策,对不同身份的人作出不同处理。处理最重的,是“寺院宗教人员”,这些人不仅“一个不放,判长期徒刑”,还要“作为活教材或画成漫画巡回展览,教育群众”。在“今后如何打击反革命”这一项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反革命是从严的政策,不是从宽的政策。因此,要狠狠的打击几批。”而且,“这一工作不定指标,能打多少打多少。”(注4)
   
   公开的资料里从未说明牧民为什么抗拒合作化,然而1959年5月,青海省委就牧区的各种问题发出了一连串指示。从中可以看出,1958年,牧民是“无代价”入社,即所有牲畜必须无偿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没收。合作化事实上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这一事实青海省委并非不了解。1959年青海省委第12次扩大会议上,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批判以省委常委书记张国声为首的“反党集团”,该“集团”的罪名之一就是“污蔑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谩骂党‘给农民三刀子’,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注5)。
   
   另一个原因是统购统销造成的粮食短缺。“合作化”不仅是为了消灭私有制,也使政府对农牧区进行掠夺性的高征收提供了方便。以兴海县为例:1957年,兴海县粮食征购数为总产量的57.31%,油脂占总产量的88.6%,征购后人均粮食26.4公斤,人均油脂0.0018公斤;1958年,该县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35.94%,油脂占总产量83.5%,收购后人均粮食为78公斤,人均油脂为0.06公斤(注6),这就是一个牧民一年的口粮。理论上牧民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但是他们的牲畜入社后成了“集体财产”,严禁宰杀。因此,青海部分藏区1958年就开始出现饥荒。
   
   三
   1958年6月29日,“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送到毛泽东案头。文件开篇就承认“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共6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注7)。此时,青海暴动涉及5个自治州、24个县(自治县)、240个部落和307座寺院,人数达10万多,也就是说,公开参加暴动的人数,占当时青海藏民总人口的1/5。
   
   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提笔作出以下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讽刺的是,参加“叛乱”的,恰恰就是“劳动人民”。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无疑给了青海省委极大的鼓励和直接的支持。
   
   7月5日,青海省委将“循化事件”写成一份报告上报中央。这就是题为“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文件。这份报告的重点是“总结教训”。四项“教训”之首,是“阶级矛盾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克服右倾麻痹思想,与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民族地区,虽然“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阶级矛盾当然是主要矛盾,“那些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反对。”
   
   报告说,“循化事件”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即“参加叛乱的党、团员中,有78%的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存在着极其糊涂的观念,并且‘护教’思想十分浓厚,甚至‘舍党不舍教’,‘舍命不舍教’。”因此,“宗教问题确是少数民族党、团员共产主义化的绊脚石,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扎根的主要思想障碍。”顺理成章,第三个教训就是“必须破除在宗教工作上的神秘思想,深入宗教寺院工作,彻底改造宗教人员的思想,插红旗、拔白旗”,并提出“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和诉苦运动”,“通过在宗教人员中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反右派斗争,充分揭露、批评宗教上层的反动本质,够上右派的要划右派,并选择其中最坏的分子登报揭露,占领宗教寺院阵地,把宗教旗帜掌握在宗教人员中的进步分子手里。”最后,归根结底,“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注8)
   
   8月27日,中央作出批示,肯定了青海省委的这份报告,并将之批转给包括西藏工委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对于少数民族党员,需要经常注意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点教育,在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党员中,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除此之外,批示首次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指示各民族地区党委“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此后,这一观点为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开杀戒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批示无形中也肯定了青海省委必须在寺院中“插红旗、拔白旗”的“教训”,为在接下来全面摧毁寺院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提供了支持。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