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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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姨妈施雪英

   我的姨妈施雪英
    ——王亚法
   
   施雪英是我妈妈的姑表姐,从小在一起长大,她俩的感情非常好。
   我从小就经常听母亲讲,施姨妈人长得漂亮,书读得多,字写得好,有才干,可惜没有子嗣,在关键时刻又走错一步棋,以致落得悲惨的境地。

    施家是无锡的大地主,所以姨妈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记得我上学时练写字,母亲拿出施姨妈的的信,来给我当字帖。
    施姨妈读过洋学堂,后来到上海认识了张善琨,进明星公司拍电影。抗战开始,她一腔热血,参加了军统。一次奉命在江苏浒墅关炸日本人的军用列车,不幸被捕,受尽酷刑。抗战胜利后受到表彰,被军统接往重庆,仍留军统工作,不久与军统的军官陶某结婚。
    一九四九年共军即将进入重庆,国府作全面溃退,军统方面派船只去朝天门码头,将人员接往台湾,那时施姨妈已经上船,可是在这关键时刻,鬼使神差,突然一个念头,她又提着行李下了船。
    这次致命性的错误,使她四九年后屡次坐牢,受尽折磨,这“错误的一举”,成了她历次政治运动中永远交待不清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我因公去重庆出差。我妈关照我一定要去探望他几十年不见的表姐。
    到重庆后,我先找到我的表哥张之先。他是张大千的侄孙。因为这层关系,他的反革命的帽子还刚刚脱掉。他的妈妈和我妈妈是亲姐妹,与施姨妈是同样的亲戚关系,因为他们彼此都是反革命,虽然住在一个地方也长期不敢联系,这几年由于政治气候松动,才敢有些来往,我和他说起施姨妈的事。他告诉我,施姨妈是历史反革命,已经几进几出监狱,吃尽了苦头,现在没有职业,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生活在一起,两个都是反革命,生活非常贫困,生活来源主要靠施姨妈帮人家洗衣服和照顾小孩,姨父和前妻有个儿子,时有一点津贴。姨父的儿子在伐木场工作,前不久因在山坡上和人扛原木,不慎失足摔到,原木从头上压过,出工伤死了。就此两位老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八十年代初的重庆又破又旧,我跟着他在贫民窟七转八弯,上坡下坝,走了好一阵,才来到一座吊脚楼里,穿过堆放脚盆、马桶、杂物的走廊,我终于来到施姨妈的家。
    那时施姨妈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位反革命姑爹大约七十多岁。
   一番寒暄后,我问她,当年为什么突然下船不去台湾了?她叹了口气说:“那时心情不好,和姓陶的斗了几声嘴,就下船了。”
   “你当时没有考虑到后果吗?”我问。
   “陶当时也叫我考虑后果,不要下船。但我想,我参加军统是为了抗日,我没有和共产党作过对,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说罢,又叹了口气,补充道,“听信一位地下党的朋友的话,只要手上没有人民的血汗,新政权是不会难为我们这样的人的。”
   我们在说话,姨父出门买菜去了。
   我环视她的家,除了日常用具外,几乎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
   说到家里的亲人,施姨妈哭了,哭得很伤心,她说:“自来重庆后,当了几十年的下江人,没有回过一次老家,很想回去看看亲人,上次坟。可回去一次要花一百多元钱……今生恐怕去不成了。”
   施姨妈告诉我,他已经记不清抄了多少次家,原先的房子给一位老干部住了,她的储蓄和金银首饰都给政府充公了。
   由于我那时已经在出版社工作,听说胡耀邦正在平凡冤假错案。我说你把受审查的经过和政历问题写份材料,我帮你写信给胡耀邦,要求落实政策。
   她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翻出一叠档案,上面记录着她的简历和被充公的房产和细软。
   吃饭时,他做了一碗回锅肉,里边的肉片尽是肉皮和肉筋。直到一年多后,她回故乡,与我母亲见面后,母亲才告诉我,那次姨父见有客人来,去肉摊上买肉,因为钱不够,用肉票向摊主换来剔下的肉边料请客,致使他俩心理一直不安。
   回家的路上,我掏出五十元钱,交给之先表哥,请他转交给施姨妈,作为回乡的川资,后来表哥告诉我,他也赞助了五十元。
   我俩的赞助,促成了施姨妈最后一次返乡探亲,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回老家和亲人团聚。
   回到家里,我把施姨妈给我的材料写了封信,寄给吴耀邦,但没有音信,后来我知道,耀邦同志拨乱反正,党内的事情一团麻,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军统的历史悬案。
   前几天我在看电视剧《潜伏》,突然想到施姨妈,打电话问表哥,他说施姨妈已经过世好多年了。
   《潜伏》告诉我,共产党是用这些“政策和策略”取得天下的,我除了由衷感叹伟大之外,禁不住为我们民族哭泣,感触之余写下这篇小文,同时纪念我的施姨妈。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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