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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会回到蒋介石时代?--与辛子陵先生商榷

    “要协助中央把中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误区中领出来,从共产主义理论的误区中领出来。只有走出这两个误区,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复辟倒退的危机,走上恩格斯指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一个富裕公平,官员廉洁,社会和谐的社会。”
   
   
   这是辛子陵先生的新作《走出两个误区》中的一段话,无疑可视为中共内部一批开明老人的心声。他们通过切身的体验,加上认真的反思,不仅彻底否定了毛推行的极左路线,而且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行不通。
   

   
   关于後者,辛子陵另一力作《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以下简作《民主》,载《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作了严密的论证。文章首段以“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为题,引用了这样一段话: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此乃出自1886年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辛子陵认为,这表明晚年恩格斯与青年时期的想法“不一致”,上述93个字,等于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辛的观点直截了当,堪称石破天惊;而其论证则言简意赅,极具说服力。对此,笔者甚为钦佩,将另行撰文略述心得。
   
   
   但文中提出:
   
   
   “执政党站在全国人民和民间资本一边,皈依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是英国、瑞典;执政党站在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一边,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是1948年蒋介石退出大陆时的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争,不是名词之争,是中国未来前途之争。”(《民主》)
   
   
   里面所言“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是1948年蒋介石退出大陆时的中国”,却令人难以苟同。
   
   
   正如该文回顾的那样,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始见于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著作,而非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首创: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中,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概念。恩格斯说:“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只有加上“科学”两个字,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才接受它。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三章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专用名词从此流行开来。而这本书的中文版译名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称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是相同的,这是毫不含糊、没有一点疑义的。(《民主》)
   
   
   可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即坚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就是坚持恩格斯那93个字所否定了的那种“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的理论。目前北京当局正是继承毛的衣钵,以此种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大概没有人反对以下的概括:现时大陆实行的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或者用官方语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政治上的“党天下”,经济上的权贵垄断和社会上的信仰真空与道德崩溃。它非但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而且和毛“谆谆嘱咐”要极力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毫不相干。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般认为目前中国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但那里面的“资本主义”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泾渭分明。
   
   
   如所周知,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发达。而大陆则打着“公有/国有制”的旗号,由一小撮党官操控主要企业,尤其是国计民生命脉所系的经济部门,诸如石油、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和航空、铁路、电讯及银行等等。民营企业一再受压。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虽无复毛时代的面貌,但整体来说,大陆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因此,国际社会至今并未予以承认。
   
   
   以现时“国进民退”的经济发展态势,显然,“1948年蒋介石退出大陆时的中国”不会成为“中国的前途”。需知当时固然“四大家族”无论在经济或政治领域均可呼风唤雨,居于显赫地位,但全社会毕竟以私有制为基础,除为数众多的私人工商企业外,还存在庞大的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尤以农村为甚。广大农民虽然贫穷,较之于今天处在极度弱势的九亿农民迥异,相当一部分人依然拥有自己的土地,其社会地位可能还高于现在的两亿农民工。
   
   
   从政治上分析,其时国民党也是实行一党专政。可是它颁行了五权宪法,加上地方实力派的牵制,蒋及其黄埔系不可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例如,它还举行了总统选举,桂系的李宗仁和非蒋嫡系的孙科以及程潜都可竞选副总统。言论自由的禁锢远逊于1949年之后的大陆,民间的报纸如《大公报》也一直出版。这些都是中共“党天下”不可想象的。
   
   
   至于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在蒋政权治下也大体得以保存。南京国民政府没搞过什么“八荣八耻”教育,也没派人掺入基督教搞什么“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没听说地下教会的活动,因为信众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到教堂公开做礼拜。
   
   见义勇为者不会由于搀扶不慎摔倒的老妇而被诬指为肇事者,也没有“钓鱼执法”的交通警察。奶粉不会掺进三聚氰胺,去首都告状的女子似未闻陷身黑监狱而被强奸。如此等等,“新社会”真是“换了人间”!
   
   
   有论者认为,民国时期蒋政权是逐步走向民主宪政的,尽管其政治黑暗,贪渎成风,后者又以抗战胜利后愈演愈烈。但归根结底还沿着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的方向,力求跟上时代潮流,与国际接轨。(见张博树《共和六十年》)
   
   
   然而,1949年毛登上中南海金銮殿之后,中国就离开了通向民主宪政的路径,完全违背世界潮流。即使近30年实行改革开放,但私有制依然受压制,个人自由依然无保障,只要这两条没变,那么,中国的前途仍不乐观。
   
   
   可是,不管怎么说,“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话,蒋介石时代也绝不会重现。借用《红灯记》中李玉和对鸠山队长说的话,此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其实,1948年的中国并非一团漆黑。起码那时思想文化学术界还有一批大师级的人马。61年後的今天,如果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话,大陆能出大师吗?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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