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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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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克思主义糟蹋的中国

¬被马克思主义糟蹋的中国和被中国糟蹋的马克思主义
   
   
   五月五日是马克思诞生一百九十一周年纪念日。苏联和东欧民主化后,马克思的灵火已暗淡到近乎熄灭的程度,原因无他,连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邓江时代,也只把马克思主义写在宪法上装门面,或者死前争当马克思的孝子,以去向马克思报到为荣,实际推行的则是不讲主义的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成“显学”
   
   也是马克思主义命不该绝,赶上中国改朝换代,胡锦涛在中国登基,马克思主义又在中国回光返照了。论辈分胡锦涛只是马克思的灰孙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感情,半是早年接受的正统教育所致,半是黔驴技穷的无奈选择。因为他坐的龙椅搁在火焰山上,屁股无时不受火烧火燎,他既要保住独裁位子又想熄火,能求助的只有共产党先祖的那点法宝,所以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当作铁扇公主的灭火芭蕉扇扛在肩上,然后一头往毛泽东时代倒走,嘴里唱的是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中国大地一时时光倒流,恍惚又回到胡锦涛当政治辅导员的时代,假大空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披挂上阵,各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又活跃起来。一些御用理论家为了让马克思和跛足经济改革挂钩,自圆其说地提出马克思支持市场经济等“新见解”,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时髦的“显学”。
   其实,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大部分都在那篇《共产党宣言》里。
   《共产党宣言》宣称,“到目前为此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已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对立面就是被他们剥削的无产阶级,这便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无产阶级要翻身解放,唯一的道路就是组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然后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不仅如此,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还得用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暴力)掌握和巩固政权,最终走向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这些要旨正是从列宁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支柱,说马克思主义至今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也就不能证伪不无牵强。还有人喜欢强调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按照马克思的上述原则,哪里还有兑现这句话的条件和空间?
   当然,我没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从理论上下论断,何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既是深奥理论的来源又是理解它的钥匙。
   西方社会的阶层(级)意识
   
   本来,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辈从小接受这两个词的洗礼,以为它们的意思十分简单明了。直到我移居西方后的某一天,触及到西方社会深沉和真实的一面,才豁然明白阶级(层)这个词的真谛。
   那是我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不久的事。因为居住的需要,我来不及充分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就根据资金草草买了一幢中等价位的房子,住进去后才知道周围邻居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就是通常说的中产阶级。一次,我和一位邻居在门口的花园里聊天,无意中谈起了房价,邻居信手指着狭窄马路对面的一排房子说,那边房子的价格只是我们这里的一半。我一惊,对面房子不过老式陈旧一点,大小和我们的差不了多少,房价差两、三万镑是合理的,整整差一半却有点匪夷所思。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邻居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那房子都是政府给吃救济的人免费居住的,后来有些人找到了工作,就化低廉的价格问政府买下,然后再转手倒卖出去,这样的房子当然没多少人会要,因为周围邻居都是吃救济的。他不能明说,但已告诉我那里是贫民窟。
   后来我问一个相熟的朋友,他是一位退休工人,他这样对我解释:“比如我明天中了一个百万镑的彩票,我买得起D区(都柏林最高级的住宅区)的房子,但我不会去买?”
   我又奇怪了:“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去那里居住,但那里的邻居不会跟我交往,那里的太太们甚至不会跟我妻子说话,这样地方我能去住吗?”
   我更费解了:“为什么?”
   “因为住在那里的都是医生律师银行家,我们不属于他们那个阶层,同样原因,我也决不会搬到吃政府救济的穷人区去,也不愿和他们打交道。”
   这位退休工人是很善良的教徒,经常宣讲宽容和慈悲,但他说到贫民区时的语气毫不留情,但看得出那不是出于歧视,一如他说到他住不进高级住宅区时不是出于自卑,而是对根深蒂固的阶层意识的认可和顺从。
   原来那些在我看来没明显差别的一片片两层楼房子,什么地段是什么价格住着什么人泾渭分明,分明到一段一块画地为牢的地步。比如,一个医生或律师会在工薪族或穷人区开业,但他们决不会居住在那里,哪怕每天开车来回奔波,也一定要去住高级或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如今不同阶层人的衣食住行的差别很小,小到在公共场合几乎难以分别,于是,上层社会那些不肯降尊纡贵的人,就用一些高雅词语保持身份,以此不混同于其它阶层。
   
   欧洲历史上的阶层和阶级
   
   上面说的是爱尔兰和英国人的阶层意识,事实上,整个西欧都存在着相同的情况,甚至以欧洲移民为主堪称最平民化的美国也概莫能外。联系到这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已上百年,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却仍然没能冲决落后的阶层意识,显见阶层(级)形态在欧洲历史上源源流长。
   古代欧洲一贯重阶层意识轻民族国家观念,所以王公们只在各国皇室间互相通婚,以保持皇族的高贵血统。当一个王朝灭亡或者一个国家宣布独立(这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本国没有王室后裔,国民就从国外寻找一位王子登基为王。譬如,希腊一八三零年脱离奥德曼帝国独立,对希腊有影响力的法、俄、英“建议”:希腊应该建立君主制国家。于是,希腊人请来一位巴伐利亚王子统治雅典,因王子执政无能被哄走,他们再请丹麦王储的二儿子来统治他们,就是延续至今的希腊王室。
   而皇室以下是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他们组成上流社会,过着和平民完全不同的生活,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森严的壁垒。
   
   阶级斗争学说的失败
   
   这就是马克思出生长大的社会环境,阶层意识一直是他思维的重要部分,当他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和工人尖锐对立时,他的阶层意识立即转化为有产和无产两个阶级的斗争意识。为解决这个社会矛盾,他潜心研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提出了被称为伟大发现的“剩余价值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阶级对抗的根源。
   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是准确的,英国作家荻更斯的许多作品就是当时社会的左证。但上世纪至今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指出的方向却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均以失败告终;而阶级斗争本该最激烈的西欧,却采取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处理争纷,不断化解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最后在调和和改良中实现和平共处。
   当下西欧,尽管市民们强烈地保持着阶层意识,但阶层之间不仅没有尖锐的冲突,还都认可和满足这种社会现状。因为那些最底层的吃救济者,靠富人和工薪阶层的纳税生活,他们不用干活又衣食无忧医疗全保,还有什么理由去造反?同时,完善的民主和法治保障了每个阶层的人政治权利,使他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超越法律的冒犯言行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阶层意识再顽固,地区差别再大,都是“潜意识潜规则”,并没有打破社会应有的和谐和平衡。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颇
   
   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经不起实践,学说中有些概念本身也不合逻辑。
   《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特指资本家和为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共产党宣言》最后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还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这个宣言却号召全世界(而不是限于欧洲)无产者结成统一战线,这是脱离当时历史现实的无的放失。
   这不是咬文嚼字抠字眼,马克思主义就是靠这样的理论和口号向全世界传播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俄的操纵下,生搬硬套马克思理论的产物。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七十年后,中国的产业工人仅二百万左右,不到总人口的百分零点五。
   当时梁启超就明确指出:“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
   梁启超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精辟分析,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把握。
   综观中国历史正好和欧洲相反,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相比,中国(主要是汉族)的阶层意识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秦朝以后,中国的皇帝视周边四夷为野蛮之地,那里都是年年进贡的附属国,皇帝哪里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屈尊和附属国王室联姻。同时中国帝王妃嫔无数,也没法找到这么多外国公主,更不可能保持贵族血统。所以中国皇帝纳外藩公主为妃,或中国公主下嫁异族王公都是政治军事目的“和亲”,即通过婚姻消弭战事,按现代话说是公开施美人计。所以一出“昭君出塞”,一出“文成公主入藏”的戏文(她们两位还不是正宗的公主),戚戚惨惨哭哭啼啼唱了几百年,至今还把她们当作为民族和解而献身的榜样。欧洲人看了肯定会错愕得云里雾里,犹如我们无法想像请一位外国王储来当自己国家的国王。
   再说,连朱元璋那样的无业流民都能做皇帝,再加一个科举制度,只要金榜题名立即进入贵人的行列。而且中国的乡村社会讲究的是宗族亲疏,同姓同宗就是一家人,贵贱富贫的分别都在其次,有钱的缙绅恪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宁可本乡本土郎才女貌的般配,也很少去外乡异族门当户对,哪里有欧洲式的不越雷池一步的阶层划分?
   被马克思主义糟蹋的中国
   
   可惜在当时的中国,梁启超的真知灼见只是空谷足音。一些去外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究,不深入了解欧洲的社会实况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只一味书本来书本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又罔顾中国现实竭力鼓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站住了脚。
   而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有的如王明、瞿秋白、张闻天等直接去苏联留学;有的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去法国等欧洲国家勤工俭学,他们一边和当地工人一起打工,一边参与工人运动,他们得到的正好是马克思所说的被资本家剥削和搞阶级斗争的经历。这些人回国后不是仿效苏联搞城市武装起义,就是策动城市工人进行暴动,都因不符合国情而惨遭失败。还是草头王毛泽东英明,他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发动贫雇农斗地主富农分田分地,在农村建立共产党的武装,搞地方割据,这条路竟然给他走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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