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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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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我人生旅程的刊物


   
   
   
    ——写在《争鸣》创刊三十周年

   
   为跨入而立的《争鸣》写点什么
   
   今年以来,每次收到新出的《争鸣》杂志,耳中总会响起一个无声的催促:“《争鸣》杂志创刊三十周年了,你应该为《争鸣》写点什么了。”
   
   如果不看杂志封面上第三百五十七期的标记,不敢相信《争鸣》真地走过了三十年,因为《争鸣》创刊后,关心中国时事的大陆人,人人争谈《争鸣》、以《争鸣》为圭臬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怎么倏忽间就过去了一万多日?然而,当年争睹《争鸣》为快的二十出头的青年,如今揽镜自照,已是两鬓染霜的知命人了,《争鸣》自然该进入而立了。
   
   为什么联想《争鸣》会有时光特别短促的错觉?因为这是攸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三十年,是惊心动魄的裂变一直在进行的三十年,在此期间,有关开放还是闭锁;改革还是保守;姓资还是姓社;民主法治还是一党独裁等问题的争执一刻也没停止过。在这些重大问题的论战中,《争鸣》破除迷信先声夺人;树立新思维新观念一鸣惊人;无情揭示中国社会的真相;振聋发聩地“唱衰”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相。读《争鸣》使人产生紧迫感:不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国早晚将走向末日,中国人民就不会有新生。这种紧迫感就是错觉的来由。
   
   《争鸣》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下的业绩,在以往《争鸣》发刊纪念日里,许多人已经作了详细叙述,不用笔者在此赘言,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在海外的报刊杂志中,既是中共当局不得不正视的参考读物;又引领中国政论思想潮流,且整整坚持三十年的杂志唯《争鸣》一家。同时,从一九七七至今所发生的改变中国的大小事件,都可以在《争鸣》中找到相关的详细记录和分析,可以说,《争鸣》的三十年就是中国同时期的一部历史纪事。
   
   真因为上述的原因,《争鸣》被中共视为击溃其垄断舆论的洪水猛兽,是敌对的反动刊物,列入严禁入境刊物的黑名单。《争鸣》因中共的封锁无法进入大陆,也因中共的仇视在大陆声名远扬,激起更多关心国事的人寻求《争鸣》,我也由此结识《争鸣》,并在此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人生旅途。
   
   初闻香港有份叫《争鸣》的杂志
   
   第一次听到《争鸣》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到七九年初的民主墙时期。
   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僵化地继续搞毛泽东那一套,让企盼变革的老百姓失去了耐心。不久邓小平复出,使人们以为中国也出一个赫鲁晓夫,都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也利用民意与华国锋斗法夺权,内斗的中共暂时放松对民间的管制,以北京和上海为首的民主墙运动应运而生。
   
   当时上海有两处民主墙,一处在从淮海中路到茂名路的一堵巨长的围墙上;一处在靠西藏路的人民广场出口处。那阵子,我下了班在食堂吃完饭就出门,然后骑车去淮海路或人民广场,那里集聚着许多不满现实的年轻人,大家边看大字报边议论,还有人站出来演讲。大字报从毛泽东批到华国锋,从邓小平赞到胡耀邦,都是惊世骇俗的话题,还有不少中央高层的内幕消息,在我听来特别新鲜过瘾。有些议论引起了听众的疑问,有人就尽力作种种解答,其中会提到,哪些内幕消息是从香港杂志《争鸣》里读到的;又有那些观点《争鸣》已经提出了。
   
   我由此初闻《争鸣》的大名,对这份杂志产生了好奇,并渴望能够订阅一份,可惜无法得手,香港的杂志不能通行大陆。不久,邓小平大权在握又转手镇压民主墙运动,《争鸣》很快被禁止入境。中共在阻断民众接触《争鸣》的同时,又让《争鸣》作为参考读物,允许部长级以干部上订阅,成了当时流行的“黑色幽默”的一个注解:反特权反腐败的《争鸣》,变为显示特权的抢手货,不仅名气更响了,还被无辜抹上一道神秘色彩。
   
   八十年代前半那几年,我们一群文学青年聚会,或者参加某杂志的笔会,大家少不了议论国事,也少不了打听小道消息,有人看过一本或几本《争鸣》;或转几道手听来《争鸣》刊载的报导,就成了权威的消息来源,我们从中知道了“太子党”和“老人帮”等新名词,了解到中央里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缠斗等新情况。
   
   随后中国的政局一波三折,政改的滞后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一九八六年底上海、南京等地爆发了学运,大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胡耀邦为此被迫辞职。不久,我带着失望和沮丧心情离开中国。
   
   终于看到了渴望的《争鸣》
   
   到日本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走进东京街头的大小书店,各种报章杂志铺天盖地,从封面或头版上的汉字可知,日本首相也可以公开批判,更别论其他大小政客。我由此想到了《争鸣》,在中国大地上,唯有在香港出版的《争鸣》等报刊,才能像日本一样如实报道大陆新闻。这些年我渴求《争鸣》而不得,在日本应该如愿以偿了。可惜当时在日中国人还不多,东京的中文书店也十分稀少,打听到离家最近的一爿书店,也要换两部电车坐七、八站路。但再远我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不!应该说是不放弃这个权利,享受自由阅读的权利!我兴冲冲地急切赶去。看到摊在书店入门处的《争鸣》,我不管过期的还是当月的,一本不漏地买了抱回家。
   
   第一次看到《争鸣》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首先是兴奋和惊讶,《争鸣》上可以直言褒贬邓小平陈云在内的中共大佬,可以公开揭露在大陆被视为保密的中共内幕,可以评说批判中共的任何政策;其次是过瘾和满足,《争鸣》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可以说,是说出了大陆老百姓的心里话,难怪中共禁止《争鸣》入境,如果《争鸣》能在大陆公开出售,中共不出几年就会垮台;然后也心生悲哀和酸楚,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人权,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却无缘享受,即使有资格看《争鸣》的部长们也只有可怜的阅读权,却完全没有自由言说权。通过阅读《争鸣》,我感到了自由的宝贵,也更珍惜在海外自由天地的留学生活。
   
   以后,我几个月去一次书店,买几本《争鸣》回来尽兴阅读,学校和住所安定了就开始订阅《争鸣》。从此不再担心杂志的缺漏,但期待的心情依然如故,看完新刊又盼下一期,每月四、五号没收到杂志就会急不可耐,特别是发生“六四民运”等重大事件时,因急于了解国内动向,不及时看到《争鸣》会焦虑不安,一旦在邮箱里拿到《争鸣》又高兴异常,顾不上吃饭就浏览标题和概要,然后再用每天不多的空闲时间细看。
   
   这就是《争鸣》的魅力,因为紧扣中国社会变化的脉搏,抓住了关注国运的国人的心,尤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游子,无论他们走得多远,始终把祖国放在第一位,《争鸣》就是他们连接中国的纽带,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良师益友。
   
   从《争鸣》的读者到作者
   
   《争鸣》在向读者提供大陆政经和社会动向等信息、对中共的各项政策和变动进行深度分析的同时,还用独特新颖的视点剖析中共的党史和治国史,批判中共历年发动的政治运动,甄别厘清中共制造的冤案错案,使读者更明晰地认清中共的本质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
   
   对我来说,读此类文章最受启发。
   
   当年我为写一部反应文革的长篇小说作准备,有关人物和事件的腹稿都打好了,但好长时间没找到贯通小说的文脉。大约是九十年代初,我在《争鸣》上读到一篇评述文革的文章,分析促发民众起来造反的几种起因,其中列出一条“社会冲突论”。此文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构思中的小说一下子找到了文眼,使我对计划中的写作产生了信心,随后比较顺利地写下最初的草稿,直至完成全篇的修改定稿。我不知道,如果不订阅《争鸣》,是不是还会有这部小说,或者说能否写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与此同时,长年受《争鸣》观点的浸润,对中国时局和社会问题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于是,我开始不揣浅陋地撰写文章向《争鸣》投稿,由此从《争鸣》的忠实读者变成忠实作者。
   
   《争鸣》改变了我的人生旅途
   
   深切影响我阅读和写作的《争鸣》,也影响了我的人生旅途。
   当年我以留学的名义出国,又是到日本那样的非移民国家,不存永久移居的非分念头。即使发生了六四事件,改变了归国的打算,但想在日本滞留,也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大学毕业后找日本公司就职,这是我极不情愿的去向。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完成学业后从事自己喜欢的自由写作。
   
   本来,论从事中文写作,没有比返回故乡更合适了,何况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隔膜等诸多问题,在海外生活也有许多扰人的困境。因此,权衡回归还是滞留的利弊后,我差不多做出了回国的决定。然而,在考虑离日前的善后事项时,想到了处理订阅中的《争鸣》的难题,倘若继续生活在海外,填一张新住址给杂志社就可以了,但回大陆就必须中止订阅了。
   
   是的,回国就不能再自由阅读《争鸣》了,出国前盼望订阅《争鸣》的记忆被唤回了。能不能看《争鸣》只是一个标志,与此相伴的还有言说和写作的自由,那是我在海外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回国就意味这一切将再次被剥夺,就是从自由社会重新回到奴役社会,从光明世界回到黑暗世界。只有享受过自由的人才知道,没有自由的生活形同行尸走肉。
   
   于是,我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暂时不回那个窒息人的祖国,我要再争取一下,找一个更适合我的自由国度,我由此来到了爱尔兰,开始了另一种新生活。
   
   《争鸣》的使命
   
   原以为进入电脑普及的时代,中国网民已超过一亿了,互联网上信息过剩,大陆老百姓可以从网络获得准确信息,类似我和《争鸣》的故事该成为过去了。不料,无所不用其极的中共凭籍庞大的经济实力,用巨资制造了一个金盾工程,设置一个巨型的防火墙,筑成互联网上的防火长城,专门过滤网络上任何对中共不利的言词,使大陆民众仍然摆脱不了中共的新闻封锁,被迫继续在禁锢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社会中生活。大陆言论新闻自由的现状不根本改变,《争鸣》的意义和价值就没过时,《争鸣》突破中共舆论藩篱的作用就不可替代。
   
   记得《争鸣》早就表示过,一旦中共开放报禁,实施言论新闻自由,《争鸣》就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所以,从对《争鸣》的感情而言,我期望《争鸣》永远兴旺地办下去,但从中国的前途而言,我又希望《争鸣》尽早结束它的使命,因为《争鸣》结束使命之时,就是中国进入民主自由之日。
   
   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争鸣》还得负载自己的使命坚定走下去,我们也义不容辞地伴随着一路同行。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第9期 刊载时署名郁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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