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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提起的沉重

    ——纪念南京大屠杀两题
   
   
   无知的羔羊 愚昧的奴隶
   

   按照前些年的中日关系,今年本该是抗日年,单凭日本挑起全面侵华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就足以点燃几场抗日烽火。然而此一时非彼一时,如今推行对华强硬路线的小泉政权落幕,续任首相安培(最近也下台了)摆出「自肃」姿态访华。早就等不及「和解」的中共赶紧顺坡下驴,开始强调中日友好是「主流」的调门,又逢中日建交三十五周年,「联谊」是头等大事,还有中共十七大大典,明年将召开奥运盛会,都需要营造祥和气氛,七十年前的伤疤还是少揭为妙,免得一旦点着愤青的「爱国主义」烈火,
   最后保不住引火烧身。
   七月七日那天,只有驻京部队官兵和大中小学生千余人,在芦沟桥抗战纪念馆举行了一个走过场的纪念仪式,中央电台和电视台没有关于「七?七事变」的专题解说和报道。几个热血网民无奈地抒发不满,感慨中国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冷漠,也仅此而已,大多数抗日愤青不过是拿日本当出气筒,眼见今年没戏,自然偃旗息鼓了。
   中共能收放自如地调控国内宣传,却无法管理海外的舆论热点,今年美国同时有两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片出品。一部是泰德.莱昂西斯投资二百万美元制作的纪录片《南京》。这部以外国人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放映时引起轰动。另一部是朗恩•约瑟夫自费拍摄的记录片《南京梦魇》。两部片子都以已故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的作品《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为蓝本。
   当承受了奥斯维辛之后的犹太人痛定思痛,从灭绝民族的浩劫走向复国自强的道路时,遭受了南京大屠杀惨剧后的中国人却继续在「愚昧无知」中自戕。
   先是国共两党不愿和平共处,为了独占政权进行了规模比抗战还大的内战,同胞火并自相残杀,最后毛泽东以牺牲几百万生命的代价登基。改朝换代后的毛共政权,不利用和平环境普及教育文化,为民众祛昧疗愚启蒙,振兴民族精神,却反其道而行之,强制推行愚民政策,用搞政治运动的手法整治民众,使中国人在愚昧无知中愈陷愈深。在政治运动这部制造愚昧残忍的绞肉机里,无数自以为「聪明」的「运动分子」,一茬又一茬地积极投入进去,几乎都从为虎作伥的斗人者开始,以以身饲虎的被斗者下场结束:反胡风运动中揭发批判的人,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右派;反右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人,在文革中成了黑帮分子……。
   最不可思议的是,南京大屠杀时中国人的愚昧,还可归咎于民众缺乏教育。相比几乎百分之百受过九年制教育的日本人,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文盲,而四九年后的中国人似乎愈有文化愈愚昧。大跃进时,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医院等文教单位,竟然也会架起炉子炼钢;大科学家钱学森不仅相信「河南一亩试验田上会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的报道,还由此引证将来亩产四万斤粮食不是问题。既然大科学家都这样说了,那么作家把浪漫当现实创作也就不足为奇:「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在「聪明」的知识精英的协同鼓噪下,共产党的大跃进「成功了」,平民百姓却跑步也跟不上,在承受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时,苦难农民的麻木也被弄到杜鹃啼血。仅一九六○年的河南信阳,地方政府为邀功强行征收粮食,几百万农民们竟看着满满的粮仓活活饿死。中国古代皇权下的农民也有奴性,但饿死前还会揭竿而起,只有共产党手下的农民,才会愚昧麻木到在粮仓边等死。
   在共产党洗脑式的愚民政策下,饿死几千万人的残酷现实还没能唤醒民众,灾难的肇事者毛泽东继续走向神坛。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借助神威发动文革,全国民众自虐地掀起崇拜毛神的狂欢,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也登封造极了。
   直到毛泽东死掉才物极必反地带来契机。中国人终于从全民愚狂的文革中醒来,其中的先驱者率先反思批判中共的愚民政策。从一九七六的天安门事件,到一九七九的民主墙运动;从一九八七年的学运,到一九八九年遍及全国的民运,中国人开始向世人表明不愿继续做「愚昧的奴隶」。遗憾的是,即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六?四民运,参与者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在十二亿中国人中还是少数,而且一些民运的主导者本身也没脱尽愚昧和奴性,当学生代表一边在人民大会堂前跪着请愿,一边把彻底抛却愚昧和奴性的真正勇士--向暴君毛泽东像投掷鸡蛋的湖南三壮士扭送派出所时,六?四民运的失败命运就注定了。
   六四过去了十八年,被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和工人逐渐觉醒了,愈来愈多的民众走出愚昧泥潭摆脱奴隶意识,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勇敢地站出来,不再做中共的「无知羔羊愚昧奴隶」时,中国人就可彻底告别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了。
   
   二,不见亡灵的魔幻数字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正面石壁上,有一个用中、英、日文镌刻的「遇难者三○○○○○」的黑体字。进出纪念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对这个数字产生疑问,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数字的反应是,三○○○○○只是一个概数,也就是大约、估计被屠杀了这些人的意思。这个数字的实际解读可能是二十七、八万,也可能是三十二、三万。这个数字说明日本人屠杀了许多中国人,多说或少说几万并不影响事实。
   因此,「三○○○○○」看上去是个确切的整数,但中国人写这个数字的意识是模糊的,很符合当时刚引进中国的「模糊数学」概念,但决不是对「模糊数学」的活学活用。三○○○○○数字一出,引起了日本人的疑惑,怎么不多一个不少一个?他们向中国提出了疑问:这些数字是怎么出来的?被屠杀的又是哪些人?这样的疑问对日本人来说顺理成章。因日本人的习性和中国人截然相反,他们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对此类数据必然追求严谨不苟,日本人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广岛和长崎的原爆纪念慰灵碑内放着被害者的名册,到今年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为止,广岛慰灵碑里录下的死亡者是二五三○○八名,长崎的慰灵碑内是一四三一二四名,数字精确到个位,而且还有每个人的名字。
   但没一个中国人能解答日本人的问题。因为,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历史教科书中的现代史就是中共的党史和胜利史(应该称夺权史),而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是坏蛋,民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就成了禁区,作为民国史段落的南京大屠杀也被淹没。
   六十年代初,东京大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王敖,呼吁中国史学界加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然而,中共御用文人说他煽动对日本人民的民族仇恨和报复。严峻的史实被刻意回避掉了,包括南京人在内,四九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八十年代前几乎不知南京大屠杀。
   事实上,「三○○○○○」这个数字,在中共的意识中不过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三十万个死难的冤魂。因为中共自己不仅靠杀人夺权,还靠迫害杀戮老百姓维持政权,死在中共手上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个三十万,把百姓生命当草芥的暴戾独裁政权,哪里会痛惜被日本人屠杀的同胞?
   对中共而言,「三○○○○○」这个数字的唯一价值,是在政治上用作要挟日本政府的筹码,在经济上要求无息贷款时当敲竹杠的道具,就像果戈里的名著《死灵魂》里的乞乞科夫,买来奴隶的死灵魂用作牟取暴利的押金。
   一九九五年在莫斯科举行二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出席典礼的江泽民宣称中国在二战中伤亡三五○○万人,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统计的伤亡数一千二百余万多出二千二百多万,以此压倒世界公认的死亡二○○○万人的苏联。中共以为二战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数字愈大,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愈大,「领导」抗战的中共也就愈伟大。
   只有愚蠢而不自知的中共才会虚报这种数字。首先,几乎不会有人相信这种数字,其次,即使相信,也不会认为牺牲愈大愈伟大,而是相反。如果伤亡三千五百万的数字是真的,应该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日本当时整个国家的人口是六千多万,入侵中国的军队大约维持在二百万,中国死伤了三千五百万人,比日本总人口的一半还多,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还打不败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也类似,按现在的解说,三十万死难者中有八、九万是投降的军人,这些数字在证明日本人残忍时,不也揭示了中国人的孱弱和无能?有自尊的人羞愧都来不及,哪里还好意思以此为荣!
   中共夸大数字的本领令人瞠目,减少和缩小数字的花样也让人愕然。比如,在土改、镇反、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六四等运动中,民间估计被害死的人数在二百万到一千万,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中共知道,但中共要么讳莫如深地密封档案,要么语焉不详地矢口抵赖,六四时竟以天安门广场没死人来否认北京屠城。
   可见,攸关人命的数字,在中共操弄下,好似魔术师手上的魔幻数字,既可以无限膨胀,也可任意萎缩。这样的数字无论大还是小,都是不见亡灵的空洞符号。
   也因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起来了,石壁上也刻了「三○○○○○」的数字,但中国人的心里并没有竖起一座沉重的受难纪念碑。一九九二年我去南京,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大屠杀纪念馆,司机问了我的目的地后淡淡的说:「没什么可看的。」走进纪念馆,整个展览厅空空荡荡,加上我只有四个参观者,其中两个是一对日本夫妇。此后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时下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涨」,但纪念馆的清冷一如以往,南京所有的一日游都不包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去年一位海外游客撰文说,他在南京叫出租车去大屠杀纪念馆,司机不太情愿:「不要去,没东西看,没什么意思,几块石碑……」他走进纪念馆后,也是「馆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游客。」
   只有活着的中国人的生命得到尊重和保障,大屠杀纪念馆里的数字才可能注入亡灵,大屠杀中死去的冤魂才会得到真诚的关注和悼念。
    原载香港《争鸣》2007年12期 刊载时署名郁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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