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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永存的王若望

   王若望的风骨
   今年二月四日是王若望九十周年冥诞。
   此时重温王若望的风骨,再次感受他的人格魅力,是对他的最好的缅怀。
   「革命圣地」的异议分子
   一九三三年,时年十五岁的王若望加入了共青团,开始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次年,王若望因参加罢工被国民党政府判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王若望才侥幸提前出狱,随即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完学就去西安搞工运,一九四零年重返延安。

   当时的延安是中共机关所在地,中共执政后的表现在此已见端倪。中共的舆论工具由宣传部统制,掌管着机关报《解放日报》等舆论阵地,各机关虽然有自己的墙报,也都千篇一律地小报抄大报,毫无个性可言,别说揭露延安生活中(尤其是高官)的阴暗面,即使本单位群众的真实思想都不能反映。
   王若望和其它年轻人不满现状,就自己办了一份叫《轻骑队》的墙报,放在公共场地大砭沟,是延安第一份街头墙报,由陈企霞任主编,王若望任副主编。《轻骑队》一出就吸引了党政军干部和学生,有人甚至从安塞、延边特地赶来观看,延安的大多数学生还带着笔记本抄写,《轻骑队》墙报下成为一个经久不散的集市。
   因为大受欢迎,从第六期起《轻骑队》开始发行油印版,延安的知名作家艾青、萧军、萧三、丁玲、王实味等都踊跃投稿。那情景让人联想到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其命运也确实类似民主墙。
   一九四二年四月,适逢《轻骑队》创刊一周年,延安正在进行整风运动,《轻骑队》的厄运也来了。有人在《解放日报》撰文抨击《轻骑队》:「只会发牢骚没多少政治意义,讽刺延安各机关的人员,是为讽刺而讽刺。」康生在延安整风会上发言,说《轻骑队》的错误性质是反党。最后,中宣部下令停办《轻骑队》和其它墙报。当时,王若望幸亏在枣园后沟「防空洞」秘密受训而逃过一劫。
   但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次年王若望去山东工作,正赶上地方上开始整风,整风领导小组鼓励大家大胆提意见,王若望毫无顾忌地批评山东分局书记黎玉,还把当地的《民主墙报》改造成《轻骑队》风格的大型墙报,并积极为它写杂文和评论文章,配上自己的漫画。
   岂料,十天以后整风的风向变了,整风领导小组认为王若望的发言和意见违反整风精神,于是开会批斗王若望,他在延安发起办《轻骑队》也成了一条罪状,有人就把他与延安的王实味相提并论,喊出「打倒山东的王实味!」的口号。要不是罗荣桓辨明是非,王若望恐怕已经成为王实味第二了。
   这一幕简直就是一九五七年的预演。
   因文贾祸当上右派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鼓励大鸣大放,王若望以为那是毛泽东的真意,就写了一系列杂文积极响应,发泄长期蓄积在心的愤懑,其中有名篇《步步设防》和《一板之隔》,批判了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种种论调,和歧视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作风。
   这些属于正常争鸣范畴的文章,在文坛左棍张春桥和姚文元眼中成了大逆不道。张春桥用化名在《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姚文元跟着在《文艺月报》发表「王若望的五把刀子」,影射王若望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员。
   当年,一旦得到上报挨批的「殊荣」,随之而来的后果可想而知,王若望不仅自己被戴上右派帽子,还牵连三弟和小弟也被打成右派,他的前妻李明受不了刺激精神失常。
   一九六二年,王若望一摘去右派帽子,不顾「摘帽右派」的身份,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一口大锅的历史」,讽刺大炼钢铁砸铁锅的事。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会上点名批判王若望「翘尾巴」,说他利用小说「公开攻击三面红旗」,参加会议的李明惊吓得一病不起,不久故世。
   诅咒毛泽东的反革命分子
   文革兴起后,王若望好心去探望一位遭软禁的战友,看到他家被抄得只留下一张毛泽东像挂在墙上,就指着墙上的肖像对战友的妻子说:要是他早点死掉就好了!不料,战友的妻子为了救出自己的丈夫,向组织揭发了王若望诅咒毛泽东,还无中生有地说王若望还辱骂了林彪。
   王若望由此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六八年被逮捕法办。因王若望始终否认自己的罪状,专政机关一直让他成为未决犯关押。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一位同情王若望的法官为他开脱,说当年王若望骂林彪是正确的,罪状不能成立。王若望坐了整整四年牢后出狱,头上仍然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一九七九年,文学界的极左派抛出「歌德与缺德」一文,认为作家的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中国的德政,指出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就是「缺德」。王若望在《光明日报》撰文「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进行反击,使「歌德派」和「歌德派文学」成了文化界流行的贬义词。刊登「歌德与缺德」的杂志主编写信给胡耀邦状告王若望,胡耀邦却肯定「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符合大方向,赞扬「王若望是我党的老近卫军战士」。
   
   王若望不但动笔写,还身体力行地参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一九八四年上海试点区人民代表公开竞选,早就是局级干部的王若望,热心地参与角逐,并利用竞选演讲的机会宣讲民主和自由。他在第四届中国作家协会上被选为理事,他利用去上海文艺单位和大学传达会议精神的机会演讲,其中少不了强调中国要新生就得从批判毛泽东开始,中国要发展先得补资本主义的课。
   有人专门把王若望的各种演讲录音密送邓小平,使邓小平感到「王若望太猖狂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一九八六底上海等地大学生上街游行,邓小平在追究了胡耀邦责任的同时,点名开除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三人党籍。
   王若望没有被邓小平的惩罚吓倒,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时,北京市宣布了戒严令,上海立即举行抗议游行。王若望走在作家协会抗议游行队伍的第一排,他肩披一条白色素绸,前面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面写着:「救国救民,先救孩子」。游行到人民广场时,王若望站出来演讲,谴责老人政治误国殃民。
   六四血腥大屠杀后,王若望第二次被抓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又关押了一年零两个月。出狱后王若望仍然「顽固不化」,组织成立《上海人权协会》,办地下刊物《民主论坛》,最后因线人告密而失败,期间不断遭公安传讯,直到九二年以七十四岁高龄流亡美国。
   老当益壮的反共斗士
   王若望一到海外就投身民运,由于海外民运内斗不止一蹶不振,王若望本人也遭到不少无端的曲解。但他忍辱负重地承受一切,一如既往地集中精力对付共同的敌手。
   令人感佩的是,即使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依靠年过花甲的羊子夫人打工生活的艰难环境下,王若望仍然战斗不止,在已年近八十的时候还组建了民主党,自任主席。那一刻,王若望与其说在实践政党政治的理念,为未来的中国多党制作示范,不如说他是以这个反对党表明心迹,决心与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斗争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王若望的精神遗产
   这就是王若望无怨无悔的战斗一生,这就是王若望向后人昭示的风骨。
   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王若望以殉道精神坚持正义百折不挠,每次磨难反而增强了他的斗志,使他愈挫愈勇。尤其是一九八○年代以后,王若望抛弃老革命的身份、高级干部的地位和享受,义无反顾地投身民主运动,他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以一个普通的一员战斗在第一线,直到最后从思想上组织上与共产党决裂,成为最彻底最坚定的反叛者。
   作为反抗专制独裁的斗士,王若望在斗争的战术上,坚决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期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改良派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但在斗争的战略上,他与祸害中国的共产独裁体制势不两立,在和顽固保守的中共政权的斗争中,他从没有骑墙意识,没有等待招安当幕僚的期盼,更没有无原则的软弱和妥协。
   作为作家,王若望始终坚持以事实为准绳,用各种文体反映社会现实,无情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王若望也曾在认清毛泽东本质前,因愚忠而写过歌颂毛泽东的文字,还跟着毛泽东批判过胡风,事后,王若望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以自己的行动继承胡风的精神,更大胆地书写讨伐党文化的篇章。同时,王若望一旦看清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根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毫不迟疑地摈弃昔日的追求,热情地鼓吹补资本主义的课,以此反思自己的过往。
   王若望的精神遗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每一个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中国人继承弘扬。
   
   原载 香港《争鸣》2008年第二期 刊载时 署名郁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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