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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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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残梦依旧

     一篇反思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
   
     在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来临之际,网上出现了一篇反思文章《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祭》。
     作者曾是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学生,回顾当年和同校一千多同学一起奔赴农村的情景,作者无限感慨:「一千多同学的青春还没来得及闪光,就葬送在黄土中;一千多同学的梦想从未有实现的机会,就被无情地扼杀。而全国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一千多万,知青家庭有一千多万户!」作者自诩曾是一个满怀壮志的少年,但八年半的插队生涯,把他折磨成浑身伤痛不存梦想的青年。作者指出当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被迫下乡的,是忍受不了学校的「车轮战」(每天派人守在你家里动员,直到你「自愿」为止)才同意的。即使那些自愿下乡的人,多数也是由于不了解信息,被歪曲捏造的宣传蒙骗,也因此,一旦发现上当受骗都争先恐后地返城。作者最后铿锵地强调:「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政府推行「一片红」政策
   
     此文引发了我的共鸣。
     我虽然幸免上山下乡,但决不是那场运动的局外人。我的两个姐姐都是一九六九年毕业生,那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到极端,政府推广所谓「一片红」政策,规定:除了病残不能务农者,所有毕业生都要「分享」上山下乡的「荣光」。可惜,这等「好事」受到绝大多数家庭的抵触,学校只好和学生家长单位及里委一起上阵,挨家挨户动员,我的两个姐姐当然也跑不了。她们担心去农村插队无法养活自己,就报名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
     记得两次去火车站为她们送行,当火车启动时,火车上下和月台内外哭成一片,汽笛声哀叫声嚎啕声汇成的冲天悲涛,是我至今难忘的恐怖场景。
     此后整整十年,两个姐姐本人在农场承受体力劳役,远在上海的全家跟着受精神折磨。
     原以为去农场拿月薪无后顾之忧,结果还不如插队自由方便,父亲只得花钱找门路,把姐姐弄到临近上海的江南农村插队。直到姐姐随知青返城风回沪,那些年里全家没有真正的安宁过。
     这一切正因了《我们没有自愿》中说的:「我们同学的父母每一天锥心刺骨的挂念,这一千多个家庭经受着长期的煎熬。」
   
     反思文章遭到围剿
   
     然而,这篇坦诚反思的文章,几乎没有得到同命相怜者的认同,反而遭到当事知青们一片非难。其中一篇很有代表性的反驳文章一面承认:「说心里话当时(上山下乡)确实不是情愿」,一面又声言:「一切个人的『自愿』和『选择』,必须符合全民族的根本利益」,还要顾及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大势。一代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为自己当时的选择而骄傲和自豪」。这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却得到了一边倒的喝彩。
     只要回顾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终结的,就会看出所有豪言壮语的虚伪。一九八零年左右刮回城风时,各路知青为了尽快逃离农村,慌不择路用尽各种手段,其中称病返城的占了大多数。短短一、两年里近乎百分之百的知青都回城了,不用说,其中包括那些自愿上山下乡的知青,也包括至今还在信誓旦旦的人。
   
     许多知青至今不知运动真相
   
     奇怪的是,这些知青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和感言,显示他们好像迄今不了解发生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背景,不明白毛泽东推行上山下乡的动因目的,所以才愚昧地坚信上山下乡是毛泽东的英明决策。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竭力鼓动年轻天真的学生为他造反,让学生停学组织红卫兵跟他「闹革命」。红卫兵不辱使命冲锋陷阵,舍得一身剐,把毛不见容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地方诸侯都打翻在地。毛泽东除了心腹之患,红卫兵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与此同时,红卫兵已干出毛不乐见的事情,先是出现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五一六」;然后各地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武斗愈演愈烈。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平息派性,遭到红卫兵武力抵制,红卫兵成了阻挠毛战略部署的不安定因素。
     于是,毛驾轻就熟地导演中国的老戏码:「狡兔尽、走狗烹」,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大笔轻轻一转,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帷幕由此拉开,冲冲杀杀的红卫兵运动则不露痕迹地悄然落幕,几年没毕业的大、中学生的出路也一揽子解决了。
   
     至今阙如的一个反省
   
     与上山下乡运动相关的另一面,也就是接纳知青的农村和农民,在探讨上山下乡问题时极少有人提起,成为反思中的一个巨大盲点。中共把城市的毕业生送到农村,就是把城市的政经矛盾和困境转嫁到农村,让农村和农民再次承担不应有的义务和牺牲。农民从自己糊口的粮食中分一杯羹给知青,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养活了知青也不为过。
     另一方面,城市长大的知青无法忍受农村生活,正是农村落后农民艰难的反映,凸显了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户口制度的不公。农民的孩子即使初、高中毕业也只能回乡务农,没人认为他们是「知青」,也从来享受不到「知青待遇」。
     然而,知青回城三十年了,城市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富裕起来的城市却没有反哺农村,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依旧,城乡差别反而扩大了。如今农民到城里来打工,就是到城里「插队落户」,可惜农民工得不到当年知青在农村的待遇,他们不能和城市人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城里人的福利,没有生活和医疗保障,子女不能在城市上学。
     所以,在反思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知青们,尤其是在上山下乡中培育出来的作家们,与其重复当年的苦难和献身精神,不如多回味一点当年关照过你们的农民,多关注一下农民们在当下的痛苦,为改变农村的落后现状鼓与呼,这才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另类或深入的反省和纪念。
   
   原载香港《争鸣》2008年第十二期 刊载时署名 郁申树
   
   

此文于2010年01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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