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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那”语义的一点补正

   
   补正“支那”的歧义
   
   《动向》第二期上老生先生撰文“支那人、中国人和亚洲人”,对中国人颇为反感的“支那”一词作了词源上的解释,并结合日本人在实际中的应用,得出“支那”并非是对中国蔑称的结论。
   我基本赞同老生的分析,但像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极右人物,开口闭口“支那”,就是不愿称中国,也不能说没有轻侮的意思。鉴于中日两国民众对“支那”的歧义,还由此衍生出许多恩恩怨怨,为此“打”了近百年的官司,有必要对老生的文章作一些补充,进一步梳理“支那”的来龙去脉,厘清纠缠在“支那”上的是是非非。

   
   支那的来由和兴起
   
   “支那”是梵文“秦”读音的汉译,是秦时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再由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侣带回来,作为外来语写在经文上。而来唐朝长安游学的日本空海弘法大师(778-835,日本平安前期著名的思想家、汉诗文作者)等人也移植了这个新词,空海在他的诗集《性灵集》中写下“支那台岳曼殊庐”诗句,这可能是日本最早用支那称中国的文字。平安末期(1156-1185年间)成书的《今昔物语集》里出现过“支那国”的提法;同时期(1106年)的《东大寺要录》上也有“印度支那未尝见闻矣”的话语。由于这些只是学者的读物,一般民众并不接触,而且绝大多数作者照例用“汉土”或“中华”指称中国的事物,还是习惯随朝代更替称中国为:“唐、宋、元、明……”,所以支那一词还没正式成为日语。
   直到江户时代的1713年,一个叫约翰的罗马人漂流到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奉命接待,他倾听约翰讲述世界的状况,并据此写了一本书《采览异言》,是一本讲解世界地理的书,他根据约翰对中国的发音“china”注上“支那”,从此开了日本实用“支那”的先河。
   与此同时漂流到美国的日本人,也从美国人那里学来“中国”的新称呼,他们在写下“支那”时还特意加上“就是唐、唐土、唐山”的注解,可见当时大多数日本人还不熟悉“支那”这个词。
   这样始皇帝的“秦”,传入印度后变成了“支那”,一路逆流回中国再输出日本,另一路绕过欧美引进日本,由此在日本生下了根。
   到了明治维新后的次年(1869),歌舞伎剧脚本作者默阿弥在作品《忘拿的药》中,频繁用“支那”和“支那唐山”,使“支那”很快流传起来,并成为被广泛应用的日语。明治时代出身的文学工作者们,就在这种语感下长大。其时,一直属于日本国文学范畴的汉学被从新界定,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独立出来,“回归”它应处位置,就被命名为“支那学”。
   此后许多受“支那学”熏陶的日本学人对“支那”一往深情。诗人日夏耿之介(1890-1971)曾在“唐山感情集”的“叙”中这样写道:“对我来说,支那这两个字本身就令我无条件地敬重酷爱……支那就是china,支那两字强烈地充满世界一流文化国家的传统和历史的神韵。”
   
   国运改变“支那”的“词运”
   
   “支那”和“支那学”兴起在日本国力快速增强,而中国日渐没落衰亡之际,导致它不幸命运的另一面也就难免了。
   此前已经有了预兆。一八二三年思想家佐藤信渊在《世界混同密策》里声言:日本是神国,能够统一世界。先从满州进入,然后吞并支那,再让全世界都成为日本的郡县。
   果然,明治维新了近三十年的日本脱胎换骨,俨然是羽毛丰满的学生,去教训懦弱无能的昔日老师,一九九四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中国败北以割地赔款告终。以此为转折,许多日本人嘴里的“支那”就有了轻蔑意味。
   随后中国的一批莘莘学子去日本留学,他们来之败亡于日本的“劣等支那国”,当然不会被欺软服硬的许多日本人看得起。他们所到之处没少横遭白眼,走在路上常被日本孩子(受他们父母的影响)指着背脊叫“支那崽”。郁达夫在《沉沦》等小说里,真实地记录了留日中国人因受歧视而极度压抑的痛苦心灵,并借主人公之口悲愤地呐喊:祖国,是你害了我,你什么时候才能富强。
   由此不难理解郭沫若、郁达夫等留学生们对“支那”称呼的嫌恶,他们带回国的这个“支那”当然不是好东西,也许有如此舆论,才有一九三0年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决议并照会日本政府:因“支那”词义不明确,请在公文和正式场合改称“中国”。但日本直到战败才正式以“中国”取代“支那”。
   与此同时评论家竹内好和作家武田泰淳等人在一九三四年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专门研究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艺术及相关的现实社会和思想政治,这样就使原来的“支那学”成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的学问。
   
   改变别人的称谓不如改变自己
   
   椐此可归纳出:一、“支那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用名词,它不含任何褒贬并沿用至今;二、中国对自己的称谓作了明确的限定,日方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在中日政府间的交往和其他正式场合,不可随意用支那来表示中国。
   然而这种历史地学术地区分和带政治色彩的官方规范,并不能立即改变日本民间关于“支那”的意识,虽然大多数日本人承认“支那”含有贬义,明白继续使用是不友好的,但出于习惯思维和各种感情因素,不少人依然喜欢用“支那”。已故当代作家大冈升平一九六四年来中国访问时,不时脱口说出“支那”,他为此抱歉不已又无可奈何。
   好在经过几十年的“纠正”,称“支那”的日本人愈来愈少了,但还很难更绝,特别是石原慎太郎那样的右翼分子,他们还在咬牙用“支那”羞辱中国,由“支那”引发的争议还不会停止。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诚如老生所言,与其纠缠别人的称呼不如改变自己。历史上,日本海盗骚扰我国沿海地区,连带日本人一起被我们称为“倭寇”,日本侵华时,我们叫他们“东洋鬼子”,现在日本以实际行动为自己正了名。所以“支那”也罢,“中国”也罢,人必自辱而后人辱,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国民的素质——懂得自尊自爱自强;不改变自己的落后现状——建设出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再好的称谓也不能为我们增色,更不能拯救我们的命运。事实上,在今天的日本,由于中国人犯罪的恶名,“中国”这个“美称”已经等同郭沫若郁达夫时代的“支那”了,更有日本人私下里把类似“汉寇”“汉贼”的“桂冠”还给我们了,我们可以再作新的抗议,但中国当前的执政者,能拿出名副其实的新名号吗?
   
   原载《动向》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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