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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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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靠高楼支撑的欲望都市

从倒数第一到正数第一
   
   这些年房地产是中国最火暴的行业,大中城市房价在狂炒下一路飘升,其中尤以上海最疯。在有关上海的报道中,房地产的消息总是振奋人心。三年前上海的摩天大楼已名列世界第一了,此后,上海继续“欲与天公试比高”,大干快上造高楼,如今又夺得几个第一,三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市场景气状况报告》显示:2003年上海市商品房平均价格达到每平方米5118元,首次超过北京成为全国房价最贵的省份城市;上海房价以24、2%的速度增长,成为增长最快的省份和地区之一,实际上仅三年左右房价就长了整整一倍,可以称为世界第一了。
   作为闹房荒时代长大的上海人,怎不为这样的好新闻而欢欣。想想看,从一九四九年到八十年代初,整个上海只造了寥寥可数的几个工人新村,那是点缀“新上海”成就的应景橱窗。那时候上海的住房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三代同堂在十几平方的人家比比皆是,由此造成亲情内邻里间的恶斗悲剧无日无之,还成为外地人诟病上海人的笑料。幸亏邓大人九二年南巡,上海从中央得到一些自主权,开始掀起房产热才逐渐缓解房荒。如今“翻身解放”不过十多年时间,上海竟一跃夺得好几个房产业的第一,能不为“改革开放”叫好?
   直到自己也被隔洋卷进这股“房潮”,我才看到被“好消息”遮盖的丑恶。

   
   建在腐败地基上的高楼
   
   我在上海的一间斗室,前年也圈入了政府的改造蓝图,我先本能地一喜,那间十五、六平方米房子虽然陈旧,但地处市中心,拆除后在原地建现代化新楼,即使给我同样面积,随着上海城区向郊外快速扩展,新房将因地理和地利优势不断升值。
   哪知我凭据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现在都不管用了。新的规定是,市中心地段的住民拆迁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去偏僻的城郊;要么拿现金;因新造的高档房用天价出售,怎能分配给你们原住户?你想讲理吗?不等你去,他们已涌上门来了,都是五大三粗又会磨嘴皮子的汉子,简直就是文革时文攻武卫的角色,居民背后骂他们是黑社会的地痞流氓。
   过去上海滩上的黑社会是青红帮,他们控制的势力称为黑道,黑道虽黑还讲一个“道”,就是按那一行里的规距办事,而且他们和政界人士有瓜葛,也是暗中交易,不敢明目张胆。如今是政府操纵下的黑社会,拆迁人员不公布任何规章条文,任意上下其手。你家人口多面积小的,他们说照面积分配;你家人口少面积大的,他们说按人口折算;甚至出过国人也是减价的理由,像我这种在海外的人就任其宰割了。结果同样面积的一间屋子,补偿的金额可以相差10—30万人民币。不服吗?最后通牒一下,你不服也得服。
   那一阵父母每周在电话里向我告急:先走的人家的房子被扒了;其它房子断水断电了;左邻一对年轻夫妇被动迁人员打伤了;右舍的七十岁老伯因无电扇空调中暑送医院了。最滑稽的是,政府还派户籍警到现场“保护”居民,同一个政府既派穷凶极恶的打手又派装模作样的“防手”,除了演双簧还能干什么?拆迁人员可以从苛刻下来的民脂民膏中分红利,户籍警当然也能得一杯羹。
   幸亏我的房子空关着,没有人命之虞,但父母是我的代理人,也受不了动迁组一天几次打电话催逼骚扰,我只得被迫接受动迁组支付的价格——十五万人民币。听起来这笔钱不少,却不够买原地新楼的十平方建筑面积,一个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就这样被政府控制的黑手掠夺了。
   从倒卖国有土地,到廉价拆迁百姓的房子,再高价卖给外商,中国的房产业就是如此“欣欣向荣”的,中国近半数的富豪就是如此产生的。
   当然有不驯服的老百姓,他们对抗野蛮拆迁,去向政府讨说法,结果轻则给刑事拘留,重则被送去劳教,还有人被打死。政府知道这些事见不得人,还禁止当事人向媒体特别是境外曝光,上月还有人因上网揭露上海的拆迁暴行被判一年半劳教。捅出来的那个的周正毅案,不过是房地产黑幕的冰山之一角,何况周正毅们有通天的保护伞,所以代百姓申冤的律师郑恩宠反被判三年。
   
   欲望在房子中膨胀
   
   背负罪孽的高楼,就这样凭籍打在腐败地基上的桩子,一幢又一幢地竖起来,它们改变着上海滩的外貌,也改变着上海人的心态。
   前不久我回沪,自己因拆迁而“无家可归”,就特别想看新建的高楼,为此走访了一些亲戚朋友,他们都是这几年搬入新居的,我由此开了不少眼界,也产生不少迷惑。我不仅不熟悉他们居住的“现代化”楼群,更惊讶他们居室内的“超现代”陈设,自己的意识已跟不上国内的“新时代”,真得成了来之异域的“洋盘”。
   十多年前,上海的普通人家是没有客厅这个概念的,如今的新房不仅客厅必置,且愈造愈大,大到三、四十平方米也不希奇。而客厅的装设排场更大,各式酒柜和高级沙发之类自不必说,各种款式的灯都有十几种,再加一个小电影似的液晶电视屏幕,豪华的程度远超过欧美的普通人家,所以每次我都产生错觉,以为进了高级宾馆或酒店。站在这样的“客厅”,遥想同一个主人二十年前住在不满十平方米的亭子间或阁楼,甚至是一条布幔切出的五、六平方米的斗室,恍如隔世。
   开席了,饭桌上谈得最多的还是房子。当我不无疑问的赞叹:如此华丽地装潢所费昂贵吧?每个人都同样的回答我,你去别家走走就知道,我家还算简单的。原来大家在暗中攀比,你化十万装修我不能少于十五万;别人用了十五万我得二十万;住一百平米房子的奢望一百五甚至二百平米;有一套房子的梦想两套、三套。
   我终于看清了热闹房子里的门道:曾经被房子逼死的可怕经历再加盲目攀比,使人们近乎变态地抢占和处置房子,房子已不是安居享用的工具,而是满足强烈占有欲和虚荣的道具。这就是共产党五十多年“德政”结出的果子:毛泽东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把中国人折腾到生存的绝境——食不果腹檐不庇身;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经济改革”,让一部分人不择手段地先富起来,把人们推到另一个极端——穷奢极欲及时行乐;一间房子异化扭曲了几代人的身心。
   
   “看不见的手”“调控”房地产
   
   和我担心房价过高出现泡沫不同,亲友们都非常乐观,都为自己的房子“增值”了一倍而高兴,还解释了房价飞涨的种种“理由”:首先是外资投入房地产,其中包括台湾和香港人介入,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四十万台湾人,不仅自己居住再加投资倒卖;其次是所谓的温州人炒房团的涌入及上海本地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买房出租;再加许多外地和农村发了一笔的人,为了在上海居住携巨款买房等等。
   房子能炒起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可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买第二套房子。我不由一惊,金融系统规范的国家的银行是不作此类交易的,万一房子跌价,银行到哪里收回钱?他们反驳我不了解国内的行情,上海市长韩正都在公开场合鼓励大家:“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不存在泡沫,”“在上海没有房地产的,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
   由这样的政府用“看不见的手”“调控市场”,上海的房价能不疯长吗?
   上海的平均工资是二千多元,夫妇月工资加起来才四、五千,而像样的一套房子至少五十万,再加巨额装修费,家里轮上拆迁拿了十万、二十万的人还可以对付,没这样条件的都是超额透支享受。
   一次碰到朋友的两位年轻同事,都是大学里的教师,一位还有博士后学历,他们每月工资3000元,因来之农村,在上海没有父母和老屋打底子,根本无法买房,提到房子他们忍不住怒言冲天:
   “我天天辛勤工作,但每年的收入,远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怎么办?真不知道上海的房子是给谁盖的?
   “要不炒楼,GDP就上不去,官位也就无法上去了!他们是逼人去抢、去偷、去贪!”
   “这种靠炒作吹起来的升值是祸国殃民!房价再涨,我们也不活了!不! 我们回农村去!再来个农村包围城市!”
   这是对上海房价居高不下的抗议,也是上海高楼下的另一个现实。
   
   上海成了一幢被掏空的房子
   
   宽敞的房子膨胀着人们的欲望,却空虚了住房人的心。
   朋友中年轻时不乏文学青年或业余画家,那时他们在自己陋室的床下塞几本书;在逼仄的墙角放一只画架,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间书房或画室。今天,当他们具备了这样的物质条件时,他们的情趣已被世俗的潮流卷走,书橱和画架已摆不进他们生活的位子。
   他们的居室不过是上海的缩影,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许多小书店消失了,不少大书店的部分柜台也被其它用品挤占,书店面积和速增的建房面积成反比。
   图书市场的萎缩只是整个文化市场衰落的标记。
   上海虹口区有条多伦路,这条不足一里的小街是三十年代的文学重镇,当年鲁迅、矛盾、郭沫若、叶圣陶、瞿秋白以及丁玲、柔石等左翼作家都在此进行文学活动,还有孔(祥熙)公馆、汤(恩伯)公馆、白(崇禧)公馆等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一九九八辟为上海的新景点。
   我去的那天是星期天,文化名人街上门庭冷落车马稀,我有点不解,这可是上海独一无二的文化街,难道一千三百万市民全都丧失了对文化的热情?走完一条街我才明白,鲁迅等文化名人留下的不仅是故居和社团的旧址,还有继承五四的三十年代的文化精神,就是写作自由和活跃的学术和结社自由。而且他们都是近现代的名人,他们的思想和文学艺术还影响着当代人的意识。但文化街只在他们居住过的老房子外竖几块生平简介,过早让他们活的精神凝固僵化,比人们印象中的他们更干瘪,标本化了的文化能产生什么魅力?
   要想激发文化名人街的生气和活力,只有恢复上海三十年代的文化精神,允许市民自由结社,让文化街的旧居成为社团的活动中心,让文学艺术政治等各种沙龙和研讨会自由地在此举行,到时何愁这条街,整个上海的政治文化生活都会蓬勃振兴。
   然而对比上海立市之本的“工商业”现状,才知计较上海的文化事业已过于奢侈了。去南京路淮海路购物,扑入眼帘的尽是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德国、美国、日本、南非等世界一线和二线的品牌商品,就是看不到上海自己的名牌产品。
   回溯上世纪前叶的“十里洋场”,上海人在非常薄弱的工业基础上,不畏艰难和洋人打拼,不断创造自己的名牌产品;以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为首,南京路商家的产品信誉和服务质量可称世界一流。即使“解放”后的几十年里,上海的轻工产品也称雄全国,拥有许多凭票也难买的名牌:“凤凰”、“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凯歌”、“金星”、“飞跃”电视机,“英雄”自来水笔等。但近十几年里,上海人却没能在它们的基础上创建出新的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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