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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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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疯狂英语热”

   
   
   “全民学英语”引起争论
   
   前一阵,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英语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毒瘤》,质疑政府主导的英语教育体制,提醒人们各种名目的英语考试贻害日盛,已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话题切中时弊,激起各方人士的强烈共鸣和反响,也引发了网上的热烈讨论和争议,有网民称“全民学英语”是“全民炼钢铁”的翻版,中国各大高校70%的教师也不满大学的英语教学。

   确实,罗列一下中国目前英语教育和考试体系,不说非英语国家看了会瞠目结舌,就是英语国家也快自叹弗如了。
   过去的十几年里,学生起步学英语的年纪一再提早,现在已从小学一年级开课,和中(语)文同步发蒙;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英文和数学三门主课中,老师最重视的英语;大学本科毕业必须通过国家四级英语考试;研究生是国家六级;你要报考硕士、博士课程,不管专业是中医中药、古汉语、二十四史,如果英(外)语过不了关——没门;你想评职称晋级,不管职业是工程师、技术员、中文的编辑或记者、搞企管的、做内贸的,过不了英(外)语关也是——白搭。
   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为学英语付出多少宝贵的光阴,其中绝大多数人完成考试后可能一辈子都不再用英语,中国有四、五亿人在学英(外)语,绝大多数人并非根据需要或兴趣选学,而是被迫地为英语而英语地苦读,成为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毒瘤。
   毒瘤早就萌芽
   
   二十几年前,当时我在一家医院工作,医疗系统恢复文革后中断的评职称,对第一批晋级的医护人员,卫生当局提出一个考核方案,凡升主治和主任医师的必须懂一国外语(能阅读外国文献),希望擢升的医师必须参加外语考试。
   回首刚过去的文革,医院图书馆不知毁了多少外文书籍,许多留过学或会看外文的医务人员都被栽上间谍的罪名,个别嗜好英语的医生,技痒难忍把英语卡片夹在“红宝书”里,冒着风险躲在厕所里偷看。经过这样的文革,在医学院学的那点英(外)语都荒废了,有几个人能再拿得起外语?卫生局明知这个现实还要举行考试,不是出他们的洋相?何况医学是一门重实践经验的科学,医师水平的高低和能否读外国文献并不必然相关,尤其是以动手为主的外科等部门,强于临床而疏于书本的医师,或与此相反的情况比比皆是,如依照外语考试成绩论处,必定造成极大的混乱。
   所幸,那时中、高级职称的医师青黄不接,要提拔人才也非那茬人不属,上面只得补充解释:不会太难为大家,不过是通过考试强调英(外)语的重要。大多数应考医师心领神会,“外语”考核不过是走过场,便也以形式主义相对。
   这样,上下默切配合地“考”完,按该升的都升了,皆大欢喜。由此开始了盲目注重外语的风气。
   
   中共巨头的矛盾分裂现象
   
   当时有人提出另一个质疑,既然如此振兴英(外)语教育和重视学习外国技术,为何又搞“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禁止人们讨论由外语引进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等词汇,这不是悖谬么?
   这种看似矛盾分裂现象,在中共巨头身上却是一以贯之。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揭露:即使刚解放推行全面倒向苏联时,毛内心里也是喜欢(其实是崇拜)美国和西方的,所以连保健医生都要挑在西方培养会说英语的。就在红卫兵按毛的指示砸烂一切,毛打倒和踢开所有紧跟他的战友秘书和旧部时,却请美国人斯诺(是他一生唯一始终如一的“朋友”)和他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不仅因斯诺写过一本吹捧他的书《西行漫记》,还要继续利用斯诺为他对西方作宣传,并借此向美国伸出和解的橄榄枝。毛还说“美帝是纸老虎”,尼克松来访时他的兴奋和紧张,表明他自己才是一只纸老虎。
   从毛泽东和斯诺开始,中共形成了一个传统,最高领导人都结识一、两位外国记者或作家做朋友,连气度不凡的周恩来都没例外,周和英籍华人韩素音交上朋友,她每次来华都受到周的接见;邓小平则把独家采访他的机会给了意大利的名记者法拉奇;轮到江泽民更等而下之,竟然以公开夸耀和美国名记者华莱士谈笑风生,来怒斥香港的记者,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一面是没有一位中国的作家和记者能得到这样的殊荣,另一面又把保有外国记者和作家朋友作为一种最高特权。当年江青大权在握时忘乎所以,也想培养一个自己的“斯诺”,就找上美国女教授历史学家维特克为她立传,结果犯了天条,因当时江青虽然横行霸道,但显然还不够请外国人为她写传记的级别,有人打小报告给老毛,把江青臭骂一通。
   由此可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面对西方的现代政治和文明社会,他们的内心非常自卑,他们嘴上喊反帝反修;反对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拒绝西方的三权分立,都是虚张声势恫吓老百姓的口号,以此阻遏人们挑战他们的独裁统治。而骨子里他们比谁都崇洋媚外,也十分在意自己在西方的形象,尤其是被硬捧上台的江泽民,到西方国家访问又面对民选领导人时,既心虚又无自信,就卖弄半瓶醋的外语和学识,还用当地人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俄语演讲,成为全世界的笑料
   舍本逐末的英语热
   
   既要满足自卑的崇洋心理,又不敢撷取西方文明的政治思想精华,就只能舍本逐末,用英(外)语和西方的技术这些器用的东西来平衡。
   流风所及,上行下效,从政府制定的英语教学体系到民间以说英(外)语为时髦,英(外)语热愈演愈烈。特别是出国留学移民热的持续不衰;高薪的外资企业一职难求;再加应付各种名目的考试,业余英(外)语教育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其中叫“疯狂英语”和“新东方”的学校风靡全国,前者以训练英语口语为主,可以几百甚至几千学生跟着一位老师近乎吼叫地炼说英语,确有一股字疯劲;后者专门教授学生如何对付托福等各类考试。连正统的教育科技界也卷入其中,为“疯狂英语”推波助澜。
   去年执教育界牛耳的一所著名大学推出改革方案,其中就有一条:新聘的教授必须能用一门外语开课,最后因遭致反对而不了了之,而它的一家附属医院已操作实施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照片新闻介绍:这家附属医院组织临床医师每周一次用英语查访,包括实习和进修医师,全部用英语汇报病史和讨论治疗方案,以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
   懂点医学又在国外生活过几年的人,立即看出这件事的离谱。不说医疗水平高低跟用何种语言没有丝毫关系,在医患都是中国人的医院也根本没必要,况且要像样地举行英语查访,所有参加者至少在外国医院工作过几年,不然只能是机械地模仿书本说中国式英语。所以搞“英语查访”这种形式,不过是炫耀该院医生的英语水平罢了。
   
   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
   
   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的英(外)语热,只能结出畸形的果实。
   时下中国有四、五亿人在学英(外)语,但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反比八十年代少了;市场上到处充斥着洋货,大众媒体上尽是外来语,社会看上去非同往日的开放了,但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反而比过去高涨了;教育界从事英(外)语教学的师生成倍增加了,但按同样学时比较,教育质量反而不如“解放”前,那些获得托福等高难度英语考试高分的年轻人,却常写不好一篇英语短文;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增多了,但几乎没见傅雷、朱生豪、王佐良、戈权宝、草樱、杨宪益等那样的翻译大家出现,而有些外文书籍的翻译质量更下降得不堪入目。更严重的是,许多通过四级、六级考试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写不出通顺的中文,中文还是母语吗?
   在教育科技领域普遍衰弱的情况下,如此一门独兴的英语“学科”,只能是异常旺长的毒瘤。
   “疯狂英语”是疯狂世界的表征
   
   如何割除这个毒瘤,是争论的一大主题,有人呼吁各位人大、政协代表检讨教育部的英语教学体制,提出取消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的英(外)语考试方式;还有人建议成立国家外语翻译研究院,从事国际著名杂志及书刊的及时翻译工作,以跟踪世界最新的科技前沿,拿出各种精确的翻译本,纠正几亿人读英语却找不到好译本的现象。
   这些建议不错,可惜都是治标的举措,因“疯狂英语”只是疯狂世界的表症;英语这个毒瘤只是百病丛生的国体上的异物,只有根治病源才能匡正现行的英(外)语教育弊端。其实方法也不复杂,只要引进外国的教学和学术民主,允许大、中、小学自主办学;允许科技学术领域按需培养使用英(外)语人才,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人民政府肯放弃这项大权吗?
   
   原载《动向》2004年第五期 刊载时署名 郁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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