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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变色堪嗟叹


   苏州古典园林“吃黄牌”
   
   第二十八界世界遗产年会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七日在苏州召开。
   会议一开幕就传出令主办城市尴尬的消息,中国有五处世界遗产列入需要评估的名单,有些记者形容为“吃黄牌”,其中包括苏州古典园林。原因是,拙政园周边准备建造一座博物馆,世界遗产中心的咨询机构调查后认为,新博物馆的馆址上有几座需要保持的建筑物。所幸,本次大会结束时作出评估结论:经过现场的再一次监测,新博物馆风貌与拙政园还算和谐。

   苏州市文物局领导宣布“过关”的结果后,沾沾自喜地附加申辩:媒体把“评估”称作“亮黄牌”是不准确的,只有因保护不力列入《濒危世界遗产》项目才算吃“黄牌警告”。
   这种争脸面的解释也许没错,不过,这次世界遗产咨询机构的复查范围,只限于列入遗产名录的几座古典园林,尚若审核遗产中心没能涉及的苏州古城全貌,相信苏州不止“吃黄牌”,大概还得“领红牌”。
   
   拆毁老城迎世界遗产年会
   
   最近给苏州亲戚打电话,提到世界遗产年会,他怨声不迭,直斥现今领导的见识还不如普通百姓,竟以乱拆苏州老城的代价来迎接世遗会。
   原来,为迎接世界遗产年会的召开,苏州市政府用两年时间化了100亿人民币,搞了名曰“环古城风貌保护二期、‘三纵四横四段’综合整治”等几项工程。结果,一片片地拆除河边的旧屋,然后在空地上铺植草坪;夷平许多条古色古香的小巷,把它们拉直成大马路;嫌修了没几年的彩砖路面太现代,就不惜工本地换上花岗岩砖;为拓宽三国孙权时代兴建的北寺塔门前的大街,又把好端端的花岗岩小方砖路面换成柏油;几座经过上千年岁月被损坏的旧城门,因修补得过于新颖而失去历史的沧桑;大部分居民被迫迁往新区,整个老城区只留下一些园林和几条历史街区,其余差不多全是商店。
   苏州的特色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尽枕河”,把居民都迁走了还成什么苏州?所以大多数市民尽管住房得到了改善,仍为苏州旧城的快速变迁痛心不已。亲戚感慨地说,政府本来可以疏散一部分居民,减少老城的人口密度,再翻修河边的房子,更新内部的设备,那样既留住了岸上的居民,又保持了苏州的风格,不是一句两得吗?
   就是这样的苏州,还被建筑文物专家视为保护古城的典范,由此可知全国其它古城的破坏程度。难怪在世界遗产年会上,武当山古建筑群、拉萨布达拉宫、明清皇宫和苏州古典园林一起“吃黄牌”接受评估。
   村庄变“都市”
   然而,比起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城市建筑等文化遗产的损坏可算小巫见
   大巫。就说包括苏州在内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一九九零年代初起的几次“圈地开发热”,再加乡改镇及各县争相改市的行政规划调整,使大量稻田转为城镇楼盘和各种严重污染的工厂,甚至过量地建造别墅和高尔夫球场,结果,仅苏南的五十万亩稻田,就被圈得只剩下十七万亩,目前这种“圈地热”还没根本遏止。
    稻田不仅是江南人的命脉,江南稻谷收成的丰歉也影响着全国,所以江南自古是全国的粮仓,俗谓“苏湖熟、天下足”。即使在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时代,江南还相对地维持着富足。那时全国实行粮食蔬菜统购统销,上海城里人每天吃的是隔了两、三年的老陈米和蔫了好几天的蔬菜,而我去上海和苏州郊县的亲友家做客,不说他们从自留地上刚拔出来的蔬菜和自己圈养的家禽,光是白灿灿的大米饭,不用菜就可吃两大碗,至今回味无穷。
   为了弥补粮食产量的不足,江苏省规定,如果苏南让1000亩基本农田“工业化”,就得掏钱去苏北“购买”1000亩复垦。橘逾淮北尚且为枳,苏南之所以能种植优质水稻,得益于它独特的地势、降水量、气候,地气和江南不同的苏北如何长出同样的稻子?何况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晚稻的种植季节恰好与雨季和主汛期同步,稻田可维持近10厘米水层,遇暴雨可达15厘米,每公顷稻田比旱地多蓄水1500立方米,长江三角洲地区“稻田水库”的总容量,相当于两个半太湖。因此,那些失去的蓄水量如何代偿?而且稻田一旦铸上钢筋水泥就永远无法复耕。
   人为的破坏还影响着钱塘潮那样的自然景观,近二十年来八月十八的钱塘潮越来越弱,失期现象频频发生,去年的潮高连两米都没到。因杭州湾萧山通道上游方,有四座新桥竣工并投入使用,有两座桥在建,到二零一零年前还将兴建三座。加上此前已建的,在澉浦到闻家堰的二百二十公里内,将有十二座大桥,平均每隔十八公里一座,再加排污口、取水口和码头等其它涉水建筑,汹涌了上千年的钱塘潮的消失也指日可待了。
   工业化的长江三角洲
   无庸置疑,各级官员如此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首先是借经济建设的名目达到寻租贪污的目的,或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作为自己继续高升的筹码。但更可笑也更有害的是,那些地方大员竟然把农业本身视为与“工业化、现代化”相对抗的“落后”产业,甚至认为用“鱼米之乡”形容江南没有现代气息,尤其在招商引资时,直译出来是盛产鱼和米的地方,让人觉得土里土气。于是,在报纸新闻和招商引资的名片上,人们不再看到充满诗意给人美感的“鱼米之乡”,取而代之的是地理名词“长江三角洲”。这不是一个名词取代另一个名词,而是一座座“现代化”城镇取代一个个美丽村庄。
   在这股可怕的经济大潮地推动下,长江三角洲的“现代化”速度十分惊人,工业化的成绩也“非常骄人”,到二零零二年,十五个城市的GDP中,农业的贡献只占十七分之一。新华社的一篇文章称,到二零零五年,江南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过程”, 长江三角洲的苏南和浙江北部杭(州)嘉(兴)湖(州)以及宁(波)绍(兴)地区,将“基本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苏南按照人口划分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已快速逼近工业化国家。
   “鱼米之乡”成“生态灾区”
   虽然同样称工业化,西方国家是通过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使大量农民转入工商业来完成,而长江三角洲是通过毫无节制地占用土地,盲目地用城镇取代农村来推进,其后果不仅没能实现合格的工业化,还造成难以逆转的环境污染。由于建在良田上的多数是各种小、散企业,其中大多数工厂设备简陋效力低下,很少有处理污染物的技术设备,尤其是医药等各类化工厂,他们排出的都是有毒的废气和废液废渣,对环境和人体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
   以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岩头村为例,原来村子紧临大海又是著名的黄岩密橘的故乡,村民靠跑海和种柑桔为生,是富得流油的鱼米之乡。自从一九八零年村里办了医药化工厂,灾难就开始降临这个村庄。海里的梅鱼、黄鱼、螃蟹愈来愈少,最后一条也找不到了;桔子树的花蕾不断萎缩,现在干脆绝种了;山上的泉水早以不能饮用;河里的水也不能做自来水。而村民的气管炎和各种癌症患病率及胎儿的畸形率却逐年增加。村民们愤怒地抱怨,化工厂是刽子手,砸了岩头村村民的饭碗还夺了村民的命。
   令人吃惊的是,岩头村医药化工厂属于国家化学原料药基地,同样的化工厂在台州市还有两百家。面对污染造成的严重恶果,国家非但没采取措施治理,有关部门还在两年前决定,准备将该基地现有的4平方公里扩建到30平方公里。
    台州市的现状不过是整个江南的一个缩影,如今生活在鱼米之乡的人,只能吃养殖的淡水鱼,尽管鱼肉失鲜寡味,也别无选择,因野生的河鱼即使生存下来也是浑身带毒,没人敢问津。
   专制威权的力量
   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如果把全国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算进去,中国这二十多年的产值是负数。但仍有不少御用的经济学家和文人对此视而不见,却帮闲地赞美中国式的“高速发展”,鼓吹只有专制的威权主义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宣称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民主化就会水到渠成,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决定了中国只能这样做。
   是的,民主国家哪有可能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那里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拥有私产的本人不同意,国家休想动用他们的一寸土地,所以民主国家根本没实力想怎么改造就怎么做。即使是国有土地和物产,也归全体国民所有,任何重大的建设,尤其是影响居民生活和环境的项目,还得进行大大小小的投票公决,只有征得大多数公民的认可方能实施。经过如此繁杂罗嗦的手续才能做成一件事,民主国家的建设“速度”当然无法和专制国家比。
   所以人们看到,民主化越早私有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城市面貌改变得越慢,西欧国家自不必说,大多数城镇差不多还是几百年前的样子。就是人口密度和我国相当的日本,京都、奈良,镰仓那样的老城,基本上完整地保存着古代的风貌,京都是日本奈良时代仿造我国唐朝的长安兴建的,今后研究西安的古代城市格局,得去京都实地考察了。而东京那样的现代化都市,也因严格区分商业区和民用区;在同样大的地皮上建房,不同地区和地段的高度限制也不同,因此整个东京参差错落井井有条,繁华和静谧疏离互补;高楼和别墅相得益彰。
   如果中国的未来按照“精英们”的如意设想,在经济大跃进后先“工业化”,然后再实现“民主化”,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崭新的国家”,除了看见长城等几件古董,人们将无法再感触曾经沉淀在每个角落的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脉息。
   民俗文化也没能幸免
   何止自然资源和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的中国民俗文化也没能幸免。前不久,韩国的江陵市准备把“江陵端午祭”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消息传来,中国舆论大哗,由此兴起一场如何保卫民俗文化的大讨论。
   而我却早已见怪不怪了。到日本留学的第一年,最吃惊的就是日本人一年四季竟然有那么多民俗节日,不仅有全国性欢度喜庆的节日,还有从大城市到小山村的各种地方和地区性的大小节日。有的节日起源于他们本民族,有的是从中国传来。端午节日本人不吃粽子,但到处挂着用布制作的巨大鲤鱼;在中国已排不上节日的七夕,日本人却搞得有声有色。那天,中小学的老师让每个学生在彩色纸条上写自己的祈愿,然后披在一棵树枝上,车站里也到处悬挂写着短诗的彩色条幅,看上去既高雅又浪漫。
   我“有幸”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全部记忆就是,端午吃粽子,立夏吃白煮蛋,中秋吃月饼,还有春节的大吃大喝。幼小的时候,每逢端午,外祖母还用雄黄在我额上涂个“王”字,这点形式后来也消失了。老百姓热烈庆贺的,都是共产党送给国民的新节日,从“三、八国际妇女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在如此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胸怀”下,哪里还能宏扬民族精神欢度民俗节日?到了文革,民俗节日成了“旧风俗旧习惯”,干脆一扫光,连维持都犯忌更别谈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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