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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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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浮华遮掩下的上海


   浮华的“国际大都市”
   
   又见上海时,不得不承认,上海的面貌改观了。天上的污染氤氲稀薄了,晴天时出现太阳了,如果再添一阵猛烈的西北风,天际还可能出现久违的蓝天白云。更难得的是,一直遭人诟病的肮脏市容也明显干净了,因为市中心的空地能建楼的差不多都建了,到处是大规模建筑工地的景象消失了,马路上很少流淌着泥浆,寒风中不再翻卷滚滚浓尘。
   

   旧貌换“新颜”的故土加深了我的偏爱,走在浦江东岸的许多摩登大厦下,我几次错觉是在东京的某个热闹街区,心底忍不住涌上感慨,上海终于展露出“国际大都市”的外观了。难怪前不久一位爱尔兰朋友去上海旅游,回来后向我大赞上海的摩登和繁华。
   
   然而,我终究不是走马看花的老外,不会仅停留在城市迷人的华丽外表,我要去看望亲朋老友,去探视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才是支撑这座城市的灵与肉,是耀眼的城市轮廓里的真实。
   
   食品的真与假
   
   这十几年中每次返沪,看到上海人生活中的最大变化,除了愈来愈多的高楼,就数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食肆了。遍布全市的饭店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巨大,许多饭店占据几层几百平米的店堂,有些大厅放着几十张餐桌,令人叹为观止。就是这样的大饭店,有的到了周末还得预定,去晚了还得在门口排队,这是上海开埠以来从没有过的盛大“食”况。
   
   亲友们知道我生活在吃牛奶面包的国度,难免中国的饮食情结,都热情介绍我去各种风味餐馆解馋,让我回味品享道地的家乡菜。说是回味其实是见识,过去哪有如此花样繁杂别出心裁的菜肴,有些菜可以说是挖空心思的杰作,光看服务员端上来的碟盘就催人食欲。
   
   可惜几次吃下来我就产生了疑问,这些按菜谱点上来的,真的是河里的“大闸蟹”“鳜鱼”?海里的“梭子蟹”“黄鱼”?泥里的“黄鳝”“甲鱼”?怎么吃到嘴里只感觉附加的各种调料不同,鱼虾本身的肉质却失鲜寡淡异类同味,记忆中属于它们的独有的鲜美哪里去了?
   
   点菜时本来应该想到,中国仅剩的那些没有污染的江河湖海,哪里捞得出供亿万人饕餮的天然鱼虾,能上嘴的十有八、九来之人工养殖,而且,鱼虾的肉味告诉我,养殖的环境里少不了催它们茁壮成长的什么素。吃到后来,我意识到,盘中的那些鱼虾不过是真的假货,不过各自被冠上一个符合它们名称的外壳。
   
   令我奇怪的是,同桌的亲友食客都吃得津津有味,没有人介意我的置疑。直到有一次,一家饭店用养殖的鲞鱼冒充“鲥鱼”端上桌,我忍不住要去与饭店经理较真时,同餐的朋友才劝阻道,只因你生活在西洋,才不了解国情,难道你没听说过,时下的中国“除了腐败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原来亲友们是见怪不怪,是对无可改变的现状的认命,“假作真时真亦假”,就此懵懂地生活在虚假的真实或者说真实的虚假里。
   
   人命的贵与贱
   
   以我所见,也不都是假的,上海夜生活的豪奢就是真的,是世界上少有的,那气派早已超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东方的巴黎”的时代。在处处彩灯日日笙歌的不夜城里,华贵的外滩和典雅的淮海路让人重拾老上海的旧梦;摩登的浦东和温馨的“小台北”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上海新潮;而集大成处是利用石库门改造的景点“新天地”,“新天地”熔古老和时尚一炉;汇西洋和东洋一景,被称谓中国旧城改造的经典。
   
   一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亲戚,熟门熟路地带我去见识这些名所,在领略它们的奢侈时,我明白这些地方属于上海,但不属于绝大多数的上海人。在这些地方,一杯咖啡是五十元,一杯啤酒是一百元,一个晚上消费几百上千也是常事,难怪这里看似舞榭歌台一片繁闹,但攒动的人头里大多数是生活在上海的美欧日港台老板和中国的大款,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赚现钱,又不用为中国的明天承担责任,尽可“今天有酒今天醉”地享受“盛世”,至于被它们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是不进入他们视野的。
   
   在这些昂贵的咖啡和啤酒的映衬下,绝大多数上海人的生活显得多么寒碜,尤其是几百万退休工人,他们的平均养老金是一千元左右,只够豪客们消费一、两次,尽管如此,退休人员还算是有福的群体,还在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些在沪的无任何保障的几百万农民工就更贱了。
   
   在一个农民摆摊的集市上,我看到一些半尺、一尺高的花瓶,标价只有几块或十几块,虽然这些花瓶不是工艺品,但配上花树是足够漂亮的,试想制作这些花瓶的流程:从采泥、制坯、定型、烧窑、彩绘,再加远路的运输,区区几块、十几块如何与这样复杂的流程等值?每道工序至多赚几角钱吧。还有一个农妇在卖手制的工艺小品,是竹片编制的可放在手掌上的一套家具,虽然谈不上精制,但没有一天时间是编不出一套的,然而每套仅卖十块钱,廉价得不可思议,以致让人感到买下来反而贬低了她的劳动价值。
   
   农民工要制作多少花瓶和玩具家具才能抵上一杯咖啡和啤酒!
   
   那天从“新天地”坐出租车回家,时近子夜,当车子开出市中心时,出租司机每见有人拦车都一阵紧张,他对我解释,这样的时候是决不敢在此接客的,现在有不少农民夜袭出租车,载住富人抢一笔,甚至为了灭口不惜杀人,有时得到的不过几百上千元。
   
   当自己的生命一钱不值时,就会无所顾惜的铤而走险了,犯案的农民只有被逮住一死、和受害的富人同归于尽时,才显出他们和富人的等价。
   
   这种残酷的现实能警醒酒池肉林中的沉醉者吗?
   
   失信的医和患
   
   此类“偶发”的恶行案件,只要新闻报纸刻意隐瞒,市民们依旧觉得太平,上海依旧是全国治安最好的都市,倒是关乎百姓生老病死的医院现状,一直成为人们不满的焦点问题。
   
   我去探望一位老同事,她是退休近二十年的老护士长,不幸患上了尿毒症,每周三次去医院做人工透析,她感慨地告诉我:现在的医院跟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过去护士不仅及时观察病人的病情,还得关心的病人的饮食起居,她当护士长时上班前先去病房巡视病人,在医生查房前及时反映病人的情况。现在可好,护士长光管护士,护士只管给病人打针发药,其它照看病人的事通通推给家属或护工,这样的状况医疗质量哪里好得了。现在医生的水平也吓人,她就诊的是响当当的市级医院了,竟然没一个医生做得好用于透析的插管,做不好又不去请高明来指导,却把活人当试验品乱做。她赶紧托熟人找来另一家医院的高手才解决。
   
   但还在当医生的同学却叹出另一番苦境:现在的医生不像过去那样好当了,病人治好了皆大欢喜;万一治不好,或者在治疗中出现一点漏洞,家属就会闹起来,还动辄起诉上告。一位同学前一阵就在急诊室碰上倒霉事:来了一位“急性腹痛”的病人,她按“腹痛”做必要的检查处理,不料病人二十分钟后死于心肌梗塞。应该说她没错,她按步骤处理,没有得到考虑心急梗塞的时机。但家属不仅当场大打出手,还在医院闹了好几天,最后医院赔了几万块了结,她无法释怀这样的窝囊气。
   
   这是推行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这个制度逼迫医生去唯利是图,让医生为增收赚钱而看病,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开不必要的药,直至接受病人的红包。病人不可能信任如此医德医风下的医生护士,只不过为了治病活命而忍气吞声,一旦不治而亡,家属压抑着的不满就会爆发出来,即使不是医疗事故,也会报复性地去寻衅闹事,引发丧失互信的医患纠纷和事故。
   
   维权的易和难
   
   我听到的不都是负面的晦气事,也看到不少闪光的好苗头。
   
   如今,市民们买下的新房都归属于一个小区,每个小区建有物业管理处,专事小区的各项管理工作,原则上物业管理人员由业主们聘用,根据双方制定的协约履行管理工作,业主们选出代表组成业主委员会负责监督。本来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处是很简单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但中国有一个代表官方的居民委员会,他们在中间横插一杠,使简单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名存实亡。
   
   一位六十多岁的邻居张老伯是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发现物业管理处损害了业主的权益,就代表业主进行交涉。不料物业管理处用钱贿赂居民委员会干部,居委会干部就利用业主委员会改选的机会,对许多居民施加压力让张老伯落选了。
   
   令我感慨的是:小区里住着一位大学教师和一位社科院的研究员,他们整天在家做学问,因为不用去单位坐班。本来小区的业主维权真是他们起而行动,或者说是实践自己理论的机会,但他们却依然“两耳不问窗外事”地闭门造车,也许拿着每月超过万元的月薪,不在乎蝇头损失了吧。
   
   我真切地看到中共用金钱买通知识分子策略的成功,这大概也是中国的维权运动基本上局限在受害的弱势群体,始终不能蓬勃发展的原因吧。
   
   请问“走还是留?”
   
   离沪前两位原来的老同事执意为我饯行,目的是请教我一些问题。
   
   原来,同事A 去年卖了房子还举了一笔债送读高中的儿子去澳洲留学,事后他受到不少同事和亲戚的质疑,心理压力很大,不知自己这笔赌注是否下错了。而同事B至今没买房,就是准备用全部积蓄送今年大学毕业的女儿去澳洲读研究生,他们要倾听我这个在海外生活者的正确见解。
   
   我了解他们的心理,与其说请教我,不如说是让我为他们打气,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可能自己身在国外却反对他们把子女送出去,他们只是想从我这里得到肯定他们的“权威”意见,既用来堵别人的嘴,又可安慰自己。
   
   所以我先反问:你们化如此大的代价只是让儿女拿一个洋文凭?还是让孩子为你们将来的移民铺路打先锋?
   两位同事都吞吞吐吐地说,最终目的当然是后者,但这条路哪里有这么容易,为了面子只能低调地说去留学。
   我说,这就对了,如果化你们夫妇一辈子的积蓄为一个洋文凭确实不值得,但为了今后你们一家子的移民就另当别论了。
   
   同事A 感慨道,你到底是先走一步的人,了解我们的心理,其实那些说我的人哪个不想走,只是不肯轻易下我这样大的决心吧了。现在当官的发财的,早就把子女送出去了,美国进不了去加拿大,加拿大进不了去澳洲,去年我为儿子定机票时,从上海到澳洲每周三班飞机,班班满座,得提前几月订票,那时我更觉得自己选择作对了,这是二十年来方兴未艾的逃往潮,我自己错过了第一班机会,不能让儿子失去第二次机会。
   
   同事坦率表露了上海人的心态,揭示了上海浮华外表下的真实,也回答了我再见上海时的疑惑。无论上海的外观多么现代摩登,多么像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其内核依然是没有民主自由,被腐败的蠹虫蛀空的社会;哪怕上海人身住上百平方米的房子,怀揣百万元的钱币,仍然清楚自己生活的社会,陷在人心丧尽没有未来的绝望中,最佳的选择就是“胜利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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