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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四十周年祭

   ——关于“人民文革”
   
    “人民文革”论和它的困境
   
    在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之际,文革史研究专家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 年第一期发表长文,修正他十年前提出的文革中存在一条“人民线索”的思路,旗子鲜明地提出“人民文革”的论断,并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详尽分析。

   
   所谓“人民文革”,是从毛泽东主导的官方文革中梳理出来的,也就是当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批领导人,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利用红卫兵和各类造反组织搞乱全国时,也有一批在文革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各级官僚歧视迫害的群体,也趁乱而起,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他们的言行不仅超越官方文革的框架,还和官方文革背离甚至对立。
   
   追溯起来,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有人提出“人民文革”的观点,只是并未得到海内外文革研究者的重视。究其原因,在分析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时,大多数研究者都以红卫兵为主线,围绕着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引发的全国性或各省市的大事件展开,而“人民文革”主要出现在在职员工的造反行动中,刘国凯能够敏锐地提出这个命题,也可能与他当时是一个青年工人的经历有关;其次,人们认证和铭记文革的迫害和灾难,是从刘少奇到老舍、傅雷到普通受难者的一个个案例开始的,相比之下,至今缺乏足够的个案和事例佐证和支撑“人民文革”论。所以要完善和充实“人民文革”论,使它更具深入人心的说服力,还需大量记录当年怀着朴素的“反官僚、反迫害”“争民主、争人权”的意识起来造反的人和事。
   
   “人民文革”的典型“红工司”
   
   事实上,“人民文革”的存在远胜于理论研究者的踌躇,就拿当年上海仅次于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二大工人群众组织红工司(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最初称上海临时工造反总司令部)为例,他们有四十万之众,参加者都是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当年,临时工不是各单位的正式职工,外包工和合同工不隶属于任何单位,这些工人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却不能享受工人应有的医疗保障等福利,外包工和合同工还要受中间环节的剥削,他们中的有些人兜里揣着“袋袋户口”,属于上海的“临时公民”,也就是下放外地或农村的上海人被赶回来又报不进上海户口。在各种政治歧视和经济压榨下,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们得不到做人尊严,对政府产生强烈的不满和怨恨,内心充满了反抗的情绪,如果不是中共对老百姓的严密控制,他们早就发扬“解放前”上海工人的斗争传统闹罢工了。是意外出现的文革大动乱,给了他们千载难逢的一个反抗契机。
   
   所以,“红工司”的造反目的始终与众不同,他们既没有像早期的红卫兵怀着所谓的理想和激情为毛泽东主导的官方文革打冲锋,也没有后期工总司之类的组织参与争夺各省市权利的野心,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推倒一切加在临时工、外包公、合同工身上的歧视,争取生存权和最基本的人权,虽然他们也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并把临时工们遭受的不平等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尽管“红工司”的造反行动比较单纯,也很少过激行动,却最不见容于毛泽东主导的官方文革,因为这种纯粹维权和追求经济利益的造反,非但不是官方文革可资利用的力量,还逸出官方文革圈定的运动轨道。中央文革明白,类似的造反一旦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使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利用文革异化出争取人权的运动,最终难免把矛头指向整个中共政权。所以,即使在一九六七年初最混乱的时候,中央文革都不忘发出“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的指示。
   
   在反“经济主义妖风”的口号下,“红工司”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再加出现了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总部”,更犯了中央文革“不准成立跨省市造反组织”的大忌,立即强令解散“红工司”,使“红工司”只存在100天,而其它造反队、红卫兵都是在几年中逐渐淡出消亡的,可见官方文革对“人民文革”的敏感。
   
   基层单位广泛的“人民文革”
   
   较之“红工司”这样具有“人民文革”倾向的全市性造反组织,“人民文革” 更广泛更普遍地出现在各基层单位内部的造反运动中。
   
   文革前夕的中国,经过中共十七年的铁碗统治和洗脑驯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空前稳固,形成一个大金字塔,而每个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党员、团干部、团员,也形成一个小金字塔,“入党做官论”“驯服工具论”植入人心,像雷锋那样做党的螺丝钉成为主流,每个人都无条件地跟着国家机器运转。在如此顽固僵化的体制下,各单位必然官僚主义盛行,溜须拍马成风,而那些独具个性喜欢提意见的人,就难免被淘汰出局,成了体制的边缘人和落后分子,不仅吃不上任何好果子,还得遭受各种排挤打击。
   
   文革给这些落后分子提供了舞台,尤其是出身成分过硬的人,他们纷纷揭竿而起,成为各单位造反派的主力。
   
   这些文革前受压者的造反特点是,扛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把本单位本部门领导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拉上审判台,并以自己受歧视迫害的事实作为武器,清算官僚主义领导的错误。虽然难免个人恩怨的报复色彩,却是对中共官僚专制弊政的反击,包含了追求平等尊严的人权意识。而各单位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生“抢档案”行为,反映了民众对中共反人性的档案制度的深恶痛绝,极大地冲击了中共的管理体制,为“人民文革”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两次清算导致“人民文革”失语
   
   既然“人民文革”普遍存在于基础单位,那么文革后,人们读到铺天盖地的各种受害者的控诉文字,甚至当年参与造反的红卫兵作家,毫无忏悔地反复张扬文革时期的“理想主义精神”,为什么唯独罕见“人民文革”参与者的回忆和记录,以致刘国凯慨叹自己的“人民文革”论是空谷足音。
   
   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大概有二:
   
   首先,局限于各单位的“人民文革”,虽有同行业间的交流串联,却没有统一的模式,更少跨行业或全市性的组织和声势,对比各种全国或全省、市性的大事件,显得毫不起眼,事后不容易进入文革研究者的视野,而中共主导的舆论一律的文革研究,又限制了人们思索挖掘探讨“人民文革”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中共先后两次清算“人民文革”参与者,扼杀了他们直言真相的勇气,导致他们事后差不多集体噤声。第一次发生在毛泽东清洗了刘少奇的人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派军代表进驻各单位,先是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然后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委会,一切摆平了,就开始对造反派实施清算。“红工司”的头头和各单位的大多数造反派头头都难以逃脱,有些人又在接下来的“一打三反”“清队(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重点打击,那些参与“人民文革”的造反派被打得一蹶不振,许多人不无上当受骗的委屈,毕竟他们是相应毛主席的号召参与造反的啊!
   
   不料,邓小平上台后又以打击文革中参与“打砸抢”者为由,开展清算各单位的造反派的运动。本来除了抢档案,“打”和“砸”多数是红卫兵在社会上的破坏行为,但十年后除了几个全国著名的红卫兵头头,当年的红卫兵们早已离开学校,他们当年的行为查不胜查,只能不了了之。而各单位的造反派却依然在原处工作,那些平反回潮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可以逮住他们报复性地大肆整肃,并再次把他们打入另册,使他们第二次遭受政治业务双重歧视。
   
   一年多甚至几个月的短暂造反,引来两次长时间的各种清算和迫害,沉重地打击了投身“人民文革”的造反者的身心,尤其是文革后对造反派不分皂白的妖魔化,使造反派在后辈眼中成了凶神恶煞,为了自保,他们掩盖自己当年的“劣迹”都唯恐不及,哪里敢引火烧身地揭示当年的真相?
   
   谁怕第二次文革?
   
   从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对“人民文革”的警惕、排斥和第一次清算,到邓小平对“人民文革”恨之入骨地第二次清算、整肃、打击,显示“人民文革”击中了中共的要害。“红工司”之类的造反,可能是中共执政后唯一一次“合法”的工人运动,各单位的造反则第一次冲击了中共固若金汤基层组织,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高官的历史和各种腐败丑闻可以写进大字报贴在街头,更是复辟回潮的旧官僚永远的噩梦,难怪八九民运兴起时,邓小平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允许出现第二次文革。把八九民运比作文革,本身就是移花接木地栽赃,也是中共在文革后的惯用手法,把文革中受害的百姓与受难的中共高官捆绑在一起,利用文革受害者的恐惧心理,使不明真相的民众闻“文革”丧胆。
   
   有鉴于此,刘国凯提出“人民文革”论,不仅是对文革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述,也有非常实际的现实意义。时下的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临时工、外包公、合同工已成为受雇的主要形式,其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比文革时加入“红工司”造反的临时工、外包公、合同工们的遭遇更惨;而包括医院大学研究院所等学术单位在内的国营单位的官僚主义现状,更是比文革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现实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客观上就是在酝酿第二次“人民文革”。
   
   中共一方面害怕人们研究文革,力图使人们忘记文革,一方面又坚决拒绝群众的民主诉求,并用高压来积蓄民间的反抗力量,这不是在实际上为第二次“人民文革”作准备吗?
   
   原载香港《争鸣》二00六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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