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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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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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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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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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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来源:观察
    我们都置身于一普遍道德律之下,且每个人都是由一个上帝赋予的核心所构成,而这核心就是我们在这道德律前有“拥有权利的权利”的终极基础。……所有人和文化都置身于一个非由人建构、也不能由人解构的普遍“更高权威”之下,所以无论是不同国家的不公义法律、任何文化的不公义习俗或任何宗教的不公义实践,只要它们容许或倡导对人格核心的侵犯,人们就可以尝试改变它们。
   ——斯戴克豪斯1
   

一个社会的成败首先是基本价值的成败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大都盼望能够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处境。但是,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实现,绝对不能依靠暴力和谎言。暴力和谎言可以维持暂时的稳定,却不能让统治者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让社会各阶层产生牢固的共识。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赖于一整套深入人心、历久弥新的基本价值、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而这一切又缘于宗教信仰。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婴儿,那么基督教就是他的子宫,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思想家艾伦•布卢姆指出的那样:“一切与价值有关的事情都是源自宗教。人们无需探究别的东西,因为基督教是我们的历史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2
   每一种政治制度必然依托于某种基本价值。政治制度的成功,是由基本价值的成功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失败,也是始于基本价值的失败。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为何成为赢家,苏联为何成为输家?苏联的国土比美国更加广袤,苏联的资源比美国更加丰富,苏联的飞机、坦克、导弹、潜艇的数量和太空技术等领域一度领先于美国,为何苏联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连苏联统治者和西方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没有料到?曾经在里根时代出任美国教育部部长、深受里根器重的学者威廉•J•本内特,撰写了一部重要的保守主义视野的美国历史著作《美国通史》,在这本书中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
   细节之一:一九八三年三月,里根总统在“全国福音派协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警告宗教界不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道德平衡”,而应该“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里根第一次使用“邪恶帝国”这个词语形容以无神论治国的苏联,他认为冷战不仅是一场社会制度的竞争,更是一场道德之战、信仰之战,是善与恶的对决。3 “邪恶帝国”这个词语他只使用了一次,此后被无数次引用和广泛传播。夏兰斯基——一位保守主义的犹太思想家,后来当过以色列的内阁部长,他的《民主论: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力量》一书是小布什的枕边书,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国家政策深远——当时正被苏联当局扣为人质,关押在监狱中。夏兰斯基从苏联报纸上的一篇批判里根的文章发现了“邪恶帝国”这个词语,立即激动万分地用监狱密码在下水管道上向其他难友敲了出来。有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说:“一个真理词汇就能感动世界。” “邪恶帝国”这个真理的词汇不仅感动了世界,而且彻底震动与改变了世界。
   细节之二:一九八八年五月,里根总统访问莫斯科,站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乔治大厅,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对媒体发表讲话。在沙皇的黄金、水晶饰物、绚丽的挂毯以及圣徒们的画像中间,里根稳重地看着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说:“上帝保佑你。”七十年来,首次有人在这个地方大声地说出上帝的名字。4 共产革命以来,在这个国家,有数十万神职人员和信徒被处死,无数的教堂被摧毁。波兰记者、作家卡普钦斯基发现,少数教堂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被改造成“无神论博物馆”或“反宗教教育中心”,“这些展览场地全都经过精心安排,而且是出自最高阶层批准的一种设计。若是你在帝国时期来过这里游历,参观无神论博物馆更是严格规定、必要的行程之一”。5 然而,就在这个国家权力的核心地带,里根毫无顾忌地大声说出了“上帝”这个词语,苏联十二个时区的每个公民都能听到。一些听到这句话的苏联领导“霎时脸变白了”。一个苏联外交官回忆道:“共产主义无神论大厦在我们眼前受到了攻击。”
   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外部的压力或内部的叛徒,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败,更是基本价值的迷失和瓦解。苏联共产党以无神论治国,相信少部分人可以左右大部分人的命运,即由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精英阶层引导群体社会成员,创建一个没有上帝的乌托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一部分人或一个阶级的牺牲是可以容许的。然而,在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之后,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遭到了惨败。最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收入了苏联改革的实施者、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多篇文章。其中,纽约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史蒂文•科恩分析了当时苏联共产党一千九百万党员的心态,他们早已不相信画饼充饥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来看,与未入党的苏联公民没有什么区别”。6 与其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和党的教条,还不如说信仰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当苏共被解散的时候,居然连一个站出来保卫它的人都找不出来。
   早在一九七六年,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便撰写了一本研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犬儒主义的著作,他在书中描述了这样一名苏共少壮派官员: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又对自己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与此同时,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善于说谎而得意。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典型。党也清楚地知道党员们的这种心态,但党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信仰者,而只能满足于拥有这样一帮贪婪的分赃者。对此,史密斯总结说:“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苏共以为这样便可以长治久安,没有想到灭亡就在眼前。
   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苏联惊人地相似。经过毛时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运动和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之后,中国成为一处基本价值缺席、道德伦理崩解的废墟,一个是非、善恶、真假、美丑混淆乃至颠倒的社会,用作家贾平凹的话来说是“废都”,用摇滚歌手何勇的话来说是“垃圾场”。最近,电视连续剧《蜗居》热播,博客作者陈泰然在一篇题为《除了钱,我们的底线在哪里?》的评论中说:“我们很久不谈‘理想’了吧?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犬儒主义社会中,几乎所有与金钱无关的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美好东西(比如道德、理想、价值观、人生观)都会被认为是最虚伪最恶心的东西。即便是重谈‘理想’时,我们的答案也多是‘赚很多的钱!’”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是什么?陈泰然认为:“中国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到了中国都会被强大的中国文化改造成‘四不像’,中国人不真正信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只是把有用的拿过来,稍加改造,变成自己谋利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信仰就更直接了——就是人民币。”
   在今天的中国,街头躺着车祸的伤者无人愿意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客车上几十名乘客坐视歹徒奸污少女而沉默不语,船主拒绝救助因抢救孩子而即将被河水卷走的大学生并宣称“我们只捞尸体”……这不是一个点正常的社会。但在笼统地批判社会大众之先,我们必须指出,党或者说权力,才是价值的破坏者和无价值的社会的始作俑者。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分析说:“文革和改革时代破坏了意识形态的尊严,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能给予党以合法性,并且把整个制度凝聚起来。党员中绝大多数是没有理想的投机分子,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的人民不尊敬他们。”7 在今天的中国,道德底线变成道德高线:云南省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被捕之后宣称:“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于是,“温腐”成为网络上的“热词”,估计以后有可能收入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源》。官员的无耻并不让我吃惊,比赵仕永更无耻的官员还有很多——比如前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被处死前夕给高层写信,要求保全性命,“废物利用”,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作反腐教育之“活教材”;真正让我吃惊的是,普通百姓对“温腐”这种说法有相当的同情与理解,这表明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对官员的信心、对人性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全都降低到低得不能再低的地步。人们讨论到腐败现象候,常常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办法,如果我当官,我也会腐败。”这种对腐败和罪恶的“宽容”心态,正是腐败和罪恶滋生的温床。而人心的败坏比制度的败坏更加难以挽回。
    

权力催生的“传统文化热”能够支撑起“大国崛起”吗?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转折点。天安门的枪声之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像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遗留下巨大的价值真空和信仰真空。当局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何填补这一真空呢?如何让这种填补不与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发生冲突呢?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官方的主要策略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掀起传统文化的热潮,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由“大公无私”、“输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转型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者,并以此重新树立正在消逝的统治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支点。
   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富于争议的概念。传统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那么,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学在此后一千多年里成为官学,成为主流的价值体系,儒家当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晚清改革家谭嗣同认为,中国是“百代皆行秦政”,所谓“儒表法里”,讲求严刑苛政和帝王权术的法家思想是中国政治的主宰,所以传统文化少不了法家。当代学者陈鼓应提出道家是传统文化的主流,鲁迅也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比士大夫多得多的老百姓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来生活。而在中国民间还有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那就是中土化了的佛教。中国的佛教剥离了原始佛教中“怒目金刚”、“舍身饲虎”的精神,既为上层阶级提供一种精巧的心灵按摩,也为下层阶级提供一种来世转运的梦想。当然,除了儒、法、道、释之外,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西方的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成为近代传统之一部分;而与之对峙另一脉络——基督教信仰及其价值系统,尤其是一八零七年马礼逊入华两百年来在中国扎根、发芽、成长、壮大的新教精神,也构成了中国近代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是鲜活的、动态的,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传统文化并不是要被全盘打倒和否定的,其中也有可能实现现代转化的、符合普世价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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