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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文革诗人的激情诗旅和精神蜕变

王藏:一位老文革诗人的激情诗旅和精神蜕变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当一个时代沦落的时候,个体生命的价值就被完全忽略了,活生生的人只能成为呆板的豪无生气的物质的“祖国的螺丝钉”和“国家机器的工具”——暴政的牺牲品。

   
   
   作者 : 王藏,
   
   
   發表時間:12/28/2009
   

缘起


   
   时任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工会主席的王钟啸先生,临近退休的年月,整理了厚厚一匝诗稿,即将付梓成书。当钟啸先生将这些诗稿给我、要我提点意见或写篇评论附在诗集里的时候,作为晚辈后学的我为他感到欣慰。欣慰的理由有四:一是钟啸先生一辈子的精神文化产品终于结晶了;二是同为热爱文学热爱创作的人,自己的朋友要出书了,无疑值得庆幸;三是钟啸先生到了耳顺之年,仍对文学创作抱有理想。更为重要的是,他漫长的“红色一生”,至少还播种有一片生命的绿色。通过大片红色和小块绿色的强烈对比,我深刻体会到了红色的恶劣、张狂和绿色的顽强、珍贵。
   
   看着钟啸先生这么多由无数陈旧凌乱的稿纸移到A4纸上的诗作,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在那段阶级斗争的激情岁月里狂热地燃烧;看到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身影,在艰辛的劳动建设中用嘹亮的歌声抒发着从未冷却的“豪情壮志”。在燃烧和抒发中,一个时代的灰白面容和沧桑悲剧由此得以见证,一个时代的精神境遇也由此得以裸露。
   
   钟啸先生是位好人,对诗歌文学有着毫无保留的赤诚,对生活工作有着毫无保留的投入,对人处事也有着毫无保留的热心。正是因此真性情,使我在读了他用心整理的诗稿后,觉得有必要写下我的读后感,也当作我对他的一次感恩。
   

读诗先读人


   
   我与师长钟啸先生萍水相逢、相识相知三年多。三年前,我与师长张嘉谚先生一道去他的办公室拜访,初次见面,我就被钟啸先生热情豪爽的性情感染,我们如同故人重逢,围绕着文学和人生话题聊了起来。嘉谚先生和他是老同学,他们二人当时在学校大有名气,一个被称为“文豪”,一个被称为“诗人”。后来一个坚守文学创作至今成了独立学人精英,一个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当上了国有企业领导,二十多年不创作但仍对文学留有热情。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见面,我与钟啸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我,没有工作,仅仅怀揣着一个文学梦,就离开云南故土在国内四处流浪游走,寻师访友。钟啸先生出于长者对晚生的关爱,也是出于一位文学前辈对文学青年的扶持,他在我们聊天时更多谈到了我的家庭状况及个人生存问题,并承诺要尽最大努力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希望能为我将来更大的发展铺垫一个基础。
   
   在沉重的就业压力下和生存困境中,我的感动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这样的承诺出自一位刚见面的陌生人之口,且是无私的承诺,没有利益的权衡。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不单是一个善意的承诺,通过钟啸先生的苦苦努力争取,一年后,这个承诺最终成为了现实,我得以进入钟啸先生工作的单位上班,开始了我人生新的旅程。两年后,我选择辞职自由撰稿,钟啸先生也表示了理解。
   
   有德有才,能吃苦耐劳,这是我留给钟啸先生的最初印象,他也直言不讳地和我谈到,他一生中帮助过很多人,正是看到我是这样一个农村孩子,他才不计任何得失不惜任何代价为我的工作问题费尽心力,一些人就是给好处托他解决自己孩子或亲戚的工作问题他都没有答应。
   
   通过往后在一起的工作和相处,我深知钟啸先生十分看重一个人的品质,同时很看重一个人的责任心。对于我,生活工作中的点滴,他都一如既往不辞劳苦地给予我批评指导。这从中透露出他对自己做人的一个高要求,对生活和人生的严谨和热爱。人生能如此,无论写作与否,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会让人敬重的。
   

在文革中,在建筑工地上


   
   文革,无可辩驳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惨烈的大浩劫。当时整个中国的民众,几乎都在阶级斗争中激情荡漾,所有的歌都是“东方红”无不是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有的舞都是“忠字舞”无不是为“敬爱的党妈妈”跳,所有的戏都是“样板戏”无不是表现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人人“划清阶级界限”,个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时是“伟光正”的教导,处处是“假大空”的话语,丰富多彩的生活被迫成为单一的“革命战斗”,一个时代留下了无数虚妄的抒情和叙事。
   
   钟啸先生和大多数单纯的中国人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统统跟着毛主席的指示做事,跟着毛主席的声音发声,不得有所偏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通过几代人的整体记忆、后来不断揭露出的文革史料和当今国人的反思,文革绝不是当时所宣称的“伟大的运动”,而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深渊、精神桎梏和心灵荒原,这已成定论。通过时代读诗歌,通过诗歌读时代,知此,我们来看钟啸先生的大多数诗作,就能真切感受到真实的文革语境和文革时代的精神肖像。
   
   钟啸先生诗集取名《激情的浪花》是合适的,他在风华正茂时期一腔热血都撒给了“革命事业”,确实成为一朵“激情的浪花”,为“社会主义建设”倾尽全力,为“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诗集中的几个专辑《祖国啊母亲》、《我向全球放声歌》、《广阔天地,青春无悔》、《苗岭飞彩虹》、《乌蒙深处是我家》中近百首诗歌,行行诗句都充满着一代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这种豪情是作者当时真实的心声,豪情之中的生活也是真实的。
   
   铁建工人志气大,
   
   一双铁脚走天涯。
   
   战罢水濂战水钢,
   
   荒山脚下安新家。
   
   这几句听钟啸先生说写出后,在当时的工地上被建筑工人们广为传唱,至今在建工集团工作的老工人们,每当回首往昔,还时不时提起这几句诗。尽管修路建桥热火朝天,尽管披荆斩棘满身是汗,尽管居无定所搭工棚睡地铺,可受“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驱使”,仍旧马不停蹄,废寝忘食也要抒情言志。
   
   
   
   毛主席像正面贴,
   
   鲜红对联两边挂。
   
   还有一个小园地,
   
   斗私批修都用它。
   
   
   
   在“早请示晚汇报”的荒诞的精神奴役下,上面四句话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模样。钟啸先生身处普遍的精神绝境之中,当然只能以此自然流淌出对这种生活的热情颂赞,即便天天的生活都如此,但天天的热情都不减。整个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就在“伟光正”的阴霾下纷纷忙碌于永无休止的“斗私批修”。
   
   钟啸先生在“湘黔铁路大会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志气”一直大,写下了无数的“颂歌”,这些颂歌“一头套住苗岭山/一头紧接中南海”(《我修铁路进山来》,1971年)——
   
   倾耳,聆听祖国战斗捷报,
   
   舒目,始见大地江山多娇;
   
   俯首,笑瞰江水欢歌奔腾,
   
   抬头,喜迎蓝天红日高照。
   
   (《重安江大桥》,1972年)
   
   呵,毛主席一声号召,
   
   掀起了铁路会战高潮。
   
   苗家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啊,
   
   红太阳光辉把苗岭普照。
   
   (《苗岭飞彩虹》,1972年)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把山涧雄伟的画卷照耀。
   
   听吧——
   
   风枪呜呜,钻机突突!
   
   七三年的春天,
   
   又吹响了战斗的进军号。
   
   (《山涧迎春曲》,1973年)
   
   铁建工人好气派,
   
   健步等上赛诗台。
   
   诗潮滚滚胜长江,
   
   放歌伟大的新时代!
   
   (《歌声飞向中南海》,1975年)
   
   战友啊,你可知道,
   
   此刻,我的青春和激情都在燃烧。
   
   昨天,我们用红心、热血和汗水,
   
   把湘江和苗岭紧系彩带一条。
   
   而今天啊,我又将奔赴新的工地,
   
   为祖国的备战去把汗珠抛!
   
   (《战友啊,你可知道》,1978年)
   
   璀璨的晨曦迎来了祖国又一个黎明,
   
   如火的云霞燃烧起我们壮丽的青春。
   
   呵!金翼鼓动,升起来了,八九点钟的太阳,
   
   带着青年的理想,怀抱无尽的热能。
   
   望长空,秋高气爽,朝霞似锦;
   
   看大地,红旗翻滚,鲜花如云……
   
   (《新长征在召唤》,1979年)
   
   我们飞向山沟,为四化建设基地,
   
   我们翔往城市,给人民酿造幸福。
   
   可蜜汁太少,多少人家还嗷嗷待哺,
   
   快些酿吧,把甜蜜送给千家万户。
   
   (《蜜蜂与建工》,1983年)
   
   不用再列举,钟啸先生就是这样把他的青春和激情燃烧,在不断奔赴新工地的“战斗途中”如他诗句所写用“红心、热血和汗珠”不断“为祖国的战备去把汗珠抛”。
   
   钟啸先生说他最喜欢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歌,他说自己的写作受过他们的影响,这是肯定的。钟啸先生还说他也很喜欢普希金和泰戈尔的诗歌,他还时时和我提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飞鸟集》。我记得他在我面前背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不要悲伤”时的神情姿态,略显无奈忧郁,与背诵《回延安》时的激情四溢迥然不同。
   
   那个年代的人们能读到的诗歌基本上就是贺敬之和郭小川的作品,能流传的也只能是如他们之类的作品。只因他们的作品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描绘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高度赞扬延安精神和雷锋精神”,所有的作品都是“毕生为祖国和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忠诚战士的心灵中发出来的歌”——用官方主流话语统一的这些说法去套钟啸先生的“战歌”,也是完全可以的。
   
   主流话语权威的导演操控下,真实的人民的血泪和痛苦是绝对不能书写的,也是不能关注的,知识分子们如果越雷池一步,那只会有“牛鬼蛇神”般的悲惨待遇。无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是“祖国的未来——红卫兵和知青们”,都只能跟着毛老人家的“金科玉律”吃喝住行说唱拉撒——当诗歌不再见证苦难不再渴望自由之美而沦为空壳口号为专制极权政治服务之时,一个时代也就彻底沦落而无法自拔了。当一个时代沦落的时候,个体生命的价值就被完全忽略了,活生生的人只能成为呆板的豪无生气的物质的“祖国的螺丝钉”和“国家机器的工具”——暴政的牺牲品。
   
   我这么说不是全盘否定钟啸先生用“真实的”心血浇灌的人生青春,而是对那个时代的精神境遇作出我个人的表态——如此千篇一律的红色情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终究只会被历史唾弃,只有作为“反面教材”的价值。我在想我要是生在那个年代,大有可能摆脱不了同样的精神桎梏,甚至会是一名无恶不作无所无为的红卫兵,干下无数惨无人道的缺德事——而钟啸先生在文革中,据他自述和他朋友、同事的见证,他几乎是没有因为自己要干什么事而整过人害过人的,他就一直这么平凡的生活着,表达着——在那个价值观颠倒的疯狂年代,能做到这份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文革的罪恶,是每一个参与过文革的人都无法抹杀和回避的,也是需要谨记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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