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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不要把我逼成楊佳》


   
   談談《不要把我逼成楊佳》

   
   

   ● 王 藏

   
   血淚,情緒,思想,精神,夢想……愛恨情仇,是非恩怨,喜怒哀樂,酸甜苦辣,悲戀傷痛等等,我的一切幾乎都融化在詩歌裏了,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但有時詩人也要借助詩歌之外的文學體裁表達一些隨感。下面就《不要把我逼成楊佳》一組詩發表後的反響及有關價值導向談談。
   
   
   感激聲援:當我們都站出來為他人說話時,屆時也會有人為自己說話

   
   《不要把我逼成楊佳》(組詩)在非法羈押中成詩於《自由聖火》發表後,引來諸多來信、交流和轉載,也引來國保憤怒、強烈的一大腳,隨後引來海內外友人紛紛聲援、抗議。
   
   可以說,此組詩是我寫詩至今反響最為迅速濃烈的一組,除了一些“紅色憤青網蟲”習慣性的辱駡詆毀和“有關方面朋友”的威脅恐嚇外,幾乎都是十分之十的擊掌叫好。我想大概不是主要由於此詩突破“政治禁區”的無所畏懼吧(我多年來在創作時心態上一直是有什麼說什麼的)——而是對正義感和自由精神的強烈共鳴,民怨沸騰壓抑久矣。
   
   在我受到國保非法非禮對待之中和之後,貴州的人權捍衛者們首先給予了密切的關注支持;《自由亞洲電臺》的某位女記者(對不起暫時記不起名字了)打進電話,因我剛進派出所接通不久就被迫關閉電話;被監控在家時《博訊》記者韓潔女士對我進行採訪給予了及時報導;《自由聖火》也及時發表了相關報導和友人的聲援;《關注中國中心》、《西藏論壇》、《參與》等網站及很多友人空間博客隨即轉載了相關報導;遠在地中海畔的黃河清先生口占佳句以表鼓勵並來信殷切關懷;剛出獄不久的嚴正學先生伊妹漂亮賀卡給我還致電黃君河清詢問我電話;同時受非法非禮對待的申有連先生也賦詩表示抗議;熱血男兒楚狂鴻雁寄詩以安答之情肝膽相照;吳玉琴大姐大義凜然寫詩評,並攜手廖雙元莫建剛申有連等大量友人呐喊“不要把我們逼成楊佳”;紅顏知己格桑梅朵失眠流淚為我祈禱祝福;詩友川歌先生來短信提醒我整理詩稿傳他以防心血丟失;新入獨立筆會的友人宣昶瑋先生來信說與我在一起,民間多位詩人和體制內多位友人也對暴行表示嚴峻抗議,筆會老友檳郎先生叫我多保重,聽友人轉告滕彪先生、艾未未先生等好漢為我推特了一把……
   
   身陷暴力屈辱和堅硬囹圄之中的人,都能深切體會到他人關注聲援的無比珍貴——對道義的爭取得到了道義的回應。
   
   在這苦難深如東海、重如泰山的中國,我的付出和遭遇比起很多人的付出和遭遇,可說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自身,不能因為微不足道,就放棄了理所當然的正義抗爭——當有一點思想能力和話語權力的知識人都對暴行無動於衷和“寬宏大量”的話,可想而知,無數的沒有掌握話語權力的弱勢苦民更要遭受不計其數不堪忍受的暴行了。那無數的暴行,暴行下無數人士,很多聲援的呼聲去不到他們的耳朵裏——可我們可以對自己所知道的每次暴行,整體罪惡,給予嚴正的抗議和譴責,以此連鎖反應形成抗衡力量,這樣每個人都能不斷少受一點苦,少遭一點罪,以至終能保留信心和能量共同挑戰精神專制和現實行為的暴虐。
   
   
   有關“人人”和“做貫”,“憤世嫉俗”的“實用”

   
   詩歌的憤世嫉俗張揚的是一種精神,不是“實用的”
   
   藝術始終是一種非實用哲學,它的價值多在於藝術家們在歷史和現實的境遇之中對人類危機和前途的敏感的反思和透視,並把所有感悟體驗上升為一種華彩的哲理和浪漫的詩意,那哲理和詩意構築的精神家園,是人類光明和希望的見證。真正的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不可能無視現實的苦難和罪惡,不可能不醞釀和張揚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和美感,為大千世界中卑微如同蘆葦也如同螞蟻的人類加油鼓勁,以此訴說對黎明和曙光的理想和信念,以此引導人們的精神向上,心靈自由——為著人生的美麗榮光,再脆弱無力的人,也只有堅強地為著明天的希望勇敢無畏地邁進,就算身處萬丈深淵,就算肉體的生命粉身碎骨——曙光與理想同在,黎明與努力同在。
   
   再者,詩歌本身就是社會變革的晴雨錶,詩人因此可以說是人類歷史前進的預言者,鼓吹者,引領者,一個時代精神境遇的擔當者。當詩人的聲音化為作品承載起歷史使命和精神高度之時,其中的光芒必會穿破鐵幕,深入人心,以此影響和鼓舞人們的社會認知和社會行為。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黑暗時代,此國的人民如果是大面積沉默溫順或是萎靡不振,這個黑暗時代必定是漫長墮落的,相反一個黑暗時代的人民如果面對罪惡還能表現出應有的呐喊和抗爭,那麼這個時代就算再沉淪也會不斷獲得生的轉機,重現希望。滴水匯成江海,星火燃遍荒原。
   
   因此我認為:我們時代的很多人,不是不夠善良,而是不夠陽剛;不是不夠溫柔,而是不夠義憤。面對罪惡,更多需要的是大無畏的勇氣和憤世嫉俗,面對苦難,更多需要的是身體力行的擔當和抗爭,否則,罪惡只會更罪惡,苦難只會持續苦難——也可這麼表達,每一聲呐喊和反抗既是務虛的,又是務實的,既張揚時代精神,又解決實際問題。我們需要埋頭一件一件做實事,更需要打開天窗說亮話,讓所做之事不再籠罩在陰影之下。我們做的事不是不夠多,而是不夠力量,不夠效果,我們說的話不是不夠多,而是不夠精神,不夠響亮。
   
   關於“人人”
   
   《再議楊佳精神》一詩中有這樣的句子:六十多年來/人人都以做暴君為榮做幫兇走狗為榮/人人都以做男子漢大丈夫做英雄豪傑為恥。
   
   我完全同意當代真正學人一直對那種“不負責任的極端自我仇視胡亂指責的全稱判斷”式的批判——當今很多“五四青年”和“假洋鬼子”們的文章經常可以找出這般文革式的無良,曾經不是有“五四精神的繼承人”“魯迅的門徒”“大陸的李敖”這般“憤世嫉俗”:這個拒絕神的民族已經墮落了五千年……師友們不認為“人人”都這樣,我同樣不會認為“每一個中國人”都這樣——謝天謝地這樣的“失誤”沒有出現在文章中,而是出現在詩句中,否則,我的罪過可背大了啊。在此,我也向部分讀者朋友做一個簡單交代。
   
   如果有朋友對“人人”用辭誤解,那我的 “辯解”是:詩歌不同於散文論文,詩歌中的極端和憤慨情緒與誇張手法是正常的,只要情真意切,一些用辭不必當真。有時憤慨起來我們不也會這麼說“中國的老百姓活得跟牲畜一般,牲畜不如”,我們內心譴責的是使人民做牛做馬的政治體制,而並不是有意要貶損包括父母和自己在內的百姓——意在凸顯被壓迫奴役的現狀。“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屈原先生表達的是一種高潔情操,並不是要貶斥楚國人民以抬高自己——毛澤東才真正是視本國人民為糞土的“光輝典範”,紅衛兵才真正是胡亂橫蠻指責侮辱國人包括衣食父母的“傑出代表”——我想我們也不會因此種表達認為“每一個楚國人”都污濁和沉醉了吧,如要有明確的數量確認,也只是“大量的,普遍的”意思。
   
   關於“做貫”
   
   《再議楊佳精神》一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這是一個做貫了奴隸且不讓他人做人的時代。
   “做貫”的“筆誤”——“貫”應為“慣”。還有後面的幾處“貫”。我覺得有必要向讀者朋友解釋的還有“就算做貫了奴隸的板凳但不會做穩了奴隸的板凳”中的“做”字。
   
   對於此詩,當時雖說是在義憤情緒中一氣呵成的,但完稿之後我感覺這是我創作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片段”,因此還是反復斟酌了詩歌的用辭。關於“人人”,我的初衷是表達“被黨性取代了的人人”,指國家機器的幫兇們,並非指“全體國人”,也有暗指“大量國人”的意思,另也有從一種“憤慨情緒”中自我反省、剖析並刺痛的用意。而用“貫”呢,當時想著“貫”通“慣”,另“貫”還有“穿,連,通”的意思。而“做貫了奴隸的板凳”和“做穩了奴隸的板凳”我沒有用“坐貫”和“坐穩”是要表達這樣的意思:“做”,指的是壓迫者的主動行為,他們“做貫”(做習慣、做貫穿和做透頂)了板凳給人民坐,但不會把板凳做穩當了,一直做穩這樣的事情。如果用“坐”,通常人們習慣“坐穩”,指的就是被壓迫者的主動行為,主動去當奴隸——我這裏批判和諷刺鋒芒更多的是指向壓迫者。
   
   下筆得為千秋想。我以前發表的作品常有一些錯別字或不當用辭,多由思想的淩亂粗糙、治學不嚴謹造成,我當更用心學習,用心創作。
   
   
   有關 “暴力”和“非暴力”,“善”和“惡”,“生”和“死”,“君子”和“小人”

   
   暴力,還是非暴力——不可一概而論
   
   《獨立宣言》有要言道:“政府的組成是為了維護與發揚人民的基本人權,政府由人民選舉產生,人民有權監視政府,政府如果破壞人民的基本人權,人民有權推翻政府,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為了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推翻暴政的統治,我們人民光榮具有永遠和不可剝奪的反抗和革命的權利。” 在專制極權的環境中,在司法途徑不通的前提下,人民最終被迫採取暴力反抗強權暴力——前暴力非後暴力,而是正義的強制力體現。人民反抗強權和暴政的行為,是天然的正義,屬於正當防衛,屬於天賦人權。“非暴力”是普世價值,反抗強權的“暴力”也是普世價值。我們反對的,應該是共產主義偽革命式的大規模放辟邪侈的“專革人命”的血腥暴力,不應該是民主革命過程中的正義的適度的暴力。沒有哪個善良人會迷戀暴力,非暴力是每一個人的美好追求——但哪一個善良人也不應在人民被逼走投無路選擇“暴力反抗”時用“非暴力”大加批判、否定之。在人民被剝奪了赤裸裸的今天,非暴力和理性不要一直對受壓迫的底層弱勢草民講,最要緊是要對強權強勢者講,批判暴力的鋒芒也應多指向掌權者橫行無忌者——人民面對強權長期來夠非暴力了,夠理性了,近乎奴隸式的非暴力和理性。
   
   善,還是惡——公道自在人心
   
   人類歷史無不是善與惡抗衡的歷史,人性的光明和黑暗持續抗爭的歷史。當一種惡足夠強大時,就需要一種強大的善來抗衡,沒有強大的善,強大的惡是不會主動收斂的,只會瘋狂蔓延,直至世界是惡的天下。“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只有胸懷大愛的人,才能表達出大恨;對惡有大恨的時候,也是對善有大愛的時候——其實“大恨”是表象,“大愛”才是實質。一種軟弱的善(此“軟弱”多指無視罪惡苦難的沉默和無作為,不指有作為中的大悲憫、智慧和策略)往往導致對惡的妥協,某種程度的同流合污、助紂為虐,軟弱的善大多是自利自保的,從某種層面上說,這也是一種惡。對惡的妥協(此“妥協”多指無視惡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意味著對善的玷污,對善的屠殺。慈悲之心人皆有之,但慈悲之心不意味著對惡的忍受、縱容,而意味著對惡的對治和轉化,以至向善。降妖伏魔,懲惡揚善,無論在哪一種信仰,哪一種文化傳統中,都是一種絕對的價值。善的去天國,惡的下地獄。善的被肯定和弘揚,惡的被否定和唾棄。只有罪和惡受到正義的審判,良心的拷問,只有棄惡從善棄暗投明的努力,曾經的罪和惡才會得到受害人和善良人的寬恕——民族與民族之間任何時候都要與和為貴,人與人之間時時都要以慈、愛相待,相互寬容,但面對專制極權體制和罪惡滔天的暴徒及傷害良善、危機民主大業自由精神的言行,在其沒有受到良法和良知嚴懲、嚴正批評抗議的時候大談對其寬容和解,定是無良無德者的罪惡遊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放下屠刀始終作惡的,因果終有報,無論現世和未來。“罪有應得,惡有報應”,很簡單的道理,維繫著人類的善良願望和美好前景。世間不怕有罪有惡,怕的是世人是非不分善惡不明,怕的是罪惡被放縱,良善被壓制。對善良的追求,是人的天性。為正義和自由採取行動,是人的天然權力,是人良善和德行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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