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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北京篆刻大師王十川夫婦

1

   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北京,一位穿著十分“海外華僑”,上了点年纪的女人,走進了我們的小院子,説是要拜訪我的父親。原來,这位女客剛從美國飞到北京探亲,是来探她的妹妹和孩子们的。她自称卓太,退休前曾在聯合國工作,恰與我的叔叔同在中文翻譯科做事。其實,那一年我的叔叔已經去世了幾年,但叔叔生前曾與她提過我們這一家人生活在北京,還給了她我們的地址,於是,那一年她有機會囘北京,便找到了我們。

   卓太自己叫趙世平,有兩個妹妹---世燕,世琬,當時都住在北京。後來才知道,卓太的先生卓還來是抗日名將,燕京大學畢業後赴法國留學,並取得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卓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大約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人所殺害。可以想象,假若卓還來先生沒有犧牲在那場戰爭當中,他以後的前途將會是怎樣的輝煌啊。

   不久,卓太從當時的北平考上聯合國的翻譯職位,當大陸尚未易幟之前便遠赴美國,尚年幼的兩個孩子就托給了她的妹妹世燕代爲照顧。不過,很快地,中共掌握政權以後便與美國斷絕了外交關係,世燕自己還有兩個孩子,加上世平的兩個,雖然大姐世平時常輾轉從美國寄來一些補貼,但五十年代以後,令人越來越透不過氣的政治壓力,令趙世燕的生活一點也不輕鬆。

   順帶說一下趙世燕的前夫,他四十年代末已經隨國民黨去了臺灣,從此便沒有消息,算起來,趙世燕那時只有三十幾嵗,住在東城南竹竿胡同祖輩留下來的一所很規整的四合院,由她支撐着整個的家。文革初期,連四合院也保不住,整個大院被查封,只分配了一閒小屋給她暫住。

   一九七四年,尼克松訪華,簽訂了中美外交關係,大姐趙世平這才有機會從美國經香港囘到北京,也正是這一緣由,北京東城區政府趕緊在趙世平回來之前將四合院歸還給她們。

   就是説,二十五年之後,當卓太作爲美籍華人回到北京的時候,自然又住囘了那個四合院,然而此院非彼院,大部分的家具早被抄光,空蕩蕩的房子裏擺着幾件剛從市場上買回來的新家具,跟那寥落且不失典雅的大屋頗不相稱,卓太心裏一陣感慨。

   卓太在北京長大,說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那天在我家裏跟父母聊了一會便告辭了。北京人有個習慣,客人離開一定要送客,一般送到門口,有時送到胡同口,有時會送得更遠一些。卓太遠道從美國來,又是替死去的叔叔來拜訪我們,自然要送得遠一些,父母便派我送送卓太。

   出了門口,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卓太身量不高,講起話來優雅流暢,帶着那種三四十年代女大學生的口吻,令我聼起來有點陌生卻又非常舒暢,那個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人人講起話來都像要鬥爭什麼人一樣,而卓太那溫婉的語調立時令我倍感親切,於是便跟她聊起來。我當時二十幾嵗,不知前途如何,記得跟她聊的就是如何能去美國,和如何可以在美國立身等問題。卓太很耐心地跟我談,最後分手的時候,給我她在南竹竿胡同的地址,請我有時間的話,可以去作客。

    2

   大約一個禮拜後,我騎車找到了南竹竿胡同趙家,那是一個路南的大門,門前有三四個石級,斑駁的木門上有一對生了銹的六角形門環,大門緊閉着,但卻從兩門之間透出一指寬的縫隙。我把車鎖好,走上去拍了拍那門環,很快地便有人來應門了,我聽到裏面傳出來一個男子的聲音:“哪位啊?”我隔着大門報了姓名,門馬上打開了一扇,當我跨進那個半尺來高的門檻時,眼前的那個男人令我稍稍吃了一驚,他,只有一條腿,兩只木拐杖夾在兩腋之下,穿一身洗得很舊的藍中山裝,微笑着望着我:“找大阿姨是不是?她們都出門了。”看我有些不解的樣子,便解釋說:“大阿姨就是卓太。我聼她說起過你,來,跟我來。”、

   我這才擡頭打量了一下這個老舊的院子,破敗之中還能看得出當年是一所北京中上等人家的四合院,他把我領到院子的北房,北京人稱做堂屋,走進屋裏,卻覺裏面一片黑暗,等到眼睛適應了屋裏的光線,方才發現偌大的堂屋幾乎空空蕩蕩,只有一張簇新的書桌擺在靠窗有光線的地方,書桌上散亂地放着書和刻印用的石材跟幾把刻刀,他將雙拐並在一起靠在桌旁,一邊落坐在書桌後面的椅子上,一邊跟我說:“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叔吧。”接着,他便將我這個年輕的陌生女子當成老朋友一樣聊起來,一點都沒有戒備,這在當時人人互相懷疑的社會氣氛中,竟令我感到一種被信任的驚喜。“我這個人説話手不能閑着,我一邊刻石頭一邊跟你聊,行嗎?”王叔說。“行,您忙您的。”

    3

   就是從那一年起,我跟王叔成了忘年之交,當然他的太太趙世燕(我稱她趙姨),也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們雖然比我大一輩,但是我們談起話來,卻沒有我跟其他長輩相處的那種拘謹,談笑之中,好像我們是同輩的同學或朋友一般,我開始成了他們家的常客。

   那時沒有電話,傳呼電話也不是那麼方便,於是,我有空便去南竹竿胡同串門,大部分時間王叔總是在的,趙姨有時出去辦事,還有些時候他們家裏有親戚朋友來,王叔便替我介紹,慢慢地,我也認識了不少他們的親戚,包括趙姨兩個女兒,大阿姨的一子一女,還有三阿姨(世婉)的兩名子女,另外畫家王時雨是趙姨的遠房表弟(可惜八十年代英年早逝),也常有造訪。

   那個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王叔趙姨雖因大阿姨從美國回來一趟,搬囘了原來的四合院,但是,王叔的右派身份,加上趙姨前夫逃往臺灣這兩种説不清道不明白的歷史問題,令他們在街道居委會的眼中便是異類了。居委會或派出所不來找他們的麻煩,已經算是萬幸了。因此,他們的朋友來得並不多,我每次去他們家,都見王叔坐在那張新買的書桌後面(舊書桌抄走了),一手握石頭,一手持刀用心刻字。我既然去了,他就一邊刻字一邊跟我閒聊,他跟我說,你趙姨救了我一命,要不是她的鼓勵,我已經放棄了這門篆刻藝術。這樣的話,自我認識王叔以後,不只聽過一兩次了,每次他都懷着感恩的心告訴我。

   王叔和趙姨結識于文革之中,兩個人都是當年被掃地出門的所謂五類分子,王叔住在老君堂胡同,趙姨則住在隔一條街的南竹竿胡同,從當時派出所的行政劃分上,他們屬於同一個專政勞改隊,每天清早,他們都要拿着自家的掃帚到胡同裏清掃,王叔因爲只有一條腿,又拄着兩只拐,便被指派收集垃圾,趙姨跟別的掃街者將垃圾掃到一處之後,王叔便負責將那些落葉塵土集中倒入一個木箱。

   一來二去,王叔跟趙姨慢慢熟起來,也互相了解彼此的處境。王叔早在五七年時便被划成右派,再加上説不清的所謂歷史問題,儘管有三個孩子,髮妻還是毅然下堂求去,基於王叔的政治背景差,又是傷殘人,髮妻竟沒有留下一個孩子在王叔身邊,王叔就跟自己的老母親住着。

   而趙姨的丈夫早于一九四九年之前,便隨國民黨去了臺灣,此後全無消息,趙姨在北京獨自守着兩個女兒,後來聽説趙姨丈夫在臺灣又娶了二房太太,並叫人帶話來説是多年沒有聯係就算離婚了吧,趙姨聼之反而鬆下一口氣。

   再後來,兩岸開始走動起來,趙姨前夫有一年到北京,説是想見見趙姨,被趙姨一口回絕:有什麼好見的? 都這麼多年了,他也娶了我也嫁了,再見面有意思嗎?再説,他這麼多年沒有資助過我們母女一分錢(當年從臺灣匯錢到大陸是不可能,但很多人通過香港熟人朋友,還是可以匯錢到大陸的),他還有臉面見我們嗎?趙姨就是這樣一個性格鮮明的人,她平時臉上縂挂着笑容,見誰都笑,見誰都客氣的不得了,十分的謙和有禮,但是碰上她討厭的人,她也可以非常決絕,決不客氣。

   我認識他們的時候王叔趙姨剛結婚不久,他們跟我閒聊時說,他們雙方的子女都不同意他們倆結婚,其時,他們的子女大多已經成家住在別的地方,究竟是什麼原因不同意,因是人家的家事我不好打聽,只是聼王叔跟我說過,其中的一個成年子女竟揚言,如果你們敢結婚的話,就把這一條腿的瘸子推倒在地下,讓他永遠起不來。不過,這個揚言始終停止在揚言上,從來沒有兌現。不知是找不到時機,還是聞知王叔的大成拳而聞風喪膽?

   說起王叔的大成拳,那也是一絕,他自幼習拳,尤其精於大成拳。記得有一次在他們家,王叔說得興起,從書桌後面站起來,一足單立,然後扶着書桌站到離桌大約一米的地方,撇開拐杖,就那樣穩穩地站立,伸出兩只手,叫我試着推倒他,我有些猶豫,王叔就說別怕,來,使勁推我,使勁兒!我真的使勁了,兩只手推着他的手掌,用盡全身的力氣推他,但真的推不倒他。王叔便笑了,哈,推不倒吧?這就是大成拳,我運了氣的,別看我只有一條腿,兩條腿的人也推不倒我!

    4

   王叔只有一條腿,閒談中他也毫無顧忌地告訴了我是怎樣失去了那一條腿的。那是一九四九年,王叔二十六嵗,突然左膝患了骨結核,經協和醫院診斷後決定高位截肢,用王叔的話來説,進醫院的時候還是國民黨傅作義的天下,等出了院,就成了共產黨的天下了,一進一出,竟跨了兩個時代。也因此,王叔常以“獨步人”自稱。

   其實,王叔自己也覺與常人不同,他曾指着他的眼珠叫我注意觀察,果然,他的眼球外周竟是一圈灰藍色的光圈。王叔說他晚上不開燈都能看見,連趙姨都在一旁打趣:是啊,一到晚上你王叔眼睛就變綠了,跟狼似的。他們兩夫妻時常開玩笑,從不把我當外人。

   說王叔是異人,還要說說他精於命相學,不僅善觀面相,更常以諸葛亮馬前課為朋友事前估算,我本人便是一例。一九七八年底我父親突然去世,母親很快得到批准去了香港,北京只剩下我一個人,前途暗淡,我的心情就如跌到谷底,王叔便對我說,你別着急,一年之内你就會成行,那時是一九七九年中的樣子,我說王叔您真會安慰人,王叔也不多說,只說那你就等着吧。結果,果不其然,年底便獲批准,一九八零年三月我正式移居香港。二十多年後,在溫哥華認識一位北京來的女士,當年她在北京的時候,八十年代經人介紹見到王叔,跟我一樣,王叔用馬前課掐算,竟準確算出她的移民大約時間。由此可知,在我離開北京以後,王叔的馬前課預言能力在京城很有些名氣了。

   七十年代,王叔趙姨是我關係最近的朋友,我跟他們可以無話不談,全然不必顧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就是:在那閒空曠的大北房,孤燈之下,王叔一刀一刀在那堅硬的青田石上面恣意游仞,刀鋒刻在石頭上的那種尖利聲音回蕩在破舊的空房子裏,我看着他一點一點地刻完,然後又刻上邊款,將石頭放在小爐子上面稍微加熱,再塗一層薄薄的蠟,最後用一塊軟布擦,直到擦得精光閃亮。這最後的步驟,如果我在他的家裏作客,我便會攬過來幫他做,一邊做一邊聊,王叔也趁此機會告訴了我一些關於石頭的知識,如何鑒別,如何欣賞等等。那個時候,因爲他們倆的敏感身份,來南竹竿胡同拜訪他們的客人不多,而我同樣出身黑五類,我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所謂敏感身份,如此,才有這樣特殊的機會,與他們結成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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